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方之老师

    方之老师是蜚声文坛的知名作家，他本姓韩，名建国。上世纪60年代初认识他时，方老师是南京市文联（那时文协纳入文联内）专业作家。我刚刚读过他发表在《雨花》上的短篇小说《出山》。开始时我称呼他韩老师，后来看文学爱好者都称他方老师，也就改了口。

    “文革”一别十多年。1978年，度过艰难生活的方之从洪泽湖畔调回南京市文联，因没有住房，暂居在南京日报社（中山路2号，之前是南京市文联）三楼腾出的一间屋里。当时报社一楼是印刷车间、二楼是编辑部、三楼是报社行政部门。左邻右舍也住着几个待落实住房的作家，如“文革”下放回宁的原《人民文学》的编辑陆苇、从广西师院调回的教授杨光中等。他们在这简陋的办公室安了家，听着深夜一楼报社嚓嚓而响的印刷机声入枕而眠。几个人当时都是刚创刊不久的《南京文艺》编辑。

    那时我年轻，三十出头，常于晚饭后去陆苇、杨光中处闲聊。一次刚上三楼，在走廊里看见一个老头端一盆水出来，觉得有点面熟，借着昏暗的灯光，走近前冒昧地与他打招呼：您是方之老师吧？ 他抬起头，点点头。我自报家门，他想起来了，放下脸盆和我握手。眼前的方之老师面容苍老，瘦骨嶙峋，岁月在他脑门上刻下道道沟壑，背也有点驼了，说话间不停地咳嗽，一副饱经沧桑的模样。没想到十多年未见，他的身体被折磨成这样，不再是当年担任共青团南京市委宣传部长的形象，也不再是我第一次在文联相识的那个意气风发的英武才俊。

    这以后，我每次去报社三楼，总会依序去他们三位老师屋里坐坐。方之老师每晚都趴在昏暗的灯下伏案写作，精神状态依旧那么旺盛（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住在鼓楼另一间很狭小的屋里，为便于写作，他只身住这里）。我知道时间对他来说太宝贵了，他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我大都略坐一会儿，就离开去隔壁的陆苇和杨光中处。

    一次，他和我说起他正在写一篇题材很别致的小说，题目还没想好。有时也跟我说，《南京文艺》准备改版，要办成一本在全国有影响的，面对青年的文学刊物。

    那两年，他一边创作，一边和当时《南京文艺》的主编斯群研究策划新刊物。1979年他和我说的那篇小说，后来取名《内奸》发表在《北京文学》第3期上。方之老师说，这篇小说写好后，颇经曲折，被几家刊物退过，后来《北京文学》的主编章德宁经王蒙介绍，得知方之手上有一部小说，就南下联系，觉得不错，这才立即刊发了。

    小说发表后引起广泛重视，获得该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并被译成多国文字。1979年江苏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袖珍版的单行本《内奸》（同时出版的还有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这两本小册子，很抢手。

    此后，方之老师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南京文艺》的改版上。他知道自己身体不好，精力快要消耗尽了，他要竭力把手里的火炬交给后面的年轻人。为创办这样一个专门发表青年作者作品的刊物，他抱病与患难老友《雨花》主编叶至诚研究，还打电报给上海的巴金，请他为刚拟定的刊名《青春》创刊号写稿。

    然而，天不与人以寿，方之老师的病情已无以挽回，这年的10月22日，方之老师终因肝癌不幸辞世，年仅49岁。噩耗传来，令文学界震惊。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实在走得太早了！ 刚发表的小说《内奸》竟成了他的绝笔。若不是沉疴不起，方之老师还要出席那个月月底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这是一次拨开云雾见天日的文坛盛会。

    也就在这年的12月，改刊后的《青春》横空出世，创刊号很快售罄，编辑部几次加印，以满足读者的需求。

    次年，这份引领青年文学潮流的杂志红火异常，在文学经历严冬摧残重又怒放出鲜花的时节，发行量扶摇直上，巅峰时达200多万份，一时风靡全国。每天的来稿整邮包整邮包地涌入编辑部。也许，每一个人在青春岁月都会怀有狂热的文学梦想，在那个文学还没有边缘化的年月，不知有多少文学青年奋力去叩响这座殿堂，实现年轻人一个个美丽的童话。可惜方之老师没能看到这一空前盛况。

