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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1年11月10日 星期三

    钱锺书修订半世纪的《中国诗与中国画》

    《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11月10日   14 版)

        ■苇航

        钱锺书先生自嘲他“也许是一个‘忘本’的浪子,懒去留恋和收藏早期发表的东西”(见《〈写在人生边上〉和〈人·鬼·兽〉重印本序》),导致诸多钱作刊印历程在不少撰文中讹误颇多。《中国诗与中国画》极为典型。笔者寻刊淘书,试将《中国诗与中国画》的创作缘起、刊印历程,按时厘清。

        1940年2月第6期《国师季刊·论著》(第1—8页,湖南蓝田师范校刊)首刊《中国诗与中国画》。此文为刊中首篇,刊有“编者识”:

        此本作者应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讲稿,收入滕固先生所编《中国艺术论丛》第二辑。兹征得作者允许,同时表发在此。

        滕固(1901—1941),上海宝山人,美术史专家,工旧诗。《滕固年表》(陈世强编撰,录入《滕固〈唐宋绘画史〉自校本及其研究》):1939年1月,国立艺专由贵阳迁至昆明,滕固客居东寺街。钱锺书正在西南联大教书。二人因地结缘,遂成诗友。身为国立艺专校长的滕固,深知友人才华,便力邀钱氏撰写《中国诗与中国画》。滕先生目的明确:1.此文可用于国立艺专讲稿,2.1938年7月,商务印书馆已经印行《中国艺术论丛》第一辑(滕固编著),收录董作宾、宗白华、马衡、袁同礼诸名家论作。滕先生在序中,力推董作宾《殷人书与契》等专家专作。保持第一辑的编辑特色,滕先续邀请高手撰文。第二辑若能面世,《中国诗与中国画》必为滕氏力荐。钱先生完稿时,文后落款为:“旧历中秋日脱稿于沪寓”,即1939年9月27日写完于上海。《钱锺书在蓝田师范》的著者,参阅李洪岩《钱锺书生平与学术》,记有《中国诗与中国画》初期面世的细节:

        中秋节这一天,钱锺书便在上海完成了《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的撰写。1939年中秋节是公历10月 2日。不到一个月后,钱锺书便动身离开上海赴蓝田了……钱锺书在国师的朋友读了这篇论文后,认为很好,希望在《国师季刊》上发表。钱先生同意,便先发表在《国师季刊》第6期上……

        《中国诗与中国画》在《国师季刊》发表后,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偶然看到该文,便给钱锺书写信索要,刊登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责善》半月刊第2卷第10期”。

        诚然中秋节日期转换有误,不过上文引出《中国诗与中国画》第二次见诸期刊的史料。关注此事的还有《顾颉刚与钱锺书》(刊于2020年7月9日《北京晚报》)的作者杨建民。此文引用钱锺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重刊题记》,不过杨君未见《责善》,还盼有缘人解惑:究竟《责善》是否刊发此文?

        笔者查阅1941年第2卷第10期《责善》半月刊。如同《国师季刊》的待遇,即便《责善》重刊,《中国诗与中国画》仍旧排列首篇(第2—8页,首页为封面)。文前刊有《锺书自识》,即《中国诗与中国画·重刊题记》,只是《重刊题记》略有讹误,兹将《责善·锺书自识》重录如下:

        此二十八年秋应滕若渠先生固之命所作也。草草脱稿,顾君宪良师即取去油印,流布知友间。二十九年夏,若渠入蜀,言欲续辑《中国艺术论丛》,因复以修订本寄之。既而若渠病,不幸中寿以殁;论丛之辑,恐成虚愿。颉刚先生偶观斯作,驰书索刊之《责善》半月刊,因略志其缘起,追怀亡友,不胜怃然。余去滇别若渠诗曰:“作恶连朝真忽忽,为欢明日两茫茫。”讵识山岳之阻,竟成人天之永隔耶!

