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之辨

    一、缓和急：时则动，不时则静

    为政有宽严。《左传》中记载，郑国政治家子产提出，“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孔子对这样的观点高度赞扬，“善哉！ 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也就是说，一味地宽，或者一味地严，都会带来消极后果，必须宽严相济，才能实现“政和”。

    宽严之辨，最有名的当属清末赵藩在成都武侯祠所题楹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诸葛亮治蜀，“刑法峻急，刻剥百姓”。法正因此提出，过去高祖入关，废秦暴政，约法三章，与民休息，现在刘备集团新取益州，也应“缓刑驰禁”。诸葛亮坚决不同意，他认为，秦政残暴，刘邦为安抚天下，必须行宽仁之政；而刘璋治蜀，滥施恩惠，已使蜀地“德政不举，威刑不肃”，所以刘备现在必须严，驯服本土的势力，这是蜀汉建国的重要方略。

    诸葛亮所审之“势”，主要是蜀汉内部的新旧、主客之争。刘备取代刘璋，使主客新旧的矛盾演变成荆州和益州两个集团的矛盾。诸葛亮曾委重刘璋旧属代表李严，但李却与之分庭抗礼。前有刘璋暗弱，后有李严发难，诸葛亮当然要以法立威、从严治蜀。

    蜀汉“民不足百万”，却要支撑起诸葛亮六出祁山、连年征战，蜀汉政权对地方的榨取近乎极限，这显然是秦政。但蜀汉内部却非常稳定，如果没有外力征服，国祚可能不会太短。究其原因，蜀汉政治虽有严苛的一面，但同时也讲究以德治国、宽严相济。对诸葛亮，蜀中父老既畏他，也敬他爱他。陈寿称颂他，“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令“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清末的郭嵩焘，也就宽与严有过一番议论。咸丰十一年八月，咸丰帝在热河行宫驾崩，这之前，肃顺最受宠信，权倾一时。肃顺为政苛猛，严厉整饬吏治与科场风纪。处理“戊午科场案”，处斩当朝一品大臣、文渊阁大学士柏葰等人；办“户部宝钞案”，抄没户部司员、商户及满族宗室数十家。

    但肃顺杀了这么多人，并没有扭转当时官场的风气，反而得罪了满洲贵族。“无莽操才，而有莽操之志”，结果被比他还要“威断”的慈禧砍了脑袋。

    郭嵩焘在给陈孚恩的一封信里指出，肃顺一心铲除积弊，十分勤政，但清季乱政的症结并不能简单归结为吏治宽松。“宽”不是本质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当局者“颟顸”，无知又不求知，糊涂而又自信，以致国家从根上就糜烂了。郭嵩焘认为，吏治最为关键的是“严”与“实”，当官的全都不肯担当，不愿意负责任，“推求国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饬，而事皆内溃”。肃顺这样严厉、这样威风，反而会令官员更加因循守旧、更加不注重实效，绝非揆情审势之举。一旦威权丧失，那就是抽心一烂，国家将成土崩瓦解之局。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宽与严的关系，不是简单交替或粗暴折中，当取两极之中，并超越其上。客观现实性是自变量，主观能动性是因变量；主观能动性尤其要把握好时、度、效，因为“真理向前一步就可能是谬误”。

    从更深的层次来看，在政治上思考宽与严的关系也涉及到如何理解整体与部分、秩序与自由的关系问题。康德以为启蒙声辩、主张理性的公开运用而举世皆知，很少人注意到他在《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中强调了弗里德里希国王的那句话：“理性思考吧，思考多少，思考什么都行；但是要服从！”稳定而有效的秩序是构建宽松的个体自由和公共空间的前提，所以在特定时刻或特定领域的严，恰恰是为了创造宽的可能性条件。宽以严为前提，严以宽为目的。正是在此意义上，“惟有自己已启蒙、不惧怕阴影、但同时手中握有一支训练有素且人数众多的军队以保障公共安定”的德国国王，才能在思想和宗教的领域实行了其他欧洲国家所不敢实行的宽容政策。

