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晔旻
波音先生新著《无字史记:基因里隐藏的祖先秘史》很容易让人想起著名的法国画家保罗·高更(1848-1903)的代表作《我们从何处来? 我们是谁? 我们向何处去?》。
如何了解人类的过去呢? 了解进入文明时代之后的人类过往,主要有历史研究与考古发现两途。至于文明时代之前的人类究竟是什么样子,传统上完全依靠考古发现、化石分析。但就像波音先生所说,在最近几十年里,“以分子人类学为代表的高科技手段正在成为人文学科中的‘高精尖武器’,并积累了大量的成果”;而基因这本“无字史记”里记载了“关于祖先的物种起源、族群迁徙、生产生活乃至文化脉络的大量生动故事”。
我们的祖先究竟从何而来? 由于最古老的古猿化石及早期人类的化石都发现在非洲。人类远祖来自非洲几乎已成定论。当人类走出最初的“幼儿园”之后,很快扩散到了整个欧亚大陆,在各地留下了诸多“直立人”的化石,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周口店“北京人”。
看起来,进化脉络是很清晰的。“北京人”等远古人类及其后代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终于成为如今的中国人。东亚古人类化石所见的“铲型门齿”在如今的中国人群里分布极为广泛,以及考古所见的古代石器演化的延续性,都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但基因里的答案似乎并非如此。《无字史记》引用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告诉读者:第一,现代人类最古老的女性祖先(“线粒体夏娃”)生活在距今14万年前的非洲。第二,现代人类最古老的男性祖先也生活在6万年的非洲,其基因与现代非洲的科伊桑人最为接近(经典电影《上帝也疯狂》表现的就是一个科伊桑人部落)。
考古发现的周口店“北京人”生活在距今50-40万年。而基因显示的人类祖先生活在14万(6万)年前,他们之间没有时间交集。这就意味着,“北京人”不可能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其实,这也并不是《无字史记》里的新发现。早在1997年,上海复旦大学的遗传学家金力的团队开始从事中国、东南亚的人类研究,采集的样本来自东亚、东南亚、印度尼西亚、太平洋岛国的163个群体的12127个个体。金力团队的研究证明,每一个中国男人的Y染色体都指向5万年前的非洲先祖。没有一个样本表明中国人是从周口店直立人进化而来。
“北京人”为什么会没有留下后代呢? 波音先生在书中提到了一个“塔岛技术悲剧”的猜想。塔岛指的是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考古学家发现,塔斯马尼亚的最古老的人类居民曾经拥有骨质工具与捕鱼技术。可是当近代的欧洲人发现这些原住民的时候,他们已将祖先的技术丢失殆尽:没有任何类型的骨质工具(因此也不能将兽皮缝成衣服御寒),甚至也没有鱼钩及渔网,对鱼的味道感到非常恶心……在一万年里,塔斯马尼亚的原住民经历了如此可怕的技术退化,原因在于:被锁在这个孤岛上的古人类社会规模太小,无力维持原来的技术水平,只能眼睁睁看着一项项技术消失。
根据“塔岛技术悲剧”猜想,《无字史记》认为,包括“北京人”在内的东亚地区地理上相对封闭,因此古代直立人群体只维持了很小的规模,结果“长期陷入了简陋的石器制作技术和弱小的群体规模构成的低层次生存状态中”,最终难逃灭绝的命运。至于东亚大地的祖先往事,则将由从非洲而来的现代智人继续书写。
根据《无字史记》的说法,所有的现代人类都来自距今7万年的“第二次走出非洲之旅”。起初,他们沿着冰河时期的海岸“高速公路”,从非洲东北海岸出发,经过印度沿海,途径东南亚岛屿,来到了澳大利亚大陆,以及最后成为悲剧的塔斯马尼亚岛。正因为这个原因,生活在印度洋上的安达曼群岛的原住民与澳大利亚原住民及非洲的古老人类很相似。顺便说一句,书中将非洲的古老族群与“非洲黑人”混为一谈显然是个不够严谨的说法。因为如今通常意义上的“非洲黑人”往往指的是班图人,他们是在公元后才从西非一带向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扩张的。他们的基因与同在非洲的科伊桑人这样的古老族群的差异甚至比黑人与当代白人的差异更大。
