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我人生的一本书

    今年的开学季，除了迎来新一批本科生和研究生，我还和家人一起送别了2013届研究生包学敏，祝贺她赴京开始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临行前，当得知我的“传播学概论”慕课顺利上线时，学敏立刻注册了学习账号。毕业后的八年里，她在省内一所高校从事新闻教学，和我讲授同一门课程。

    青年学子的成长、成才，无疑是令为师者最开心的事儿，更何况学敏等一批学生还成了我的同行。回味这样一份成就感、幸福感和自豪感，我和学生都共同感念一本书，它就是连续多次获评国家级规划教材的《传播学教程》，作者是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的郭庆光教授。于我自己而言，这本书还意味着人生际遇的一次重要转折。

    一

    时间回溯到2002年。当时我在黑龙江日报社上夜班。一天上午，我从书架上取出《传播学教程》来读。不曾想一读就着了迷，于是每天上午读一章，就像采访新闻时遇到了一个博学健谈的对象一样，十分过瘾。阅读中我不仅深化了对日常新闻工作的理性认识，而且切实体会到了当代信息社会的特点和信息传播的重要意义。

    刚刚接触传播学理论的那段时间，也正是我自己人生和事业的低谷时期。因为有朋友相劝，当年冬天我便揣上《传播学教程》这本书和自己的学位证书，一个人乘火车南下，目标是广东省和福建省的两所高校，准备转行教新闻。幸运的是，两场试讲、两次应聘我都顺利通过了。华侨大学中文系主任王建设教授告诉我：“你讲课有理论，条理清晰，普通话也不错，欢迎你到我们这里发展！”

    返程的火车上，我从背包里轻轻取出这本《传播学教程》，仔细打量，反复翻阅。一时间思绪随着火车飞驰，这本书给我带来了新的机会，我的人生真的会“全新开始”吗？

    转眼到了2003年春天，那场改变中国的“非典”也影响了我的人生选择。正计划着南下福建去当老师教新闻，却因疫情无法及时成行。随即又得知黑龙江大学新闻学专业也正缺少教师，于是我便试着用《传播学教程》中关于群体传播中的“集合行为”理论，去分析“非典”期间人们的抢购行为以及相关新闻报道。幸运的是，学科专家们认可了我的试讲。于是，当年秋季学期伊始，我在家乡哈尔滨开始了自己的教师生涯。

    大约从2004年秋季起，我开始给学生讲授“传播学概论”，教材当然就是这本帮助我实现工作转型的《传播学教程》。

    2005年春季学期，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其间有幸结识了作者郭庆光教授。他曾在日本留学多年，先后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人大新闻学院院长。先生身材不高，脸上架着一副金丝框眼镜，为人谦和低调。我还了解到，他曾是北大荒的下乡知青。夜色中漫步于人大校园，联想起先生在改革开放之初从东北边陲的黑土地考入国内一流学府，然后负笈东瀛，潜心苦读，终于收获知识火种，传播华夏，泽被我等无数学子，不禁心生敬意。

    二

    自1999年出版以来，《传播学教程》已经发行150多万册，可谓一纸风行。传播学知识激发了数百万学子的想象力，促使他们成长为信息社会的精英和才俊。

    我所教授的第一批学生中，2002级的刘新传，在毕业后的十年里，先后于中国传媒大学和清华大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并完成博士后研究，其间还有幸参与了导师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一书的修订工作。

    2019年春季开学，我结束为期一年的俄罗斯访学生活，从莫斯科返回学校上课。当问及大四学生记得我讲的哪些课程时，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是“传播学概论”。当年夏天，在毕业典礼上代表全院教师向毕业生致辞时，我高高举起一本《传播学教程》，现场立即响起一片掌声和欢呼声，那里面包含着他们通宵备考的记忆，记录着他们求知路上豁然开朗的欣喜，同时也传递出他们挥别母校走向职场的豪情。

    在中国人民大学访学时，讲授该课程的是郭先生的高足刘海龙博士。他腹有诗书，课堂上极富魅力。没过几年就见到其所著的传播学理论教材《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面世。2011年，郭先生又推出精心打磨的《传播学教程》第二版。不到三年时间里，师生相继出版、再版同一学科的理论教材，也堪称一段佳话。

    郭先生的教材精于谋篇，片言居要，为教师的授课预留了充分发挥空间。其弟子刘海龙的教材则在兼收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成果的基础上，深入浅出娓娓道来，表现了对后学者的关心与体贴。师生二人的教材结合使用，则更有利于后学者的知识接受与纵深拓展。

    捧读郭庆光教授及其弟子刘海龙二人所著的传播学教材，不禁使我感慨，在引进、传播和开拓传播学知识方面，他们师生数十年来的接力盗火、播火之举，无疑是对教师职业内涵的生动诠释。如果说教材是有字之书，那么他们师生二人的行动与精神则是一部“无字之书”，同样值得我们体会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