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韵并非神游

    ■肖鹰

    在当代神韵论研究中，一个被广泛称引的观点是学者王小舒主张的“薛蕙是神韵论首创者”。王小舒宣称：“如此看来，薛蕙是诗界‘神韵论’的首创者，这个功绩是不容抹杀的。”（《神韵诗学·神韵论的历史流程》）

    这个开示后学的“如此看来”究竟是如何“看来”的呢？ 阅读王小舒《神韵诗学》一书对“神韵论的历史流程”溯源，我们可以将其“如此看来”的路径大略叙述为“三步跳”：从王士祯的“神韵”诗话，跳到孔天胤的“神韵”引述，再跳到薛蕙的“神韵”首创。

    清人王士祯在其晚年著作《池北偶谈》中所撰“神韵”一段文字，是一则被当今学者广泛引用的诗话。这则诗话全文如下：

    汾阳孔文谷云：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尚。薛西原论诗，独取谢康乐、王摩诘、孟浩然、韦应物，言“白云抱幽石，绿篠媚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远也；“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清远兼之也。总其妙在神韵矣。“神韵”二字，予向论诗，首为学人拈出，不知先见于此。

    据王士祯所述，他是从孔天胤的著述中得知薛蕙论“清远”诗话的。孔天胤转述薛蕙这则诗话的文献是《园中赏花赋诗事宜》一文。薛蕙生卒年为1490年至1539年。孔薛两人素有交往。孔天胤晚年记述说：“余往岁丙申，初谒考功于谯成大宁齐中。考功一见余，即莫余逆也。留饮阑夕，赋诗见志，后数往来，并丧尔我。”（《〈薛诗拾遗〉序》）孔天胤此处所称“余往岁丙申”，系嘉靖十五年，即公元1536年。

    在《神韵诗学》书中，引述薛蕙（西原）谈“清远”诗话和孔天胤自述1536年即开始与薛蕙过从密切之后，王小舒即下论断说：“可以推断，两人在此后交往的一段时间里，薛蕙向孔天胤提到了‘神韵’说，而孔天胤很快接受了薛蕙的理论，进而写入自己文集中，进行鼓吹、传播，终于后来被清初的王渔洋所见到。”（《神韵诗学·神韵论的历史流程》）

    据《孔文谷集·孔天胤年谱》记载，孔天胤是在1564年5月（农历）才在所写的《园中赏花赋诗事宜》一文中引述薛蕙“清远”诗话，并使用“神韵”一词。检索《孔文谷集》（三晋出版社2018年版）可知，孔天胤毕生仅此一次将“神韵”诉诸文字。

    1536年至1564年，经过了28年，孔天胤才将“神韵”见诸文字。薛蕙已于1539年去世。这就是说，孔天胤在与薛蕙相见28年、薛蕙辞世25年之后，才有“神韵”文字问世，而且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王小舒称：“孔天胤很快接受了薛蕙的理论，进而写入自己文集中，进行鼓吹、传播。”依据文献史实，王小舒这个论断，实在只能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如此看来”！

    薛蕙论“清远”诗话原载于《西原先生遗书》（明嘉靖刻本，1563年），系该书“论诗”一目中的第6则诗话，其原文如是：

    曰清、曰远，乃诗之至美者也。灵运以之，王、孟、韦、柳，抑其次也。“白云抱幽石，绿篠媚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远也；“岂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清远兼之也。

    值得注意的是，薛蕙这则诗话原文没有“总其妙在神韵矣”一句。明人胡应麟（1551-1602）撰《诗薮·外编卷二·六朝》录有薛蕙同则诗话，其文字与《西原先生遗书》辑录文字相同，而且也没有“总其妙在神韵矣”一句。在可见明代文献中，引述薛蕙此则诗话的文献，仅限于孔天胤的《园中赏花赋诗事宜》一文和胡应麟的《诗薮》一书，以及许学夷在《诗源辩体·卷七·宋》中对胡应麟引述的复述。将《西原先生遗书》与《园中赏花赋诗事宜》《诗薮》对照，可以确定薛蕙以“清远”论诗，并未联系“神韵”。“总其妙在神韵”，是孔天胤对其所引述薛蕙诗话的延伸概括，不可将之附会于薛蕙。

    据《西原先生遗书》，薛蕙的确曾以“神韵”论诗。他的“论诗”第8则诗话说：“论诗当以神韵为胜，而才学次之。陆不如谢，正在此耳。”而“论诗”第7则诗话说：“陆士衡诗弘博繁富张茂，先谓之大材，信矣。至于清远秀丽则不及康乐远胜。”台湾学者黄继立将这两则诗话相联系，并得出结论说：“薛蕙是从‘清远秀丽’来理解‘神韵’一词的，本此他所认定的‘神韵’在性质上应是种美感境界，这种美感境界的构成主要以‘清远’为主。”（《神韵诗学谱系研究》）在对薛蕙诗话的评述中，黄继立的观点是较有代表性的。但是，针对薛蕙诗话，将“神韵”视同为“以‘清远’为主”，是令人置疑的。在《西原先生遗书·论诗》中，“曰清、曰远，乃诗之至美者也”与“论诗当以神韵为胜，而才学次之”，这两个论诗准则，并不具有内在联系，更不能直接同一——“论诗”第6则和第8则说得很明白，清远是两种或可兼而有之的诗歌审美风格，而神韵相对于才学，神韵与才学是首要和次要关系。

    在薛蕙传世文献中，“神韵”仅于明嘉靖刻本《西原先生遗书》中一见。更应注意的是，无论孔天胤，还是胡应麟，都没有表示薛蕙标举“神韵论”的意思。孔天胤在引述薛蕙诗话后缀以“总其妙在神韵矣”，体会其文义，似有“提炼”之意。而胡应麟则明确批评薛蕙以“清远”论诗是“第此中得趣，头白只在六朝窠臼中，无复向上生活。若大本先立，旁及诸家，登山临水时作此调，故不啻啸闻数百步者”（《诗薮·外编二·六朝》）。胡应麟是明代头号神韵论标举者，在《诗薮》中，他使用“神韵”24次，并使用近义词风神33次，这是古代诗论中绝无仅有的。他对薛蕙的不满，恐怕正是后者论诗，拘于“清远”风格之末，而未能着眼于“神韵”之“大本先立”。就孔、胡之论而言，《西原先生遗书》之“论诗”第八则是否出自薛蕙本人，即薛蕙是否以“神韵”论诗，是值得怀疑的；至少，两位与薛蕙同时代的学人旁证了不可直接将“以‘清远’为主”之说等同于“论诗以神韵为胜”之说。因此，仅据现有文献，薛蕙是否使用“神韵”论诗，并不是无须论证、甄别的“史实”。

    宋人吕午（1179-1255）在撰《程珌行状》一文中说：“（程珌）于书无所不读，发而为文，自成机杼，神韵绝出。”（程敏政撰《新安文献志》卷九十四下）吕午《程珌行状》写于1243年（淳祐三年）。这是目前可见文献中，首见以“神韵”论文（诗文）的史例。无疑，即使薛蕙确实使用“神韵”论诗，也必然不是文论史上的“首创”。

    综上所述，无论就文献史实，还是就诗话义理，王小舒关于“薛蕙诗界‘神韵论’的首创者”的论断是缺少可靠依据和切实论述的。令人遗憾的是，所谓“薛蕙首创神韵论”却成为学界当今不刊之论。神韵并非神游，对神韵理论的学术研讨，须以文献为依据，谨思慎辩，论断遵循逻辑。此处所谓“须以”乃是学术常理。申明这个学术常理，是本文撰述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