接下来,另一批智人在距今5万年前向北跨越撒哈拉沙漠,在西亚地中海地区兵分两路,一路向西进入欧洲(并与这里的尼安德特人发生了小规模的基因交流),另一路向东到达中亚,在这里又是分成两路,或者继续向东进入草原地带,或者南下印度次大陆及东南亚各地。最后这两路人“殊途同归”,进入东亚腹地,成为了中国人的祖先。
就这样,基因这部“无字史记”“颠覆”了原本盛行的东亚人群“本地起源说”。而分子人类学对人类历史的重构还不止于此。《无字史记》里还提到,在大洋洲及太平洋地区的美拉尼西亚群岛与波利尼西亚群岛的西部,在3500年前曾经活跃一种名叫“拉皮塔文化”的史前文化。从他们的分布地域看,这一文化就是如今分布在从马达加斯加到新西兰的南岛语族族群的祖先。从地图上看,美拉尼西亚群岛接近澳大利亚大陆。因此过去人们猜测,拉皮塔文化是从澳大利亚的古代人群中迁徙过去的。然而,人们在瓦努阿图(属美拉尼西亚群岛)找到了古人类遗骸,基因分析后发现,这些人的祖先与亚洲族群基因联系紧密,特别是与台湾高山族先民的联系更近。这就一举推翻了“拉皮塔文化”(乃至整个南岛语族)来自澳大利亚大陆的猜想,而是证明他们来自亚洲。
在基因描绘的航行图里,拉皮塔人从台湾岛起航,跨过巴士海峡进入菲律宾群岛,然后继续南下,略过新几内亚岛北岸,向东前往所罗门群岛,然后继续向太平洋的众多岛屿迁徙。科学家在太平洋岛屿采集了现代野猪(其实是跑掉的家猪的后裔)的基因,结果也证明,它们的祖先同样来自亚洲。这就意味着,南岛语族族群的发源地很可能来自中国的台湾岛。用波音在书中的话说,“与我们中国人有着共同的祖先,我们与他们是亲戚”。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学者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1997)里便提出了类似的论点。只不过,他依靠的更多的是语言学的证据——南岛语系可以分成10个语族,而其中的9个分布在台湾岛上的高山族族群里。如今看来,语言学的结论竟与分子人类学不谋而合,实在只能感叹一句《名侦探柯南》里的名言:“真相只有一个。”
话说回来,太史公笔下的《史记》尚且难免谬误之处(比如“赵氏孤儿”的故事在《赵世家》与《晋世家》里完全不同),《无字史记》的论断就真的无懈可击?
恐怕未必。比如,关于支持东亚人群本地进化论的一个重要证据,东亚古人类石器技术的连续性,《无字史记》提出,这是因为“古代人类……因地制宜……对原来的石器制作技术改弦更张,加工出适合在本地使用的石器”。问题在于,这种“技术上的改弦更张”,似乎与作者的另一论断,也就是东亚直立人因人口规模只能长期停滞在“简陋的石器制作技术”的说法相悖。另外,同一地域不同族群的文化遗存真的会趋同? 这恐怕也值得推敲,比如上海历史上的“良渚文化”和“广富林文化”,其人群不一样,考古发现的各种器物风格也就有着微妙差异。进入东亚的各支人群,真的会不约而同地采用同一种石器么? 我们还难以给出肯定的回答。事实上,“东亚本土起源说”至今仍不乏支持者。上海自然博物馆在描述人类进化的历程时也给出了“走出非洲”与“多地起源”两种说法,足见前者远未尘埃落定。
实际上,分子人类学毕竟是门新兴的科学,其具体结论也未必能够“一锤定音”。“小河公主”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是一具中国考古学家于2003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盆地罗布泊小河遗址发掘出的一具女性干尸,虽然经历了将近四千年,但干尸保存完好,面部清晰可见。她的祖先来自哪里呢?《无字史记》是这样描述的:“母系基因既有来自欧亚大陆西部的基因,也有来自欧亚大陆东部的基因”,“不论是基因分析还是文化比较,小河墓地人群的族源都指向了欧亚草原带,都指向了一支古老的草原人群——克尔木齐文化人群”。克尔木齐文化是新疆地区最早的青铜器文化,存在于距今4000多年前。
但前不久(2021年10月底),一篇《干尸小河公主从哪儿来? 研究团队有新发现》出现在各大媒体之上。这篇文章写道,“全基因组分析显示,塔里木盆地发现的这些青铜时代干尸属于一支遗传上独立的本地人群。他们并不是外来者,而是曾经广泛分布的更新世群体的直系后代,而这些群体在上个冰河世纪末期基本消失了”。因此,“这些发现否定了此前的种种假设,即这些干尸来自从现今西伯利亚、阿富汗北部或中亚山区迁徙而来的人群后代”。
这一结论自然与《无字史记》的看法牴牾,不过孰是孰非,倒也难以骤然断定。
无疑,人类的过去尚有太多的谜团,并非一册《无字史记》所能道尽。而对于读者来说,兼听则明,《无字史记》介绍了大量的新研究,值得我们了解,启迪我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