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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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中，秦国最终攻灭六国，结束了数百年诸侯纷争的局面。中华大地上第一次建立起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于是改制称帝，于是行郡县、废分封，于是统一文字、车轨、度量衡，其影响历二千余年，垂至今日仍未尽消。此即所谓“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谭嗣同：《仁学》）者，所谓“百代都行秦政法”（毛泽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者。

    统一天下的功绩，似乎让秦君臣颇为“意得欲从”，所立刻石称之为“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为“人迹所至，无不臣者”，为“平一宇内，德惠修长”（《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一功绩，亦大体得到了后世的积极评价。即使旨在批评秦“仁义不施”的名篇《过秦》，也不得不承认秦统一后“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说“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黎民百姓“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贾谊：《过秦》）。秦统一的历史意义，无论在当时还是现今，都应予以必要的肯定。

    然而，这样一个庞大的统一帝国，享祚不到十五年便宣告覆灭。秦二世元年（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于大泽乡，如一粒星火般点燃了大半个关东。项羽、刘邦等人续起，终将燎原之势烧入咸阳。两年后，末代秦君子婴系颈以降，帝国大厦化为丘墟。东汉人班固曾评价说：“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史记·秦始皇本纪》）“土崩瓦解”，其实在西汉时就被提到过。时人徐乐称秦末陈胜之流的人民之叛为“土崩”，称汉景帝时七国之乱的诸侯之叛为“瓦解”，并提出“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不过，秦以郡县制控御天下，未曾设置诸侯王。即以掌握地方大权的郡级长官来说，秦末有会稽郡守殷通欲招项梁反秦，又有南海郡尉赵佗割据不援，“瓦解”之形同样明显。用“土崩瓦解”来总括形容秦的灭亡，是较为恰当的。

    自秦王政十五年（前232年）“大兴兵”攻赵拉开统一战争序幕，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不过十年有余。而从“初并天下”到秦王子婴之降，也只有十五年的时间。如果将陈胜之起视为秦“土崩瓦解”的发端，秦帝国真正维持统一的时间仅有十二年，约略与秦统一战争持续的时间相近。“初并天下”十余年便“土崩瓦解”，“短命王朝”似乎是对秦帝国一个朴素而又合适的概括。但就是这样一个“短命王朝”，对后世产生了如此深刻而长远的影响。秦为何能够统一天下？ 秦统一后的政治、制度、文化实态是怎样的？ 秦帝国又为何会速亡？ 秦史中的盛与衰，不仅是古人的疑问，也是近现代人的疑问；不仅是学术意义上研究，更是国家治理意义上的研究。以史为史，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与历史逻辑；以史为鉴，则有助于为我们现今的国家治理问题提供参考。也因此，秦史，尤其是秦政治史、制度史、军事史，向来为历代学人所重视。

    近代以来学界的研究，既有著述如马非百《秦集史》、林剑鸣《秦史稿》，以及李源澄、钱穆、吕思勉、翦伯赞、劳榦、王子今等诸家《秦汉史》，都对秦史中的相关问题做了宏观探讨。20世纪后半段以后，随着简牍、封泥等材料的不断发现，秦史研究受到海内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上，在以往学说基础上都有可观的推进。

    最新的成果，有孙闻博著《初并天下：秦君主集权研究》（作为“秦史与秦文化研究丛书”的一种，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年2月出版）。作者先后就读于各名牌大学，现在大学任教。此前，作者已出版有《秦汉军制演变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一书，这本《初并天下》是作者的第二部专著。

    《初并天下》全书共四章，分别从秦的统治政策、政治口号、政治名号、政治信物等方面，对秦君主集权进行考察。其中第一章《商鞅“农战”政策的推行与秦君集权》，以“农战”政策为线索，讨论问题贯穿秦孝公至秦二世时期，令人印象深刻。这一章先前已在《中国史研究》等刊物部分公布，此次收录为全本并合为一体，系统性更强，内容也更为丰富。有幸早读，这里权且说些浅陋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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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梁惠王上》中有一段经典的对话，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回答说：“定于一。”约百年后，秦王政东灭六国，天下归于一统。孟子“定于一”的预言终成现实。唐代诗人李白说“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诸侯相争数百年，“秦王扫六合”却只用了十年多，这很容易让人产生秦人“摧枯拉朽”或“所向披靡”横行天下的直观感受。但如果我们仔细考察秦王政统一天下的“虎视”之“雄”，会发现“诸侯尽西来”的盛大局面并非骤然出现，秦人“挥剑”“扫六合”的进程中，也多有坎坷。