    这份杂志的热销，给编辑部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于是自筹资金，选址鸡鸣寺附近的兰园，由专家设计，拔地盖起了一幢七层高的青春楼。青春楼既是《青春》编辑部的办公地址，也是编辑们居家过日子的住宅，烟火氤氲中，编辑们在自己的家中，阅稿选稿审稿议稿，接待南来北往的青年作者。《青春》成为当时红遍大江南北的名刊，培养了大量的年轻作家。

    方之老师虽去世了，作为策划《青春》创刊的重要功臣，历史牢记着他，自然分给他一套住房。而他的大公子李潮（他跟母亲姓）刚好大学毕业，子承父业，分配至《青春》任小说编辑，顺理成章住进了青春楼的七楼701室。

    说来也有缘，因那时《青春》的来稿量太大，编辑部人手紧缺，聘请了几位作家帮该刊处理稿件，我有幸受聘。编辑部安排我协助李潮处理青海、河南、山西等地作者来稿。我与他时常联系，关系遂密切起来。

    有一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在李潮家中谈稿，他从冰箱里取出西瓜款待。空闲时，我和他聊起他父亲的往事。我说起方之老师给我印象颇深，读过他颇有影响的几篇小说，如《出山》《看瓜人》，都是颇具深度的现实主义力作。

    李潮和我说，父亲写《出山》小说是有生活原型的。1957年，父亲因“探索者”问题下放八卦洲劳动改造，他在那里种地，住在农民家里，结识了很多农民朋友，也写了点东西。三年后回来，在《雨花》上发表了这篇小说。“文革”时又批判他，说他写《出山》，就是为他自己再度出山呐喊。反正每次运动一来，父亲都是首当其冲的受批判对象。

    李潮说，“文革”后父亲回到南京，身体一直不好，他给自己订了个五年的计划，他曾说：“我准备再做五年苦工。”他想好了十多篇作品，准备一篇篇写出来。后来父亲病情严重了，住进了医院，他问我母亲：“我还能活多久？ 能活三年，我就做三年的打算；倘使只能活一个月，我就马上出院，把最要紧的事情做完……”

    1980年初，父亲的《内奸》获得1979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因他已经去世，是母亲去北京替他领的奖。说这话时，李潮的神色很凝重。

    有一次，我还问过李潮，你有个弟弟叫韩东吧。我不认识。他说是的，喜欢写诗。

    1981年7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方之作品选》，黑色封面衬托白底书名，左上角画有一团红红的烈火，寓意深刻。叶至诚写了代序《曲折的道路》。选集末尾，还附有方之夫人李艾华及巴金、陆文夫、高晓声等著名作家的悼念文章。李潮送了我一本作留念。

    方之老师总是用敏锐的目光和火热的心去观察和聆听时代的脉搏，在自己的作品中讴歌生活中美好的东西，鞭挞丑恶的东西。他始终不曾忘记作为作家的责任。他的小说正如他的患难朋友陆文夫所说，是“一团火，一把剑”。

    李潮，后来到深圳下海去了，还是搞文化工作，几年后名声大震，成了汽车界中国“中系车”自主知识产权品牌的广告商，扎实的文学功底，让他在这一领域游刃有余。后来他的弟弟韩东也调入《青春》做诗歌编辑，我只知道他诗写得好，曾开一代诗风，是中国上世纪80年代“第三代”诗歌主要代表诗人之一。写于1983年的成名作《有关大雁塔》中的“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为了爬上去，做一次英雄，也有的还来做第二次，或者更多……”的名句至今我还记得，那年他22岁，可惜我们至今还无缘相识。他们父子三人都和《青春》有着深厚的渊源，父亲是创始人之一，他的两个儿子则是做《青春》栏目的主持人。

    写完这篇文章，我走到书架上在小说栏上找出方之老师的遗著《方之作品选》。翻阅时落下一个信封，拾起一看，是夹在书中的一封市文协（即后来的市作协）寄来的“方之同志治丧小组”的信函，告知方之逝世的讣告。那是我特意放进书里留作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