        除去顾颉刚,这段小识又提及两位人士。一位是滕若渠,即滕固。1939年,西南联大学期结束,钱锺书离别昆明,北上申城,作有七律《滕若渠饯别有诗赋答》。不想钱先生一语成谶,滕固于1941年5月“中寿以殁”。《中国诗与中国画》印入《中国艺术论丛》第二辑,已成泡影。

        另一位是“顾君宪良”。顾宪良(1914—1979),又名顾良、顾献梁,上海浦东人,艺术评论家、红学家。顾氏的出现,值得思考。钱先生自称:此二十八年秋应滕若渠先生固之命所作,于是李洪岩《钱锺书的生平与学术》、袁峰《钱锺书的读书生活》等著述一致确定:1939年秋,滕固邀请钱先生撰写《中国诗与中国画》。但是顾宪良“取去‘脱稿’油印”,说明两人还在一处。众所周知,联大暑假(《听杨绛谈往事》回忆为1939年7月)一放,钱锺书便由滇回沪。顾氏仍在昆明。因此,滕固的邀请时间,及《中国诗与中国画》(草稿)完成的时间,至迟是1939年夏天。《中国诗与中国画》草创于昆明,定稿于上海。还有佐证,《吴宓日记》记载:1939年7月3日,滕固招宴,吴宓因病推托,钱锺书赴宴。可见滕固、钱锺书时为友人。滕先生若向友人约稿,当面即可,无须待他回沪书函相邀。

        顾宪良油印,又为何故? 首先,顾先生喜读钱氏论文。其次,顾先生善于交游,滕固、顾颉刚、吴宓、钱锺书都是他的好友。查阅《顾颉刚日记》:1938年12月21日,顾良偕钱锺书来;1939年3月12日,顾颉刚于山间回家,途遇钱锺书、顾良同归,且留锺书、顾良共用午餐,饭后聊天至两点半,才分手;4月1日,顾颉刚前往锺书、献樑(即顾良)处;7月7日,顾颉刚夫人随钱穆、钱锺书诸君一起返回江南。时在昆明,钱锺书、顾宪良、顾颉刚,往来颇多。从撰文时间及三人友情来看:“顾君宪良师即取去油印,流布知友间”,此处“知友”有可能包括顾颉刚。

        此外,1940年3月,《责善》已于四川创刊,直到1941年下半年《中国诗与中国画》才见刊。顾颉刚“偶观斯作,驰书索刊”的时间,晚于创刊,早于见刊。此时,油印本、《国师季刊》本,都已流传。一钱两顾分居三地:顾颉刚所见是油印本,抑或刊本,实难考证。因此,些许著述断定顾颉刚所见《中国诗与中国画》为刊本,值得商榷。不用商榷的是,《责善》所刊《中国诗与中国画》是钱先生写于蓝田师范的修订本。《责善》本比《国师季刊》本多出一则后注:我《谈艺录》里论长吉诗言此;又将另一则后注“我诗话里论东坡次韵”改为“我《谈艺录》里论东坡次韵”。钱锺书创作《谈艺录》,始于蓝田师范时期。

        《谈艺录》日后经叶圣陶诸君帮助,由开明书店印行。叶圣陶很赏识《中国诗与中国画》,将其编入《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1947年3月,开明书店初版)第153—172页。钱锺书非常重视《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选用《中国诗与中国画》,大量增补全文,仅观注释,可见一斑:注解从原来的七八个增至二十六个。作为资深编辑的叶圣陶写下导读:

        本文拈出一中国艺术批评史上之问题。吾国谈艺者常言“即诗即画”“诗画一律”。作者详征细剖,以明:中国诗画品评标准似相同而实相反;诗画两艺术各抱出位之思,彼此作越俎代谋之势;并引西方美学及文评家之说,以资考镜。

        此番增订及叶撰导语,钱先生颇为满意。当代学人肖伊绯所述《钱锺书在台湾的唯一一次演讲》便是例证之一。1948年3月18日,钱锺书与蒋复璁等组成文化宣慰团抵达基隆。4月1日上午,钱先生前往台湾大学演讲《中国诗与中国画》。4月14日,《东南日报·“长春”副刊》刊出署名嫄平的报道《钱锺书在台大演讲》。《钱锺书在台湾的唯一一次演讲》转录此文,认为《中国诗与中国画》最早刊于《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台湾演讲内容只是《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诗与中国画》的框架。比对演讲与原稿,框架一说无误。