    孟子约与秦孝公同时。彼时商鞅在秦“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史记·秦本纪》）。其结果是“秦用商鞅，富国强兵”（《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变法成效显著。唐人杜佑形容说秦在“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通典·食货一》），商鞅变法使秦从一个遭受“夷狄遇之”待遇的西垂偏居之国，“数年之间”一跃得以跻身战国强邦之列，乃至于“天下无敌”。此后秦军屡次出关掠地，时人称为“虎狼之秦”。从“夷狄遇之”到“虎狼之秦”，这样的转变即启自孝公、商鞅之世。

    对于商鞅变法，学界一般以《史记》的有关记载与《商君书》为主要的研究依托。这部分内容，学界可谓耕耘已久，成果雄厚。除高亨《商君书注译》、蒋礼鸿《商君书锥指》两部常用案头书之外，罗根泽、容肇祖、齐思和、林剑鸣、仝卫敏等中国学者，以及好並隆司、吉本道雅等日本学者，均有相关著作发表出版。在这样的基础上想要研究出新，并不容易。在缺乏新材料的条件下，转换视角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孙闻博《初并天下》在对商鞅变法的内容、步骤及《商君书》文献考订的基础上，更加注意从整体上把握商鞅所倡导的政治军事政策，着重考察这一政策在后续推行中的调适，思考相关政策与秦政治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样的研究思路是具有可行性的，也是视野更为开阔的。

    相较于以往习称的“耕战”，作者更倾向于使用《商君书》中普遍出现的“农战”一词。并提出，在“君—官—民”政治结构中，强调“君—民”关系的“农战”政策在更广阔的层面建立起新的国家秩序（第20页）；就“官—民”层面的联结而言，君主既反对中央官吏影响、侵扰地方百姓，又对地方官吏并不信任，希望加强制度建设与运作管理，防范后者作奸谋私（第41页）。按“君—官—民”的政治结构，由阎步克先生提出（《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善于搭建宏观结构，是阎先生治史的一个特点。借助宏观结构，可以使研究更加立体，也更具有后续延展空间。《初并天下》将“君—官—民”结构作为坐标参考的研究方法，在使相关论述更为立体的同时，还保证了研究本身的创新性。

    商鞅变法使秦“富国强兵”，其举措多为后世秦君沿用。章太炎说秦“制本商鞅”（《秦政记》），某种意义上是可以成立的。秦孝公死，其太子继位，是为秦惠文王。《韩非子·定法》说“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然而，孝公时商鞅曾因太子犯法而对太子傅公子虔施刑，惠文王继位不久便诛杀商鞅。惠文王与商鞅的私仇背后，是商鞅此前“日绳秦之贵公子”（《史记·商君列传》）所导致的“宗室多怨鞅”（《史记·秦本纪》）局面。这种情况下仍要求惠文王完全秉持商鞅之法，似显苛刻。或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初并天下》重点考察惠文王以降对“农战”政策的调整而非承袭。提出惠文王时期因亲封君的传统有所恢复，后来的孝文王、庄襄王亦对宗室大臣多有倚重，这是对商鞅“君—官—民”政治结构的重要调适（第44-45页）。使读者看到了商鞅变法余波的另一面。此前学界研究往往重首创之君、轻继嗣之主，然而制度首创常常会遇到各方面的阻力和困难，相关调整多在嗣主继位后进行。作者对孝公之继嗣惠文王的重视，若套用当下的热词，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发现”了秦惠文王。

    任何制度都无法一劳永逸。当一个制度所依凭的外部条件发生变化时，其自身形态也会随之产生波动。《初并天下》认为，秦惠文王时期对“农战”政策进行调整，增强对宗亲的依靠；吕不韦以商入政，其主政时鼓励工商、招揽游士，亦背离商鞅主张。与章太炎秦“制本商鞅”的宏观描述比起来，这样的观察相对微观，却更显生动具体，也或许更为逼近历史真实。

