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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1年11月24日 星期三

    神韵并非神游

    《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11月24日   03 版)

        ■肖鹰

        在当代神韵论研究中,一个被广泛称引的观点是学者王小舒主张的“薛蕙是神韵论首创者”。王小舒宣称:“如此看来,薛蕙是诗界‘神韵论’的首创者,这个功绩是不容抹杀的。”(《神韵诗学·神韵论的历史流程》)

        这个开示后学的“如此看来”究竟是如何“看来”的呢? 阅读王小舒《神韵诗学》一书对“神韵论的历史流程”溯源,我们可以将其“如此看来”的路径大略叙述为“三步跳”:从王士祯的“神韵”诗话,跳到孔天胤的“神韵”引述,再跳到薛蕙的“神韵”首创。

        清人王士祯在其晚年著作《池北偶谈》中所撰“神韵”一段文字,是一则被当今学者广泛引用的诗话。这则诗话全文如下:

        汾阳孔文谷云: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尚。薛西原论诗,独取谢康乐、王摩诘、孟浩然、韦应物,言“白云抱幽石,绿篠媚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远也;“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清远兼之也。总其妙在神韵矣。“神韵”二字,予向论诗,首为学人拈出,不知先见于此。

        据王士祯所述,他是从孔天胤的著述中得知薛蕙论“清远”诗话的。孔天胤转述薛蕙这则诗话的文献是《园中赏花赋诗事宜》一文。薛蕙生卒年为1490年至1539年。孔薛两人素有交往。孔天胤晚年记述说:“余往岁丙申,初谒考功于谯成大宁齐中。考功一见余,即莫余逆也。留饮阑夕,赋诗见志,后数往来,并丧尔我。”(《〈薛诗拾遗〉序》)孔天胤此处所称“余往岁丙申”,系嘉靖十五年,即公元1536年。

        在《神韵诗学》书中,引述薛蕙(西原)谈“清远”诗话和孔天胤自述1536年即开始与薛蕙过从密切之后,王小舒即下论断说:“可以推断,两人在此后交往的一段时间里,薛蕙向孔天胤提到了‘神韵’说,而孔天胤很快接受了薛蕙的理论,进而写入自己文集中,进行鼓吹、传播,终于后来被清初的王渔洋所见到。”(《神韵诗学·神韵论的历史流程》)

        据《孔文谷集·孔天胤年谱》记载,孔天胤是在1564年5月(农历)才在所写的《园中赏花赋诗事宜》一文中引述薛蕙“清远”诗话,并使用“神韵”一词。检索《孔文谷集》(三晋出版社2018年版)可知,孔天胤毕生仅此一次将“神韵”诉诸文字。

        1536年至1564年,经过了28年,孔天胤才将“神韵”见诸文字。薛蕙已于1539年去世。这就是说,孔天胤在与薛蕙相见28年、薛蕙辞世25年之后,才有“神韵”文字问世,而且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王小舒称:“孔天胤很快接受了薛蕙的理论,进而写入自己文集中,进行鼓吹、传播。”依据文献史实,王小舒这个论断,实在只能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如此看来”!

        薛蕙论“清远”诗话原载于《西原先生遗书》(明嘉靖刻本,1563年),系该书“论诗”一目中的第6则诗话,其原文如是:

        曰清、曰远,乃诗之至美者也。灵运以之,王、孟、韦、柳,抑其次也。“白云抱幽石,绿篠媚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远也;“岂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清远兼之也。

        值得注意的是,薛蕙这则诗话原文没有“总其妙在神韵矣”一句。明人胡应麟(1551-1602)撰《诗薮·外编卷二·六朝》录有薛蕙同则诗话,其文字与《西原先生遗书》辑录文字相同,而且也没有“总其妙在神韵矣”一句。在可见明代文献中,引述薛蕙此则诗话的文献,仅限于孔天胤的《园中赏花赋诗事宜》一文和胡应麟的《诗薮》一书,以及许学夷在《诗源辩体·卷七·宋》中对胡应麟引述的复述。将《西原先生遗书》与《园中赏花赋诗事宜》《诗薮》对照,可以确定薛蕙以“清远”论诗,并未联系“神韵”。“总其妙在神韵”,是孔天胤对其所引述薛蕙诗话的延伸概括,不可将之附会于薛蕙。

