怨恨、疗伤与智术师

    1942年，在希特勒德国刚刚露出覆灭的端倪之际，从30年代末就被迫离开家乡、旅居美国纽约的两位德国犹太裔学者——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便开始着手清算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来源。从他们的个人以及千千万万在战火中颠沛流离并且不时面临性命之忧的犹太人的悲惨经验出发，发生在德意志祖国的这场历史性浩劫，在两位学者看来，应当是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为什么一场倡导以理性为工具批判中世纪蒙昧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最终会蜕变成一场血腥的野蛮的战争？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认为，揭橥理性作为判断一切自然和社会事务之唯一标准的启蒙运动由于片面地发展了工具理性，结果导致自然和他人均被看作为一个强大的现代主体的认识对象和操控对象，于是启蒙便脱离了人道与文明的轨道，走向了“物化”以及残酷对待他人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启蒙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的历史发展过程就表现为“启蒙的自我毁灭”过程。因此，两位法兰克福学派的领袖对启蒙运动做出了如此评价：“自由在社会中与启蒙的思想须臾不可分离。然而我们相信，而且我们也能够清晰地认识到，甚至是这一思想的概念，以及它纠结其中的种种具体的历史形式和社会制度也已经包含着倒退的种子，这一倒退在今天全面发生了。”启蒙运动追求的思想和语言清晰化的概念对艺术、文学和哲学可以说是足够了，然而当它把对事实上的，即对占据支配地位的思想方式持否定态度的思想统统当做“无知的琐碎之事”、甚至是当做陌生的东西加以禁止之时，它也就将精神本身禁锢在了深沉的黑暗当中。“经济生产力的提升一方面创造了建设一个正义社会的条件，另一方面却赋予技术手段以及掌握技术手段的社会群体以一种无限高于他人的地位”，最后，两位思想家面向其读者公众们发出呼吁，“假如人类不应当被完全背叛的话，那么启蒙就要促使自己进行反思”。

    就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纽约的书斋中写下这些反思和批判启蒙运动的文字（它们随后被结集为《启蒙辩证法》一书并于1947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前一年即1941年，一位名为彼得·约西姆·弗里希的德国犹太青年人跟随父母历尽了种种艰辛，来到了美国中部城市丹佛并在那里定居下来，他就是在20世纪70、80年代成名的文化史家彼得·盖伊，那年他才18岁。不久之后，丹佛大学的学生盖伊就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其最初的研究对象是犹太裔的德国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者爱德华·伯恩斯坦，但是真正奠定其学术声誉的几部著作几乎都与启蒙运动的话题有关，诸如《伏尔泰的政治学：作为现实主义的诗人》（1959）、《人性的党派：论法国启蒙运动》（1964）、《启蒙运动：一个阐释：现代异教的兴起》（1966）、《启蒙运动：一个阐释：自由的科学》（1969）、《启蒙的桥梁：有关启蒙运动的对话》（1970）。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位历史学家孜孜以求的欧洲启蒙运动研究工作与其德国犹太移民和作为大屠杀幸存者的身份之间有什么关系？

    1939年，柏林歌德中学的15岁学生弗里希离开德国踏上了流亡的路途。30年后，在1968年发表的《魏玛文化》一书的末尾，已经崭露头角的历史学家为成长在魏玛共和国的一代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唱出了一曲非常凄凉的挽歌：在描绘了画家马克斯·利伯曼年迈的遗孀以及本雅明、茨威格以及其他天才作家的自杀场面之后，作者如此动情地写道：“直到1933年1月30日那天，阿道夫·希特勒当上了德国总理，魏玛的人们四散逃离，他们将魏玛的精神带到了具有伊索风格的内心移民当中，带到了集中营里的死亡当中，带到了自杀——一阵敲门声过后在柏林的一所公寓中、在西班牙的边陲，在巴黎街头一间出租屋里、在瑞典的乡村里、在巴黎的小镇上、在纽约的公寓里发生的自杀当中。然而，也有另一些人，他们把魏玛精神带入生命当中，带入成功的事业和实验室工作发挥的持久影响当中，带入医院、报纸、剧院、大学里，并为这一在流亡当中的精神找到了真正的家园。”作者坦承，这些文字绝非是史学家应当付诸笔头的“有距离的观察者写就的冷峻的散文”。

    盖伊在《启蒙运动》的前言中曾说他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学术兴趣萌发于1944年，而真正起笔撰写有关启蒙运动史的著作却是在1959年之后，特别是在位于北加州帕罗奥托的“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度过的1963-1964年冬季学期。盖伊在1998年出版的《我的德国问题：在纳粹时期的柏林成长的历史》一书中披露，两年前，也就是1961年6月，盖伊夫妇曾经受邀跨过莱茵河从斯特拉斯堡经过基尔再度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柏林。22年前发生在同一座城市的反犹主义场景仍然历历在目，这再次勾起了他心中郁积的对纳粹德国和德国人的怨恨。在途经德国边境时，一爿小店里的女售货员向盖伊这个犹太裔美国人（1946年盖伊正式加入美籍，并为此感到自豪）投去的冰冷的一瞥，也令他感到“如同杀人一般的反犹主义依然存活着并且在我的故国枝叶繁茂”。三十多年后，在《仇恨的养成》（1993）（即《布尔乔亚经验·第三卷》）一书中，盖伊倾向于将女售货员的眼光视为基于宗教派别或种族/族群的仇恨而采取的攻击性行为。除了个人之间的决斗和国家之间的战争这些诉诸暴力的方式之外，人与人的攻击性行为还隐秘地表现为言辞和举止。在对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仇恨和攻击行为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之后，盖伊说，这些言辞与举止当然不如暴力更为致命，但有一点也不难以辨别：“炫耀自己的财富或者战胜自己的恋爱对手绝不亚于挑起一场决斗或者对邻国发动一场侵略战争。”可见，无论对攻击者还是被攻击者而言仇恨都是痛苦的事情；然而对于像盖伊这样的历史学家而言，仇恨却是令人颇为费解的现象，就连多愁善感的格奥尔格·毕希纳也不愿直面它，在写给未婚妻的书信当中，这位天才的戏剧家和诗人说：“什么是在我们人心当中的谎言、抹杀和偷盗？ 我不愿再深入思考这个想法。”