        1969年4月,香港龙门书店印行平装本“中国文学研究丛编第1辑”《中国诗与中国画》(书后附入潘力山《从学理上论中国诗》)。书中《中国诗与中国画》的导语、正文、注解,全部录自《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

        1979年9月,《旧文四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诗与中国画》列为全书第一篇。钱先生题写书名,又撰写《旧文四篇·卷头语》解释“旧文”内涵:

        这次编集时,我对各篇或多或少地作了修改,第一篇的改动最多,但主要的论点都没有变换。

        此版《中国诗与中国画》旧在论点,新在形式,经过大量修订。钱锺书在《卷头语》写道:第一篇登载在《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里……写于三十年前。著者的“权威断层式”追忆,导致部分中外学人(法国郁白、新西兰邓肯等)认定《中国诗与中国画》写于上世纪40年代末,首刊《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从而“遗忘”《国师季刊》《责善》诸版《中国诗与中国画》。《旧文四篇·中国诗与中国画》成为此文当下流行诸版的母本。1981年11月,《中国画研究》创刊,选入《中国诗与中国画》。何故重刊旧文,源自此文“对于文人画的研究讨论是大有帮助的”。编者也是《旧文四篇·卷头语》的“信徒”,与文末写道此文“发表于1948年(笔者注:1947年)《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比对正文,《中国画研究》刊文只是删除外文及注解,余文录自《旧文四篇》,而非《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

        《中国诗与中国画》一印再印,钱锺书认真校对,守名淡利。1985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创刊。继《中国画研究》,又一本创刊号刊载《中国诗与中国画》。阅过样稿,钱先生于1984年某个星期四去函时任编辑何新:

        拙稿校对已看过,排字水平不高,故西文脱误殊多,这也不当苛求,只能尽其在我,减少一个是一个吧。费心至感。

        文章见刊后,即1985年春节前夕,钱先生复函何新:

        上午得电话时,刊物尚未寄到。傍晚得寄件,并读赐书,极感厚意。亟覆数行,稿酬事有言在先,请弗变相为酬,俾我为难食言。即以此数奉贵刊为福利金,比赠我任何纪念品为有意义,且省去君心力口舌。至恳至盼。

        此文四十余年前发表于《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曾在开明任编辑工作者(叶圣陶先生即其一)现大多居出版界要职。为纪念开明六十年,将该《论文集》重印,因索弟改定本去,已送二校来,今夏可出书。必送弟稿酬。区区一文,到处得钱,未免太“创收”了! 务请打消来书所云。一切感激无已。

        《中国诗与中国画》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的稿费,钱先生拒收,用于资助编辑部年轻工作人员学习。札中所述《论文集》,是指1985年重印的《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出版)。创刊号两版《中国诗与中国画》仍是《旧文四篇》的“改订本”。《中国诗与中国画》的终极修订本,当为《七缀集》。1985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发行《七缀集》,书中第一篇便是《中国诗与中国画》。在书序中,钱先生坦言,“借机会把前四篇大大改动一下”。其中包括后来成为钱学专家范旭仑先生阅读《旧文四篇》时发现的若干排校错误。待到1994年8月,《七缀集》(修订本)面世,钱先生又借此机会,最后一回修订此文。

        从1940年至1994年,为何钱先生在万变不离其宗的前提下,为《中国诗与中国画》改头换面(即全文第一部分的修订)呢?

        《国师季刊》《责善》开头本是:这篇文章不是批评的而是历史的——或者可以说是批评史的。我们并不想估定中国旧诗或旧画的价值,我们只想说明中国传统批评对于诗和画的比较估价。开明原本只是将两个“我们”改为“我”。《旧文四篇》《七缀集》则是面貌全非:这不是一篇文艺批评,而是文艺批评史上一个问题的澄清。它并不对中国旧诗和旧画试作任何估价,而只阐明中国传统批评对于诗和画的比较估价。

        此番开头不仅明了,而且完全“去我化”。相应的改动还有《国师季刊》《责善》、开明原本中的“我们研究批评史,还是为了我们自己要批评”,于《旧文四篇》《七缀集》中改为“当然,文艺批评史很可能成为一门自给自足的学问……”:确保上下文衔接,呼应“文艺批评史”的变化。

