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丽：想把父亲从“天台”上找回来

    我写这样的父亲，是写别人的父亲，也是写我的父亲。他们在那个时代里载浮载沉，也在那个时代里与我们渐行渐远。    

    “刚刚过去的事情既像一个伤口，更像是到处游走的内伤，无从安抚。”用《天台上的父亲》中这句话概括阅读后的感受也比较确切。

    著名作家邵丽的最新中短篇小说集《天台上的父亲》，收入《天台上的父亲》《风中的母亲》《北去的河》《黄河故事》等共十篇。《天台上的父亲》始终牢牢地定焦于父亲的自杀事件，写出了仕场生涯对一个男性的深刻异化以及为他的家庭成员带来的磨难。《风中的母亲》塑造了一个在乡村的城市化进程中与中国勤劳智慧的传统女性完全不同的第一代“新”老人。《黄河故事》细致书写了一个对食物和做饭有狂热梦想的父亲，勾勒出了那一辈人特殊年代里的生活状态……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回望父辈，塑造出个性鲜明而又不同以往的“父亲”和“母亲”形象，并以此为坐标勾连起家庭往事，将人物命运置于历史洪流之中加以展现。

    结集之后邵丽又细细看了一遍，感觉大吃一惊。她说，虽然这是一个中短篇小说结集，但仔细算算年头可不算短了，像《北去的河》《亲爱的，好大的雪》《树上的家》等，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作品。现在再回头看这些作品，仿佛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那些故事是怎么来的？ 我又是怎么捕捉到它们的？ 也许这才是小说的真谛，与其说它是一个故事，毋宁说它是一种情绪，一种世道。当我细细地打量着这些作品的时候，我真正懂得了自己做过什么，以及，今后将如何做。”

    中华读书报：《天台上的父亲》中的父亲形象是独特的，同时也是立体的。他被权力伤害过，也喜欢权力。塑造这样的人物，您的切入点是什么？

    邵丽：与其说父亲是权力的象征，不如说他是权力的奴役。他已经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他被权力绑架，又十分依附权力。失去权力于他而言就是失去了生命的支撑，所以他的活与死只是形式上，而不是实质上的。从脱离开权力的那一天，他就成为一具活尸游魂，他上不上天台，死或者活着，已经没有了生活上的意义。

    我写这样的父亲，是写别人的父亲，也是写我的父亲。他们在那个时代里载浮载沉，也在那个时代里与我们渐行渐远。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的“父亲”隔膜又熟悉。多数传统家庭中的父亲不太容易让人亲近，是“天台上”的父亲。父亲自杀了，“我”和哥哥妹妹才逐渐接近父亲，了解父亲，在母亲的讲述里，在父亲的记录里。走近父亲，把父亲从“天台”上找回来，是您的一种理想或向往吗？

    邵丽：这是一个好问题，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同时更是我最近一直思考的问题。其实就中国而言，父权是传统文化的中心。但就问题的本质而言，父亲既是真实存在的，又是极具象征性的。因为他的权威过于程式化，实际上反而被虚置了。说起来父亲是权力的化身，或者是权力本身。但在一个家庭的实际生活中，真正组织和管理家庭的基本上都是母亲。所以，一方面是父亲无处不在，另外一方面，父亲永远都是缺失的。但父亲对子女的影响也是不能忽略不计的，如果说母亲决定你做人方式的话，父亲决定你的格局和视野；母亲决定你怎么走，父亲决定你能走多远。

    非常悲哀的是，我们认识父亲往往都是从他死后开始的。我写这篇小说的目的，的确是想把父亲从“天台”上找回来。

    中华读书报：《天台上的父亲》中的父亲和哥哥都有抑郁症。现代人的精神疾病越来越多，您写作之前是否对抑郁症有些了解，还是只作为一种叙述背景？

    邵丽：毋庸讳言，一个高度发达的时代给人类带来各种方便，同时也带来焦虑和不安，甚至我自己都有抑郁症，而且很多年了。但是对这个病症的了解还真说不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无厘头的病。

    中华读书报：很喜欢《大河》，一口气读完。小说中的婆婆，婆媳间既亲密又疏离的复杂感情，描写得特别细腻。亲密是在一瞬间，疏远也是在一瞬间。得知丈夫有外遇后，“我”的痛苦和婆婆的态度让人感慨。情感困境也很普遍，似乎是不同时代的女人都无法逃脱的命运。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状态？