    进一步举例，我们该如何认识宽与严？ 或可以有三个维度：

    缓急，即英文timing，意为时机、速度。审时度势、拿捏尺度，实时动态调整策略。事缓则圆，是宽；雷厉风行，是严。

    兵法上讲，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疾与徐、动与静其实正是严与宽在战争中的具体表现，关键在于对战机的判断，这直接决定战争的胜败。解放战争中“四野”所向披靡，“四快一慢”这一克敌制胜的战术功不可没：准备要快、前进要快、扩张战果要快、追击要快，而发动总攻则要慢。孙子曰，“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拙速便是准备要慢、动手要快，哪怕上级催骂，通讯员左催右催，反正我要准备好了才打。北宋大将宗泽所说，“缓步徐行静不哗，每临大事有静气”，也是这个意思。

    秦统一六国是了不起的丰功伟业，废封建、设郡县，毫无疑问是影响了几千年的雄韬伟略，但再好的制度，如果推行太急，急政也就成了严政、苛政。类似的还有隋朝，创制之功与秦可以齐观，陈寅恪指出，虽“李唐传世将三百年，而杨隋享国为日至短”，然“两朝之典章制度，传授因袭，几无不同，故可视为一体”。汉承秦制、唐承隋制，都是一模一样的制度，汉唐为什么国祚长得多，就在于缓急不同。

    安定徐为，由定生慧，“放大招”“出绝招”前必须要沉得住气，处理好缓和急的关系，也就是把握好了为政宽与严的尺度。

    二、上与下：统一“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

    宽与严，除了选准时机，还需要找准对象，精准施策。“上”较多和集中相联，“下”较多与民主相联。

    严是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严管就是厚爱，而且越往后越严。但严是严格，而不是严酷，是严明法纪、赏罚分明，而不是翻云覆雨、刻薄寡恩。

    作为领导干部，要慎独慎微、严格自律。诸葛亮在治蜀时自述，“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领导干部更应心中有则，心中有戒，行有所止。

    宽是对百姓的，也是对基层干部的。“不痴不聋,不做家翁”，在上位者，待人要宽，心中有民，心中有爱。改革进入深水期，对基层一线的干部应该多些宽容，鼓励探索，容忍失败，给予更多的“试错权”——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越是关系大家切身利益的事，可能引发的矛盾越多，改革创新就越难。为政之德在于为百姓谋福祉，努力解决其急难愁盼的问题，不断提升其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绝不能因为有人反对或事态复杂、道路艰险而放弃做事，否则“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当然，宽是宽容，而不是纵容。“慈不掌兵”，带队伍的人，不能对下放纵、放任。政治忠诚在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政治标准必须严之又严。

    三、繁和简：大道至简，纲举目张

    在合适的时机，选择了合适的对象，还必须在众多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采取正确的方式。

    事无巨细，条分缕析，就是繁。“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干事创业之初，百废待兴，要把解决问题与建章立制统筹起来，此时的繁就是严。繁是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社会组织越来越复杂的必然要求，不繁、不严，就会顾此失彼。

    但要警惕，“事愈烦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过度管控同样会带来负面影响。西方法规繁复，从后院养鸡种草到司机劳保薪资都有详细规定，虽对保障福利安全有益，但繁琐中也蕴藏着危机。疫情期间，美国长滩和洛杉矶市政府一条不起眼的规定——码头货场集装箱只能堆两层，导致集装箱堆积占地，影响货车、起重机一系列工作，最终致使整个海运系统堵死，形成供应链崩溃的负循环。

    中国正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认真借鉴汲取国外的经验教训，要为社会留出适度空间与模糊地带，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特别是要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这就是宽。当然简也不是不作为，而是小而有为、宽进严管，集中精力解决主要矛盾。

    宽严之辩，就是要处理好主观与客观、共性与个性、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做到辩证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有缓有急、有上有下、有繁有简，如此，则宽严相济、政通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