    柏林之行又让盖伊回忆起了1950年与同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的政治理论家弗朗兹·诺依曼之间发生的一场小小的争执，诺依曼在战前的德国是一位著名的劳工律师，1933年5月为了躲避纳粹的逮捕移民美国。他在思想上是一位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者，与法拉克福学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时还是马尔库塞的密友。然而让盖伊感到非常愤怒的是，诺依曼竟然公开声称“在欧洲，德国人是最不反犹的民族”。在由哥大教员俱乐部举办的一次活动上，盖伊质问这位以纳粹制度分析见长的学者道：“您为何如此多愁善感？”没想到诺依曼却反问道：“您又为何能够如此多愁善感呢？”

    同样是出生在德国、同样是为了躲避纳粹而被迫流亡的犹太移民、同样是对他人抱有善意的两个人为什么险些陷入争吵呢？ 这场小小的争执让盖伊认识到：“无论是个人的经验还是一己的私情，并非这些所有与纳粹时期的生活直接相关的东西都能够为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提供合法性。”偶尔从父亲口中听到的一句类似于埃德蒙·伯克的话即“一个人不能诅咒整个一个民族”，让盖伊在对待德国人的态度方面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后者集中体现在《仇恨的养成》的前言当中，历史学家盖伊于是像法国作家龚古尔那样承认：“破坏是人天生就有的情感”，其原因在于“祖先的演化使得我们每个人都是潜在的武士”（亨利·詹姆士），因此社会学家齐美尔也说，人性中包含着“战斗的冲动”，人们生来就渴望“仇恨和战斗”。

    在加入美籍后，这位历史学家宣称自己是美国人，爱国主义者，甚至是沙文主义者，他痛恨那些贬低美国人为物质主义者和没教养之人的德国同胞。虽然对德国和德国人的仇恨有所缓解，但他也并不完全信任于德国人。在盖伊的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康德、莱辛和魏尔兰这些德国启蒙思想家与其法国和英国的思想伙伴们得到了同样公正的对待而已。按照盖伊本人的说法，他在极力将“德国和德国人整合进现代西方文明的文化当中”，与此同时，他也试图将“德国整合进其自我的理解当中”，于是他对启蒙运动的研究不再局限在17、18世纪的法国，而是涵盖了英国、德国和美国。不仅如此，这些西方国家在同一时期于哲学、心理、科学和文化方面发生的种种变化可以被追溯到前苏格拉底时期，准确地说是公元前5世纪伯利克里时期由来自异邦的智术师（即智者）在雅典城市国家发动的一场以自然世界观挑战古老的神话世界观的启蒙，为了区别于17、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盖伊将前者称之为“第一次启蒙”。

    在《启蒙运动》中，盖伊花费了大量的篇幅将法国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们，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达郎贝、孔狄亚克、孔多塞对古希腊智术师毕达哥拉斯、普罗迪克斯、高尔吉亚、希皮阿斯、安提丰、克里特阿斯等人的引述和评价加以摘录和比较，寻找到他们之间的极度相似性，并且分析了一众法国思想家援引智术师言论想要达到的批判现实的目的。

    受盖伊上述做法的启示，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的古典学家W.K.C.加斯里在其于1969年出版的《古希腊哲学史·第三卷》当中直接将智者们开始涌现的时代定名为“五世纪的启蒙运动”，作者在该书的序言中坦言此举旨在解决“我们这个麻烦的时代”的问题提供启示，所谓的“麻烦”自然是指纳粹体制给欧洲带来的思想混乱状态。

    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一样，加斯利的做法仍然没有摆脱对纳粹体制进行政治清算的解释框架。正如盖伊所说，一些职业的历史学家试图将纳粹的起源追溯到远至路德时期的德国，并在那里寻找希特勒之所以会在后世得以不可避免地出现的前兆和影子。然而盖伊却说：“我理解这种做法但却不能赞同之。就我个人的判断而言，它在本质上是非历史的。”对前者而言，过去的历史是可以诅咒的对象；对盖伊来说，历史的书写则是将自己从过去所受到的毒害中解脱出来，从而走上属于自己道路的过程。

    启蒙是一种充满了批判和反抗精神的时代文化氛围，对于盖伊这样一个弗洛伊德主义者而言，它与加斯利笔下的智者时代一样是一个美好的“昨日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