    邵丽：我写得确实畅快，也很痛快。很久以来，我一直想写写我的婆婆，其间也写了不少有关她的文章，都是零零散散的，根本不成体系。她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人，活到九十岁，她活这么大年龄完全是因为她有生的欲望。她一直靠近生活，与世俗打成一片，而且与时俱进。用新潮的手机，穿时尚的衣服，喜欢住在热闹的地方，天天逛街花钱。七十岁开始识字写字，而且一发不可收。每天看完《今日说法》后都要写一篇观后感，她自己说那叫评论。去世的时候，她写的评论堆起来比她的个子还高。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任何情况下，她都知道自己是谁，以及怎么安置自己。她活得没有大过，也没有小过，刚刚是她自己需要的大小。这是一个人、尤其是女人的自尊和尊严之所在。她是一个真正大智慧的女人。

    中华读书报：《大河》中处处充满生活的哲理。比如婆婆劝儿媳“有些事不能装傻，有些事就得装傻，这才是明白人。”比如朋友林鸽说：“做什么事好像总是有人在后面逼着，身不由己。”这种哲理是一直存在于您的小说里吗？

    邵丽：关于这些生活的哲理，是我在下派挂职锻炼之后才刻意注意的。从《村北的王庭柱》到《挂职笔记》，都在刻意张扬这种民间智慧。它未必合理，但是有用。

    中华读书报：近几年，您的小说涉及家族、关乎父母亲的故事特别多，《天台上的父亲》《黄河故事》《风中的母亲》《金枝》，涵盖了长中短各种体裁。为什么您如此热衷于写父亲？

    邵丽：写父亲主要是想写我的家族，把父亲的历史讲清楚了，我的家族历史也就梳理得差不多了。对于我的家族，我一直都有“触碰”的欲望，而且这种欲望随着对我的家族逐步深入了解，越来越强烈。写父亲，让我重新回到了家族之中，不仅仅是历史之中，也是情感之中，命运之中。我觉得我又重新活了一次，而且活得特别清醒和纯粹。

    中华读书报：评论家程德培注意到：邵丽的小说擅长家庭婚姻的叙事伦理，最近以来更强调代际之间的情感纠葛及个人的教育成长的反省，注重语境的时代特色和历史影响——您认同吗？ 如果认同，能否谈谈您创作以来小说的风格变化？ 这一变化是基于什么？

    邵丽：如果说一定要给我的小说创作分阶段的话，我觉得大体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是我刚刚走入作家队伍的时候，喜欢写那些虚无缥缈的小情小感，离真实的生活很远，以《迷离》和《寂寞的汤丹》为代表。第二个阶段是在我挂职锻炼之后，就是评论家们所谓的“挂职系列”小说，离现实非常之近，以《刘万福案件》和《第四十圈》为代表。第三个阶段是父亲去世之后，我对家族历史的梳理，以《糖果》和《金枝》为代表。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你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和反思你的历史和现实，接受生活对你的最终安排。

    中华读书报：或跳河，或跳楼，在您的小说中，父亲的结局多非正常死亡。这里有什么隐喻吗？

    邵丽：没错，在《天台上的父亲》与《黄河故事》里，看起来最终是两个父亲都死了，而且都是死于与现实的不可调和，但这两个父亲其实是有着很大的差异的。《天台上的父亲》里的父亲因为离开权力体系之后有一种失重感，他已经找不到生活的目的和方向。他已经被格式化，不能重新回到社会中过普通人的日子了。所以他除了死，没有任何人或者任何办法可以化解开他心中的忧郁。而《黄河故事》里的父亲，从来没有走到过他想去的地方，他一生的梦想就是做一个好厨子。但在那种逼仄的环境里，他的梦想看起来既可笑又可怜。他一生唯一的一次绽放，就是当三轮车夫给人送菜的时候，在路边一个小饭店死乞白赖地当了一次大厨。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饭店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所以，他的死看起来更令人伤悲，他是一个真正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至于说到隐喻，我觉得至少这两起死亡不是偶然的，它有着质的规定性和执着的方向，而决定这一切的，除了环境之外，也有一个人的取舍问题，即“性格决定命运。”

    中华读书报：故事讲述的是小人物，琐碎平凡却真实可信，背景却是时代风云，城乡变迁，以开阔的大手法讲述细密的中国故事，引人入胜。地域是否一直隐秘地折射在您的故事中？

    邵丽：尽管我的故事有着很强的地域性，但是我确实没有刻意思考过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我写的父亲既是“这一个”，也是“那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