毕竟是书生

    “毕竟是书生”几个字，更为读者熟悉的应该是陈寅恪先生的弟子周一良所写回忆录的书名。这里仅以此五个字为由头，引出对陈三立、陈寅恪父子以及许多类似他们那样性格气质者所作所为的感慨。中国历代文人大凡有抱负者，似乎生来就有一种情结——先修身齐家，再治国平天下，而最高理想乃是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帝师。从历史上看自然不乏这方面的成功者，例如姜太公、张子房、诸葛亮和刘伯温等，也有一些不太成功的例子，如二十世纪的章太炎、郑孝胥、陈布雷等人。他们的书生气导致他们始终不能适应官场，也就注定了其政治上失败的命运。

    1929年七月的一天下午，陈寅恪和另一位学者赵万里去位于北京景山公园的故宫博物院分院，他们都是故宫博物院聘请的专门委员，佩戴有博物院的徽章，本无需登记即可自由进出，但一位门卫却突然把他们二人拦住，不准他们进去。陈寅恪就把徽章拿给他看，但还是不让进。陈寅恪又把名片和徽章号码报给他去查验，没有想到蛮不讲理的门卫反倒更加专横，把名片往地上一扔，顺势就要动手打人。好在故宫博物院的一名职员赶紧跑来制止，才让两位委员顺利进去。不料事情还是没完，那门卫仍不甘心，好像自己受了气，大叫：“那个委员回来！ 徽章给我！”陈寅恪没有多想就把那布质徽章交给他，不料这门卫一把将徽章直接扯断，陈寅恪没再和他继续争辩，只把被扯断一半的徽章交给故宫博物院秘书处，希望讨一个说法。

    一向待人温文尔雅的陈寅恪竟遭到这样粗暴的羞辱，遂写信给自己的上司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得知此事也很气愤的傅斯年遂写信给故宫博物院，要求他们将那个门卫“斥革”（开除）。

    无独有偶，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当年的一次遭遇与陈寅恪居然惊人地相似。

    1916年3月，60多岁的陈三立打算回江西西山扫墓，到了九江车站准备过检时，忽然被十几个举着枪的士兵拦住，声称必须有护照才能通过。陈三立因为行李都在车上，随身没带护照，只好让他们搜身。可是这些士兵在搜身之后不但不肯放人，还把手无缚鸡之力的陈三立和一名仆从带到站长室里关起来，电话不让打，电报不给发，连上厕所也不允许。就这样不明不白折腾了很久，才迫于上面的压力放了人，但自始至终也没有给一个说法。

    事后，陈三立气愤地写了一封长达数千字的信给当时的江西巡按使戚扬，不但详细叙述了事件经过和受辱细节，而且书生气十足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吾国军界智识教育未能完备，无能为讳，然性习虽近骄悍，大多数亦类能服从命令，吾不敢以一时一端污我全体之军人。……故凡派遣军队与商民交涉之事，其统率员弁务须慎择有人心而知大体者。”（《陈散原致江西戚按使书》）不过，除了写信给九江当局发发牢骚，陈三立其实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惩罚那些粗暴无礼的士兵。至于他所希望的“尚冀明公转商将军，加意设法，遏其凶焰，纳于轨则”之类，也就只能是说说而已。

    陈寅恪那时已是国内著名的学者，是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陈三立更是那个时代文人的杰出代表，但无论是那个粗暴的门卫还是那些士兵都不会知道陈氏父子的价值。这两则看似荒诞的往事虽然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浪花，却若明若暗地印证了“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可笑与可憎。

    这种书生气虽不适于官场，也常常在世俗生活中遭受折辱，但文人依仗它，还是可以让自己的骨头硬起来。刘宜庆对陈三立的评价也许最恰当：“作为一名诗人，精神高洁，境界高远，才能下笔不俗。而人格独立，淡泊名利，好似闲云野鹤一般，恰是陈三立的精神写照。”

    到了陈寅恪这一辈，他又同样以承继于家族的书生气影响着孩子和学生们。如果没有校长陈序经的出现，陈寅恪的后半生或许还会更加坎坷。陈序经这位“伯乐”，让珠江边的岭南大学得以成为陈寅恪最后二十年可全身心投入工作和治学的所在。由于陈寅恪双目失明，行动不便，学校便安排他在家中上课。1956年，选修“元白诗证史”这门课的学生最初有三十余人，在那个年代已算很多，但由于很多学生听不懂陈寅恪讲授的内容和他那略浓的口音，最终剩下的学生只有十三人，但这些都没有影响陈寅恪认真备课。

    精通十多国语言的最牛教授还需要认真备课吗？ 在这一点上，最是显现陈寅恪的书生风骨。同一门课即便他已经讲过多次，但以前讲过的他不会再讲，以前用过的例证他不会再用。阐述问题的时候他旁征博引，各种史料信手拈来，而且不时夹杂所引史料的数种语言文字，有时候兴致高了还会对一些新闻时事进行评论。而对存有疑虑的问题，他宁愿放到课后考证确凿再去回答，绝不含糊其辞随口一说。如果家里和学校图书馆缺少备课资料，陈寅恪会想方设法去托人买回来。

    1938年春天陈寅恪在香港大学任中文系主任，那段时间港币很贵，他们拿天天贬值的法币换港币，生活愈发艰难。到了四五月份，他不得不独自赶赴云南蒙自的西南联大文学院教课以维持生计。教完课回到宿舍，总是心跳不能安眠，要靠服药才勉强睡下。自己在蒙自的生活条件艰苦不说，还有三个留在香港常常生病的孩子要养活，再加上他和妻子唐筼都患有心脏病，长期吃着昂贵的西药，尽管给他的薪资较大多教授都要高一些，但入不敷出是很平常的事。

    在这样情况下陈寅恪仍然还是坚持买书，有一次，他十分着急托友人劳幹、陈述找书，信中言辞恳切：“《大正一切大藏经》弟急需用，因弟在此所授课有‘佛经翻译’一课，若无《大藏经》则征引无从矣。乞速航空信请重庆速迳寄蒙自，不胜感盼之至。”有时候他还会对着老朋友发出长长的感叹，“想要上课，却没有书来看啊”“我这次来蒙自，只是求学，不敢妄称讲学也”，等等。这就是陈寅恪作为学者与师者的严谨与务实。

    1940年8月，他被香港大学正式聘为哲学教授，月薪五百元。虽然不用再在云南与香港两地奔波兼课，但总是不够畅快，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精神上不愉快之感觉，即无人可谈无书可读”。或因过于忧愁，有一阵子头顶忽然一片雪白。这样一位在任何时间里都能做到纯粹治学的师者，实在是那个动乱时代里太过特别的一个人。

    回望历史，那些具有优秀知识分子情怀的中国文人，他们的坎坷经历无非是让世人见证一种可能，一种凭借自身素养来影响和改变这个世界的方式，虽然很难，但在陈寅恪对待学生和教学方面，至少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可能和方式。陈氏父子的一生，为了那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认真而彻底地投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未来不可知，昔日已散失，唯有当下最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