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一统背景下的元代文学格局

    元代很多社会文化现象，为中国自古所未曾有。元代这样一个地域广阔、民族众多的国家，政治统一，文化多元，语言各异，各行本俗，为此前一统时代不曾见。千百年来作为治国之要的“一道德以同俗”（《礼记·王制》），在元代不可能推行。很多带根本性的观念，在元代必须改变。这样的社会现实，挑战着中国文人的固有观念，也挑战着今天元代文史研究者的学术思维。元代大儒吴澄曾说：

    今日之事，有书契以来之所未尝有者……自古一统之世，车必同轨，书必同文，行必同伦。今则器用各有宜，不必同轨也；文字各有制，不必同文也；国土各有俗，不必同伦也。车不同轨，书不同文，行不同伦，而一统之大，未有如今日。睢盱万状，有目者之所未尝睹；吚嗢九译，有耳者之所未尝闻。（《送萧九成北上序》）

    秦汉之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是“大一统”的标志。秦汉之前，“春秋大一统”，核心观念是“尊王攘夷”。这些核心观念与标志都已改变，元代还可称“大一统”吗？吴澄认为，不仅可称“大一统”，而且是一种超越性的“大一统”：“一统之大，未有如今日。”另一位名儒许有壬甚至说：“古之一统，皆名浮于实；而我则实协于名矣！”（《大一统志序》）面对当时的现实挑战，元代文人做出了他们的回应，对诸多固有观念作出了时代的阐释。

    不得不说，往年不少元代文学研究，对这些问题似乎漠然无视，因此也难以触及元代文学历史的本真，难以揭示元代文学的独有特色与独特价值。邱江宁教授正是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以新观念、新视野，改变旧的学术思维，获得了对元代文学本真的认识，取得了突破性的学术成果。这诸多的新视角、新结论，体现在她的新著《元代文人群体的地理分布与文学格局》（入选2019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中。

    该书绪论说：“理解元朝的一切创作活动或者标记这个时代的所有创作特征都不能豁离它的根本社会背景。如果再习惯于以往那种用中原王朝的特点和汉族中心立场来表述和评价这个时代的创作面貌，则可能较容易遮蔽和简单化许多属于元代文学自身的独特性。”作者关注的是文人的地域分布与群体流动，由此动态地把握随时间变化的元代文学格局。作者认为，基于元代现实背景来讨论元代文人群体的地理分布问题，或许不能像之前研究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原王朝的情形一样，由相对稳定的郡县划分、既定的地域环境、人群结构来探讨文人群体的地域分布情形与地理环境所影响的人群性格，以及他们在文坛格局中的作为与影响。在蒙古人的影响下，元代文人群体的形成、地理分布以及对文学格局的影响等等方面都与中原王朝的情形有很多不同的特点。

    在这部书中，邱江宁教授立足元王朝的社会文化特征，从多民族、多地域、多文明的视角来观照其时文人群体的流动性及整体创作面貌与格局，对元代文学的格局作出全面的梳理和阐发。依照这样的学术思维，形成了本书以下三个主要特点。

    第一，元代文学的发展史和独特性是在蒙古人近百年的世界征略和大一统王朝建构的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从文人群体的地理分布情形来动态整体地考量文学格局的变化，在元代文学研究领域，依旧是一个富有新意的话题。一般而言，地理观念既有别于民族观念，也不同于南北方这样的区域概念，地理观念中应该包含明显的独特的文化内涵，这一独特的文化内涵对文人的活动和创作产生影响，进而促成独特的文学风貌。如《元史》所云：“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有元一代文人群体的地理分布以及他们对于元代格局的构建意义，我们的探讨始终都不能脱离元朝社会多民族大一统的背景。《元代文人群体的地理分布与文学格局》站在全局的立场，从元朝社会一统格局的形成以及元代文学格局自身独特性角度出发，观照文人群体流动的背景、流向区域以及可能造成的创作影响，这不仅可以使元代文学研究的系统性与整体性得到加强，而且可以在时空背景清晰的情况下，厘清元代文学发展的总体脉络，将许多看似个体的文学现象进行较准确的逻辑归位。

