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业余写作”态度讲述中国故事

    余华小说新作《文城》以“业余的写作”态度和极具工艺美学的叙事技法，讲述精彩的现代中国故事，书写中国人的命运之书，不仅具有叙事艺术创新价值，更让专业读者窥见了他野心勃勃的诗史创作意图。

    对于余华这部苦心经营八年之久的《文城》，专业读者不应仅仅满足于欣赏余华式的诗化语言，或止步于阅读了一个“寻找—等待”的追梦故事并受到了“重信守诺不惜赴死”“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等励志教育，更应当关注余华的写作经验对当代文坛的启示性、《文城》文本隐含的审美经典性以及“实质的创造性”。

    余华精益求精的“业余的写作”态度值得提倡。当代作家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签约的专业作家。二是面向市场、精通接受美学的通俗作家——当然，“‘通俗’并不是与高雅相对立的概念，而是概括了作品贴近生活、语言口语化、结构简单、具有强烈的时代性而易被读者接受的这一特征”。三是倾心于艺术实验和“实质的创造性”的先锋作家——他们属于小众的“业余的写作”，不为码洋与销量负责。如今身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的余华，在获得了“国际化”视野之后，真正做到了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文城》绝非江郞才尽的失败之书，相反，这是一部语法精致、易于转译为其他语种的小说，是一部在叙述技艺上具有中国工艺美学特质的创新小说，是一部“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小说，也是一部野心勃勃的史诗序章——他要用语象、隐喻和寓言来书写一部中国人的命运之书，他要用串连的悬念、伏笔和传奇勾勒一幅巨大的中国民间现代史画卷。

    《文城》是余华走出“故乡”、跨出题材舒适区、联通大江南北的写意小说。20世纪中叶以来，众多作家模仿福克纳、马尔克斯，以文本描画“邮票大的故乡”，筑建自 己的精神血地。这几乎成了一种写作模式。但是作家不能片面理解“地方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在创作中既要懂得“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更不能忘记“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世界性”，只有这样才能“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鲁迅《文化偏至论》）。余华的可贵之处在于，既吸纳世界文学思想又继承中国本土技法，并在长篇小说创作中不断整合创新，尝试跨界实验，就像《文城》跨出“故乡”题材，书写长江以南的女性与黄河以北的男子邂逅相遇，以一个“寻找与等待”的故事映现清末民初二十年间的民间历史；更令人惊艳的是，《文城》颠覆了“杏花春雨江南，骏马秋风蓟北”的思维定势：一方面以林祥福、刘凤美和田家兄弟展现了一个温柔敦厚的北方，另一方面则以龙卷风、雪冻、嗜血悍匪张一斧、作恶乡里的官兵等展现了一个暴烈残酷的江南。这种时空维度的跳脱跨越以及对思维定势的冲决涤荡，既让人“一见而惊，不敢弃去”（李渔《闲情偶寄·大收煞》），更让人感知到了余华的艺术野心。

    《文城》结构章法与故事中的木匠手艺、织补缝纫相契合，形成了一种“对仗”“对倒”式的榫卯镶嵌结构：长江南与黄河北、男人与女人、离家与归、寻找与逃避、罪愆与救赎，乃至溪镇有张一斧绑架商会会长顾益民，北方有土匪绑架聚和钱庄孙老板等，都是明暗对举、阴阳呼应，深符中国工艺的对称美学特质。毫无疑问，余华从木工手艺中受到了艺术启发，否则他绝不会花费大量篇幅介绍软木器匠、硬木器匠的种类及技艺（第9章）。他通过反复赋形使木工术语成为重要语象，引导读者注意小说整体结构就像硬木工那样，即使仅用简单巴实的卯榫嵌合工艺而不用钉扣胶漆等外辅加持，亦可让木器（小说结构）无缝对接浑然一体。而“补”部的布局则如纪小美的织补缝纫，所有惊奇悬念、草蛇灰线都通过平针、透针、飞针、藏针等手法处理得恰到好处，不着痕迹。这种极具工艺性的结构手法既具有中国特色，也能总结出结构主义矩阵模型，可以说是余华对跨媒介结构技艺的颖悟探索成果。当然，余华绝不会丢下他熟稔的反讽、荒诞、隐喻等后现代技法（如第36、37章对北洋军的漫画式描写，第46、47章中陈耀武等被绑匪割去耳朵后的“偏沉”），也不排斥“电影化的想象”和蒙太奇叙事（如第56、57章独耳士兵陈三等抗匪牺牲的场景），以达成雅俗共赏的效果；但《文城》总体上以“中国工艺技法”讲述中国民间故事，缀以婚俗、洗三、走满月、建筑、服饰、劳作、医药、葬礼等风俗民情，传达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而男女生灵依然生生不息的天地精神。

    尽管《文城》在描写土匪虐待人票、张一斧滥杀无辜时仍然延续了余华式的暴力美学，但总体上却可谓是一部悲悯之书，因为这部小说是以女性作为引导性的结构人物的，其中林祥福的母亲、纪小美的母亲、沈祖强的母亲、陈耀武的母亲、“和尚”的母亲，乃至刘凤美、翠萍、媒婆、女佣、奶妈等女性，性格立体而内心丰富，她们虽不像顾益民、林祥福、陈永良、陈耀武、朱伯崇、陈铁匠、孙凤三、田家兄弟、沈祖强乃至张一斧、水上漂、豹子李等男性那样活跃于作品阳面，却潜在地左右着、主宰着男人的命运和故事的走向。她们就像是历史的阴面、服装的内里，代表着更深层更内在的真实。这些女性的存在，使得以残酷叙事著称的余华变得多情而温柔，《文城》文字也因此而浮动起大面积的泪光，女性的泪水融化了人心的雪冻，她们的哭声如大地的呜咽，悲喜交集，普度苦厄……这似乎是余华在《文城》中展示出的重大气质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