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昧处见光明世界，此心即白日青天

    年届不惑的瞽蒙诗人弥尔顿，写就了著名的十四行诗《咏失明》，于黑暗中慨叹上帝之威仪；时隔近三个世纪，罹患眼疾的吴宓在诗作《病目》中以弥氏之目盲自况，由自怜终至自励“修德”与“奋勉”，“失明”似乎成为了一种隐喻性的宿命：个体迭遭命运摧折，精神却自有其发想，灵魂进入澄明之境。

    对于这类形象与文本的跨文化旅行，郝田虎教授的《弥尔顿在中国》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典范。作为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的力著，《弥尔顿在中国》在时空的整全尺幅中钩沉出英国大诗人在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曲折而漫长的接受历程。

    本书的材料搜集与整理工作令人叹赏，作者倾注二十多年光阴爬梳弥尔顿在中国的相关史料，辅以现代数字技术，在对文献的掌控方面显著超越了此前单纯依靠人力所能达成的限度。可以说，在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本书首次对弥尔顿进入中国以来百数十年的介绍与接受脉络进行了最为系统的完整呈现。

    “选择性注意力”与跨文化知识生产的主体性是作者贯穿全书的研究意识。“失明”之隐喻可由个体推及群体，民族遭逢时世乱变，志士仁人于晦暗中各申己见，探寻光明，郝教授的研究正是在历史大变局的宏阔背景下，打捞出众多具体而微的细节及隐伏其下的文化碰撞，勾勒跨文化知识生产之主体性建构。著作第一部分的主体思路可确立本书的正面价值：作者首先明确了弥尔顿在国际学术界最新的研究结论，这些结论确定了弥尔顿著作的性质与地位，在此标准之下，方可觉察中国学者基于中国之问题与自身之关切，在对弥尔顿进行选择性接受的过程中如何充斥着偏移和误读，诸般论说歧义纷披、莫衷一是，而弥尔顿的真实意图，似已湮没不彰。这一现象贯穿了从晚清以来到建国后革命史观之下中国知识分子对弥尔顿的解读，不过，作者对此抱持着体谅和宽容的态度，跨文化知识生产的主体性意味着包含创造性误读在内的各种诠释实践总体性地构成了一种跨文化知识生产及其流变的整全脉络，其间可见个体的伸张与时代的归趋。比如作者将吴宓对弥尔顿的接受称为“文化人文主义”，对文化人文主义者而言，文化作为人类的精神成果，是可以抵制世事厄运与人生无常的精神防护墙，甚或成为精神家园；而经典则是文明的象征，在其中可潜避人生之荒败乱离。吴宓以经典作家的方式表现自我的生存困境，这种路径对他而言不啻为一种安慰和个体生命得救的方式。又如中国对弥尔顿笔下撒旦形象的接受史，呈现了国人眼中撒旦形象革命性、文学性、宗教性、道德性相互交织的复杂与多面。二十世纪初，在亟亟为个体谋求独立性的风潮推动之下形成了作者所提出的“鲁迅传统”，将撒旦褒扬为反抗旧秩序的革命形象，经历1949年之后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文学批评时期，及至近年撒旦的接受模式又转变为文学文本的撒旦，可见国人对弥尔顿的接受带有各自的关切和现实动因，体现了跨文化知识生产的主体性构成。

    以上种种，均指向了作者撰著此书的目标：“力求探索跨文化知识的生产机制：跨文化知识生产过程中，‘选择性注意力’是如何发挥主导作用的？ 源知识（source knowledge）是如何去语境化，又重新语境化，最终抵达目标知识的？源知识化为 目标知识（target knowledge）的过程中，经历了哪些变异和改写？ 跨文化知识生产者的主体性体现在哪里？ 跨文化知识生产的动力和目标是什么？”作家作品的跨文化传布与流变不仅作为一个实证现象而存在，对其研究还需凸显跨文化知识生产的主体性。正如萨义德以“理论旅行”的概念主张基于语境的特殊性来发现理论在旅行中的变异和接受现象的复杂性，郝田虎教授的著作以弥尔顿的中国之旅为完整的研究个案，秉守本土文化知识生产的立场来确认和发现跨文化交流的普遍原则，以及源知识与目标知识之间的转化模式。质言之，本书的贡献超越了实证性研究的范畴，具有对跨文明交流的普遍规律和普遍理论现象的关怀。

    最后，本书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考生长点。例如书中多次提及约翰逊与艾略特对弥尔顿诗作的评价有失公允，作者着力从结构与音韵的角度折证《咏失明》绝非约翰逊所认为的庸常之作。事实上，有别于专事追求语言的音乐效果与物质性的现代派诗人，弥尔顿的优长不仅在于本书所分析的音韵之美，他所表达的道德诉求、宗教隐喻和人生寓意超越了文字的音乐性与结构性。

    弥尔顿身处的时代，追求的是理性对本能情感的约束，以及道德规范对人的教化与塑造，他笔下文明、克己、有责任承担、有对生活的自主权和自主意识的主体，恰好切中了时代需求，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弥尔顿在著名的十四行诗《咏失明》中由地狱般黑暗的绝望转变为天堂里光明的秩序，由自怨自艾到隐忍伫立，由质疑上帝到恢复信仰，又何尝不是通过内心的道德挣扎达到平静祥和的呢？”而约翰逊与艾略特的时代已然走向了对形式现代性的追求，认为文学作品需要体现出情感的非对象化，文字的内在节奏、韵律及整体秩序感成为更显要的价值主张，弥尔顿那些充满隐喻的想象、复杂的主题和修辞手法，以及宗教性的寓意反倒降格为边缘性点缀。因此，在现代主义对语言自足性、自律性的追求中，弥尔顿被视为了反例。

    由此，我们或可修正对经典作品的一味推崇和对经典价值的非批判性认可的态度。经典并非一成不变，经典作品地位的消长暗合着经典的历史生成与时代演变之间的关系。诚如作者所言，“跨文化知识的生产是以伽达默尔的‘先见’（Vorurteil）为条件的”，在伽达默尔那里，因袭的权威不是一种服从关系，而是一种认可关系，历史性的立场意味着对他人的判断和见解的承认。由于无法规避的历史性的有限性，“先见”必然包含着“偏见”，而“偏见”自有其合理性，同时也在历史演进中不断地实现清淤与重构，完成与新的文本的视域融合。

    弥尔顿的精神内核与其思想体系在与本土文化碰撞的过程中，对中国既有思想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冲击和质疑，使源知识向目标知识的转化得以完成，也使转译语境和精神空间得以拓展。基于对这一点的深刻自觉，方可实现鲁迅在《二心集》中所希冀的那样，翻译对中国本土文化的贡献“不但在输入新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

    权威的历史生成在接受过程中被不断塑造，经典也总是在与时代的持续对话中释放文明演进的力量。瞽目诗人以其思想的辉光烛照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引领着时代精神指向的突破；无论见与不见，无论正见偏见，无论先见后见，那刹那间的光明与光彩，已在书写中定格于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