    第二，元代文学的发展格局具有世界性。在元代，海、陆丝绸之路均得以拓通。一方面，西域人东迁中土形成高潮，这不仅给元代文坛带来了特别的西域作家群体，而且也使得元代文人群体的地理分布与文学格局问题的探讨越出了传统的格局。西域人是蒙古人最信任的腹心，是蒙古人在中原统治意志的延伸，元代西域作家群体由萌发到走向高潮，再最终循入退潮，其实也可谓13-14世纪蒙古人在中原乃至世界的影响力的一个缩影。另一方面，蒙古人经过将近百年的三次西征及南征之后，打通了整个东、西方的通道，亚、欧大陆首次被联结为一个整体，这个时期，以海、陆丝绸之路为纽带，以中国为中心的东、西方经贸与文化交流臻于鼎盛。对于文学创作以及元代文坛的格局而言，一方面外邦文人进入中国并以中国为表述对象，另一方面中土之人出入异域，将异邦风物纳入亲见亲闻之叙述。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学并不能拘囿于中国范畴，而是具有世界性特点。就元代文坛格局开放性的一面而言，应该将元代文学的发展格局与13-14世纪的世界大背景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使其探讨具有一定的世界性格局。

    第三，以清晰的时间节点厘清元代文人群体空间分布的特点，进而钩稽元代文学的发展格局。《元代文人群体的地理分布与文学格局》是以空间维度的观照展开讨论，但所有空间维度的展开都努力扣合重大历史背景，而在文人群体的时空维度都得到清晰的文献与历史支撑之后，元代文学的发展格局也变得清晰可触。本书认为，丘处机、李志常等全真教徒以及耶律楚材父子，缘于特殊的机缘成为最早接触蒙古人的中原文人群体。这个时间是蒙古人第一次西征的时间——1220年左右，而且他们以诗文形式表现和叙录了那些极具蒙元特质以及元朝文化色彩的内容，就这一视角而言，丘处机、耶律楚材等人在13世纪初以西游纪行的方式开启了元代文学。元朝的一统文学格局开启于忽必烈于蒙哥汗元年（1251年）受命总理漠南事务，驻跸金莲川的潜邸时期，以一直到至正八年（1348年）方国珍据浙江黄岩而开始东南割据的时期为止，大约100年时间，这是元代文学形成一统格局的时期。与此相对应的是，从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的13世纪初开始，到1347年左右，欧洲黑死病爆发，元朝海、陆丝绸之路中断为止，元代文学的开放格局也在这百余年间。而就元代文学的深远影响而言，它并没有随着元代统治势力退出中原而止，明朝与北元的政治、军事对抗使得元代文学的影响接着明初的浙东文人群、台阁文人一直延续到土木堡事变（1449年）发生之后。

    为了使全书的时空节点更具有历史、文献可感性，本书在正文之后附录了“1200-1368年大事记”，由时间、条目与按语内容组成，在编撰上重视时间、空间的具体性和内容的原典性，主要以序言、传记等原始文献内容作为按语内容的主要部分。

    詹福瑞先生曾说，元代文学研究是国际性的学术。邱江宁教授也正是以国际大视野来审视元代文学，她认为，欧亚大陆自东向西所并存的四个大文化圈：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汉文化圈、中亚和西亚的伊斯兰文化圈、南亚的印度文化圈以及东地中海与欧洲的基督教文化圈，都与元代的中国发生关联。“丝路纪行”缘此成为13至14世纪东西方世界相互观察、纪录和思考的最典型载体。《元代文人群体的地理分布与文学格局》由此而致广大。同时，作者也努力尽精微，书中对于具体的文人群体、文人家族及当时多边、多向度的文学、文化交流互渗的考辨，资料翔实，具体、细致、深入，显现出作者思维之精细与功夫之扎实。

    2013年，我在一个论坛上发言，说元代文学研究出现了可喜的局面。我概括为四个“新”：新人、新著、新思路、新面貌，“新”不断涌现，研究不断深入。这其中，邱江宁和她的研究成果，具有代表性。相信《元代文人群体的地理分布与文学格局》的出版会有力推进元代文学研究的进展。

    大元朝具有跨越往古的大气象，我们的元代文学研究，自应有通观多元、总览时空演进的大格局。

    （《元代文人群体的地理分布与文学格局》 邱江宁著 中华书局2021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