    “农战”政策随着主政者的变化出现波动与调整，秦的帝业也在这样的调整与波动中得以完成。与以往总论秦统一后的政策实施不同，《初并天下》分别对秦始皇、秦二世时期的政治做了较为细致的阶段划分：“始皇帝统治前期与后期的政治规划是存在差别的”，“前期注重守成，后期继续开边”，“二世统治……也可分期”，“前期政策导致关东反秦战争爆发”，“后期政策变化又进一步瓦解了关中故秦之地的统治基础，帝国最终覆灭”（第62、69页）。如此则秦代政治被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秦所采取的政策先后大体可以概括为：①始皇帝前期仍以农为重，同时照顾大臣利益；②始皇帝后期赋敛调发愈加繁重，已转向和平建设的“农战”政策被重新推向战国；③二世前期依然尊奉重“法”路线，且“用法益深刻”，引发“君—官—民”秩序危机；④二世后期以“术”辅“法”，使“秦民益骇惧思乱”，最终导致帝国灭亡。起初曾有疑惑，秦王朝短短十数年，是否有必要做如此详细的分段研究？ 读罢方才感知，“短命王朝”之速亡，中央大政方针的频繁变动难辞其咎。这种变动所导致的人民“骇惧思乱”状况，更是加快了统一帝国“土崩瓦解”的进程。作者所分阶段非为进行流水账一般的描摹，而是都指向一个论述出口，此出口即秦帝国速亡之因。

    如此，《初并天下》第一章以商鞅变法为入口、以秦王朝覆亡为出口，以“农战”政策为线索，完整地讨论了秦的兴亡史。所言不仅远涉“初并天下”成果之发端，更及“土崩瓦解”局面之分析。不仅选题具有重大意义，更勇于“向青草更青处漫溯”，在宏厚的既有研究基础上继续掘进和创新，为读者提供了解读秦史的另一条路径。

    在《商鞅“农战”政策的推行与秦君集权》一章中，作者以“农战”统治政策的肇创与调整为线索，讨论了自商鞅变法到秦帝国覆亡的这段历史。选取站位，仍然是“演变”的纵向视角。而另外三章中，作者分别从政治口号、政治名号、政治信物等方面，讨论了秦君主集权的相关问题，在“农战”一章之外增添了平行的横向视角。这里限于篇幅，解说憾以为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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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友常说，好的著作不仅要有新颖的观点、合理的逻辑、顺畅的文字，更要能够予人以启示、引发读者的“头脑风暴”。这样的要求，《初并天下》是满足的。

    观古之为政，可以看到国家政策或制度的创立与调整，多受国家理念、治理经验、社会现实三方面的影响。在三者的互动中，国家政策与制度容易出现相应的动态调整。理念常常在经验与现实的长期互动中后发得出，然而一个理念一旦确立下来，此后政策的展开大多即以该理念为先导纲领，成为主观理念客观化的具体呈现方式。政策的实施，理想状态下需要得到经验与现实的双重正面反馈，如若不能，至少需要得到现实的肯定方可保证政策收益。进入战国以来，“定于一”成为各国均认可的国家目标。商鞅变法使法家思想确立为秦的国家理念、“农战”成为秦的基本国策，其结果是“百姓便之”、秦“天下无敌”，现实在这时给出了积极的正面反馈。

    不过，任何政策或制度都不是完美的，无法兼顾所有利益群体。因此，现实往往也会同时出现消极的负面反馈。当负面反馈势强，正面反馈相对优势便会削弱，既有政策的收益随之减少。秦惠文王以降重视宗亲，在后人看来是“农战”政策的纵向演变，但在当时人而言，却很可能是政策收益权衡下的横向选择。这样的选择既是“农战”纵向演变的一个环节，也是国家政策实施中，理念与现实的一次互动。

    在理念与现实的互动中，经验得以形成，并充当后续政策的必要参考。秦惠文王以后，“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韩非子·定法》）的情况持续发展，已对秦统一事业造成影响。此时倚重宗亲大臣的政策，正负反馈形势发生转变。秦始皇恢复对“法”的重视，“事皆决于法”（《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以商鞅时的经验为参照。

    秦史耕耘日久，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创新并不容易。近年有赖大批秦简牍材料的公布，秦史研究渐热，学人对秦代政治与社会都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然而简牍史料如沙漠绿洲般破碎零散，基于传世文献的传统秦史研究，仍然是不可轻言放弃的草原牧场。或许只有在前人丰厚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我们才能守住这个牧场，才能让秦史研究的草原持续焕发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