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话

    我祖上并没有人贪酒。三位祖父只有三祖父爱喝一点。他当过兵，爱交朋友，喜为人排除纠纷，是场面上人，喝点酒是常事。有时，他也会倚住杂货柜台，打二两散酒自饮。但我没见他醉过。

    二祖父平日从不喝酒，只喜欢养鸟。他院子里一棵黑槐树下，老挂着几只鸟笼，有画眉、百灵。出门总提一只鸟笼，或用一根小竹扁担挑两只鸟笼，悠悠颤颤，往野地里走，那里人少。二祖父是个散淡的人。我的祖上曾很富有，是丰县城西有名的“大瓦屋”家。但曾祖父三十九岁就去世了，曾祖母一个女人，带着一大片土地和一大群儿孙，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日子过得异常凶险。三个祖父以及父亲、叔叔们，先后十四次被土匪绑票，曾祖母走投无路，只能一次次卖地赎孩子。后来三个祖父长大后不甘受辱，曾筑起高墙大院，买枪建炮楼，试图和土匪对抗，结果更惨。家乡丰县地处四省交界处，土匪太多，防不胜防。无奈之下，三个祖父改为应酬土匪，以保家中平安，却都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到新中国成立前，家道终于败落。这段家族史，我曾在小说《地母》三部曲里写过。曾祖母是个要强的女人，家道败落后，她一直鼓励儿孙们重振家业。但二祖父却心灰意冷，几乎不问家事，也不和人来往，只专心养鸟。后来父亲告诉我，二祖父其实酒量很大，当年应酬土匪时常用大碗和人拼酒。但他养鸟后就不喝酒了。父亲说他是怕酒气熏坏了鸟儿。上世纪50年代，二祖父自杀了。那天，他还挑着鸟笼在田野里遛了一下午，傍晚回家后就上吊了。他上吊前破了戒，喝了很多酒，一屋子酒气，门外都能闻到。当时，我大约八九岁，就站在门外，看着父亲和几个叔叔把二祖父从梁上放下来。事后我问父亲，二爷爷无缘无故的，干么要自杀？ 父亲叹一口气，淡淡地说，他活腻了。

    我的祖父是长子，父亲是长子长孙。也许因为是长门，天然有家族中兴的使命感，一生都在辛勤劳作，拼命挣钱。祖父因在新中国成立前应酬土匪，染上吸大烟的恶习，新中国成立初曾在县城戒毒所关一年多。“文革”爆发时，曾有人在大会上揭发祖父解放初蹲过监狱，应抓起来批斗。母亲性情刚烈，当场站起来怒斥说，胡说八道！ 你懂不懂？ 去的是戒毒所，不是监狱，两码事！ 祖父年轻时还喝点酒，从戒毒所回来后，不仅戒了大烟，也戒了酒。他的生活不再有任何闲情，只有忙忙碌碌。在我的记忆中，祖父就没有一步步走过路，总是手里拿着锄头镰刀什么的，一路小跑，路上看到一根柴棒树枝，弯腰捡起再跑，仿佛时间永远不够用。父亲也极少喝酒，只在特别劳累或帮人办红白喜事时，才会喝几盅，绝不贪杯。他一生最大的爱好是听戏。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几十年里，他一直四处飘荡，挑着担子或推着独轮车，在苏鲁豫皖四省交界的十几个县做小生意，贩卖粮食、布匹、麻油、糕点、香烟等，生意不大，但总能赚钱。父亲做生意的信条是“不拒微利”。当然，也有路上被人打劫的时候。那时乡村小镇常有小戏班，父亲每到一地歇脚，晚上必定去听戏。他比祖父更会忙里偷闲，享受生活，也是苦中作乐。父亲晚年常到县城我家小住，只要买一张戏票，就让他心满意足。有时我也陪他去剧场听戏。父亲听戏就是“听戏”，对舞台道具灯光不感兴趣，就是低头坐在那里听。他几乎精通所有的古典戏曲，内容、唱词全都烂熟于心。他听戏只是“听角”。同样一出戏，不同演员会唱出不同味道，一开嗓就知高下。偶尔，他会抬起头，突然喊一嗓子：“好！”引得众人回头笑起来，知道这是个老戏迷了。父亲并不经常喊好，他见识的“角”太多了。他有自己喜欢的角，曾多次向我说起。

    父亲兄弟二人，我还有个叔父。叔父出生时，祖母已没有奶水。恰好我二姐出生，叔父便吃我母亲的奶长大，正是长嫂如母。叔父自小贪玩，尤爱玩鸟，比之二祖父尤甚，偌大一座院子，挂有几十只鸟笼，小鸟叫得像鸟市。叔父爱喝酒。他有很多朋友，时常小聚。酒后脸红红的，呼着酒气，继续伺弄小鸟。这和二祖父的养鸟之道截然相反。我问过他，你不怕酒气熏坏了鸟儿吗？ 叔父说不会，鸟儿闻到酒气，会叫得更欢更忘形，能叫出和平日不同的声音。我不由笑起来，立刻想到杜甫的名句：“李白斗酒诗百篇”，敢情鸟儿微醺才会尽情欢唱？叔父说的也许有道理。我有一个短篇小说《绝唱》，被雷达先生主编的《百年百篇经典短篇小说》收录其中。这篇小说就是讲一只百灵和一位名伶一位名票的故事。其中的知识和灵感就是从二祖父、父亲、叔父那里得到的。叔父去年去世。去世当天，他院子里几十只鸟笼被大家哄抢一空。叔父一生爱鸟如命。如果有在天之灵，他最想念的一定是他的鸟和那些酒友们。

    我从年轻时就小有酒名。因为爱喝酒，且独爱高度白酒。上世纪70年代，我还在家乡工作，因不愿害人而得罪领导，被连续六年派驻农村工作队。

    记得有一年工作队结束任务，下着大雪，村里摆酒送行，有村干部，也有村民代表。三桌二十四人。酒过三巡欢送仪式后，开始拼酒。二十四只一两的酒杯，集中起来全倒满，我带头一气喝光，除去泼洒，足有二斤酒下肚。然后大家轮流喝，当场倒下七八个。我当时二十多岁，毕竟年轻，没有当场倒下，却哭了。那正是我最苦闷的几年。但在乡下，村干部和村民没有歧视我，却待我为上宾和亲人。正是那六年，让我真正深入到农村最底层，懂得了何为生命的卑微、高贵和韧性，为我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深厚的基础。

    1981年，我以处女作《卖驴》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得奖金三百块。当时是一笔大钱了，我那时月工资才三十几块。消息传到我在工作队时驻过的六个公社，许多人奔走相告，说本夫写小说全国得奖了，发财了！ 咱们去县城找他喝酒去！ 于是他们结伙成群，带着送我的大米，坐着手扶拖拉机，来县城我家喝酒。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接待了一拨又一拨，一气花掉八百多块，亏大了。可这种情谊的酒，得喝，借钱买酒也得喝！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我有时还会在梦中见到他们：陈支书、黄队长、金玉、金荣弟、怀贝弟、小岳、为我做饭的二嫂……你们都还好吗？ 希望有一天还能重逢，再喝一场酒。都上岁数了，咱们不拼酒了，少喝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