        据《西原先生遗书》,薛蕙的确曾以“神韵”论诗。他的“论诗”第8则诗话说:“论诗当以神韵为胜,而才学次之。陆不如谢,正在此耳。”而“论诗”第7则诗话说:“陆士衡诗弘博繁富张茂,先谓之大材,信矣。至于清远秀丽则不及康乐远胜。”台湾学者黄继立将这两则诗话相联系,并得出结论说:“薛蕙是从‘清远秀丽’来理解‘神韵’一词的,本此他所认定的‘神韵’在性质上应是种美感境界,这种美感境界的构成主要以‘清远’为主。”(《神韵诗学谱系研究》)在对薛蕙诗话的评述中,黄继立的观点是较有代表性的。但是,针对薛蕙诗话,将“神韵”视同为“以‘清远’为主”,是令人置疑的。在《西原先生遗书·论诗》中,“曰清、曰远,乃诗之至美者也”与“论诗当以神韵为胜,而才学次之”,这两个论诗准则,并不具有内在联系,更不能直接同一——“论诗”第6则和第8则说得很明白,清远是两种或可兼而有之的诗歌审美风格,而神韵相对于才学,神韵与才学是首要和次要关系。

        在薛蕙传世文献中,“神韵”仅于明嘉靖刻本《西原先生遗书》中一见。更应注意的是,无论孔天胤,还是胡应麟,都没有表示薛蕙标举“神韵论”的意思。孔天胤在引述薛蕙诗话后缀以“总其妙在神韵矣”,体会其文义,似有“提炼”之意。而胡应麟则明确批评薛蕙以“清远”论诗是“第此中得趣,头白只在六朝窠臼中,无复向上生活。若大本先立,旁及诸家,登山临水时作此调,故不啻啸闻数百步者”(《诗薮·外编二·六朝》)。胡应麟是明代头号神韵论标举者,在《诗薮》中,他使用“神韵”24次,并使用近义词风神33次,这是古代诗论中绝无仅有的。他对薛蕙的不满,恐怕正是后者论诗,拘于“清远”风格之末,而未能着眼于“神韵”之“大本先立”。就孔、胡之论而言,《西原先生遗书》之“论诗”第八则是否出自薛蕙本人,即薛蕙是否以“神韵”论诗,是值得怀疑的;至少,两位与薛蕙同时代的学人旁证了不可直接将“以‘清远’为主”之说等同于“论诗以神韵为胜”之说。因此,仅据现有文献,薛蕙是否使用“神韵”论诗,并不是无须论证、甄别的“史实”。

        宋人吕午(1179-1255)在撰《程珌行状》一文中说:“(程珌)于书无所不读,发而为文,自成机杼,神韵绝出。”(程敏政撰《新安文献志》卷九十四下)吕午《程珌行状》写于1243年(淳祐三年)。这是目前可见文献中,首见以“神韵”论文(诗文)的史例。无疑,即使薛蕙确实使用“神韵”论诗,也必然不是文论史上的“首创”。

        综上所述,无论就文献史实,还是就诗话义理,王小舒关于“薛蕙诗界‘神韵论’的首创者”的论断是缺少可靠依据和切实论述的。令人遗憾的是,所谓“薛蕙首创神韵论”却成为学界当今不刊之论。神韵并非神游,对神韵理论的学术研讨,须以文献为依据,谨思慎辩,论断遵循逻辑。此处所谓“须以”乃是学术常理。申明这个学术常理,是本文撰述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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