        谈论文艺风气,《国师季刊》《责善》开明原本仅下结论:他(艺术家)不得不另开路径来避免他所厌恶的风气。《旧文四篇》《七缀集》补入“德国哲学家、物理学家G.C.Lichtenberg(1742—1799)‘反其道以行也是模仿’”的论据,进一步诠释“风气对于艺术家的正负两面的支配”。随后又补法国文艺批评家Sainte-Beuve (1804—1869) 的论述,解读不争的事实:艺术家即便主观上摆脱传统,客观上还是根植于所处时代的风气。

        论述“传统迁就事物的演变”,《国师季刊》《责善》记为:传统并不是呆板的东西,有如一般人所想的那样简单。开明原本改为:传统常常在活动,并非呆板的东西。《旧文四篇》删订增补为:批评史上这类权宜应变的现象,有人曾嘲笑为“文艺里的两面派假正经”(ipocrisia letteraria),表示传统并不呆板,而具有相当灵活的机会主义。借用意大利美学家B.Croce(1866—1952)的“文艺里的两面派”,叙述更为可读,行文更为可信。《七缀集》又补入传统“也颇有外交老手的‘富于弹性的坚定’(elastic or flexible rigidity)那种味道”。拟人手法的运用,证据愈加充足,文字愈加活泼。

        批判文艺作品“新风气的旧渊源”,《国师季刊》《责善》表述为:新风气“向古代另寻一个传统作为渊源所自”。开明原本补入两例:Sainte-Beuve硬认为当时的法国的浪漫诗蜕变于十六世纪的“七星诗人”,十多年前许多中国批评家也向晚明小品里去找所谓“新文学源流”。《旧文四篇》又引用《林纾的翻译》诸作,继续补入明清批评家要把古代白话小说与史书挂钩的笑谈。开明原本所补两例,得以保留,重新表述:法国的浪漫诗派蜕变于十七世纪的“七星诗人”,三十年代中国有些批评家宣传明代“公安”“竟陵”两派的散文为“新文学源流”。《旧文四篇》中“十七世纪的七星诗人”为排版讹误,开明原本给予改订。《七缀集》对于两例又作修补:圣佩韦认为当时法国的浪漫诗派蜕变于法国十六世纪的诗歌。……我们自己学生时代就看到提倡“中国文学改良”的学者煞费心机写了上溯古代的《中国白话文学史》,又看到白话散文家在讲《新文学源流》时,远追明代“公安”“竟陵”两派。

        通过前后三次补缀,关于“新事物硬要从旧事物中寻得渊源,求得心理安慰”的例子,中外古今,由此及彼,促人信服。尤其最后修订,思路越发清晰:“‘中国文学改良’的学者”“白话散文家”正是针对胡适之、周作人不点名的点名,批判《白话文学史》(胡著)、《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著)中将白话文、新文学与旧时文学攀亲带故的动机。同时,钱先生又引来博尔赫斯诸多名家关于“作家为作品追认先驱者”的观念,对于《旧文四篇》中“未可忽视”及全力批判、讽刺胡适的缘由,进行诠释:艺术作品“认祖宗”“拉亲戚”,不利于新作品的恣意发展,只能有利于老作品的新意萌生。孰重孰轻,一目了然。在批判这一动机时,《旧文四篇》本删去旧本中的俏皮话:

        ……人类虽然喜新厌旧,同时也觉得旧的老的比新的来得高雅华贵。拉丁文“antiquus”,一字兼有“高妙”“古昔”两意,绝非偶然,实在流露出人的一种偏见。这个偏见……也能应用到许多人事现象,像买古董,藏线装书,赡养遗老之类。

        上述钱氏妙语,当属散文,而非论文,有游离主题之嫌,因此著者“割爱删去”。

        诸如此类的修订,在《中国诗与中国画》第一部分举不胜举。前后跨越半个多世纪,钱锺书坚持不懈,数度修订此文,给予后人诸多启示。《中国诗与中国画》强调中国旧时“画品”“诗品”有别,不过钱锺书先生反复修订此文的“学品”“人品”倒是高度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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