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的“众声喧哗”？

    ■林硕

    在一些“大学问家”“大史学家”眼中，稗官野史是不入流的杂说，充其量不过是“野狐禅”，与经学、正史相比，难登大雅。然而，鲁迅先生对野史笔记格外偏爱，认为其价值丝毫不逊于官修史书。在《读经与读史》中，他谈到：“我以为伏案还未功深的朋友，现在正不必埋头来哼线装书。倘其咿唔日久，对于旧书有些上瘾了，那么，倒不如去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看杂说。”

    野史是相对正史而言，换言之，除去官方组织修订或认可的史书之外，其余私人编纂的史书皆被划入野史范畴。实际上，我国自唐代才开始由政府出面组织学者“开馆修书”，直接以官方的名义出版正史；相对而言，私人修史的起源则要早很多。大家熟悉的廿四史中的“前四史”，李大师、李延寿父子编纂的《南史》《北史》，以及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五代史记）》最初都是先由私人修纂、付梓，后被政府纳入正史体系的“野史”。在上述几部史籍之外，还有一部正史比较特殊，即《资治通鉴》。此书本名《通志》。宋治平三年（1066），他将此书进呈御览，得到了英宗肯定，这才颁旨设立书局，安排刘恕、刘攽等人辅弼其事，故《资治通鉴》兼具了私修和官修的双重性质。

    从总体上看，自唐宋以降，私人所著野史、笔记逐渐让位给官方的正史。除《资治通鉴》外，只有前文提及的《新五代史》被纳入廿四史体系。私家史书由于编纂理念、主旨思想、著述方式与正统史书存在差异，一律被官方视为“稗官野史”，其传播范围本就有限。至清乾隆朝，高宗弘历藉编纂《四库全书》之机，将大量涉及明代史事，尤其是明清鼎革之际的私人著史冠以“野史”之名，予以禁毁。是故，长期以来，寻找、阅读明清野史存在一定难度。文津出版社出版的包括《明太祖平胡录》《永历实录》《崇祯长编》《蜀碧》《虎口余生记》在内的“明清野史丛书”，为学界专家和普通读者查询、了解那段历史，打开了一扇窗。以《明太祖平胡录（外七种）》为例，其中涵盖了《明太祖平胡录》《武宗外纪》《天水冰山录》《钤山堂书画记》《留青日札（节录）》《民抄董宦事实》《董心葵事记》《震泽纪闻》等史料。在这八篇之中，最具野史性质的首推《民抄董宦事实》。

    “董宦”指豪宦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松江府华亭县人（今属上海市），系明光宗朱常洛做太子之际的授课讲师，宦海沉浮数十载，不仅在晚明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中屹立不倒，更在书法、绘画领域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创造性地提出了“南北二宗”之论，是彼时书画界泰山北斗一般的存在。然而，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来自华亭、上海、青浦以及远近数县的百姓，在部分士子的煽动下，纵火焚毁了董宅，亭台楼阁化为一片瓦砾，此即轰动一时的“民抄董宦”。事发后，夙擅文望、名满寰中的董其昌不得不辗转吴兴、镇江、苏州等地，自春徂秋漂泊半年，方才返回故里。四百年来，对于“民抄董宦”之事，始终莫衷一是。松江百姓为何如此义愤填膺？ 纵火事件背后是否有人暗中怂恿呢？

    欲廓清这桩公案，需要从多个角度占有史料。遗憾的是：在清代张廷玉主编的官修《明史》中，对“民抄董宦”讳莫如深，仅仅记录了一则与之类似的“嗾人毁署”事件。在正史记载缺失的情况下，民间野史的价值也就显现出来了。在“明清野史丛书”收录的佚名所著《民抄董宦事实》中，不仅有《十五十六民抄董宦事实》的文本，更将“五学”生员的诉求，各级机构对案件的调停、审理公示，以及应天巡抚王应麟、南直隶学政王以宁对此事的态度等二十余篇文献悉数刊之于众，方便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判断事情的真相。

    上述材料主要分为几个类：其一，松江府学、华亭县学、上海县学、青浦县学、金山卫学等五学生员声讨董其昌、董祖常父子的《五学檄》，和阐述自身诉求、恳彰公道的《生员诉状》；其二，董其昌流离失所后，写给署理华亭县理刑推官吴之甲的自辨信《十七日董求吴玄水书》；其三，松江府驱散聚众人群的《府示》、华亭县就此事公布的《县示》、松江府府学的《府学申复理刑厅公文》和《府学申复学院公文》，以及《苏、常、镇三府会审断词》等等。其四，合郡乡绅士大夫站在中立立场，对此案件进行的陈述，如《合郡乡士大夫公书》《合郡孝廉公揭》。将民间野史会同官方保存在文献、档案一并出版，既可以让读者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亦不失公允。

    “民抄董宦”的远因，源于事发前年八月间（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的“董、陆使女之争”。彼时，董氏次子董祖常欲纳使女绿英为妾。绿英不从，隐匿于生员陆兆芳家中。陆兆芳，字声远，系府学庠生，亦是松江人士。董祖常闻讯，纠集子侄、家丁二百余人，于二更时分，明火执仗前往陆家内室抢人，造成合郡震惊；经缙绅出面调停，两下作罢。董祖常夜闯陆家后不久，有好事者以此为题，创作了拟话本为陆生鸣不平；因陆兆芳面黑，董其昌号“思白”，故用“黑”“白”二字暗喻这桩公案，取名《黑白传》，亦称《黑白小传》。至此，“白公子夜打陆家庄，黑秀才大闹龙门里”之事，迅速在松江各地以及周边府县传播开来。次年春，说书人钱二在闹市之中表演《黑白传》，被董祖常带人押回，连同在场听书者范昶亦被裹挟。范昶，字廷芝，亦为生员，与董氏份属姻亲。没想到董祖常全然不顾亲情，认定《黑白传》是出自其手。在董氏威吓之下，钱二亦供认《黑白传》系范庠生所作。迫于董氏淫威，范昶不得已在城隍庙下跪发誓，自己与《黑白子》之书无涉；以致“羞忿成疾，不旬日而身死”。

    范昶之母冯氏携儿媳龚氏、孙媳董氏及婢女数人，前往董宅“造门哭诉”，却被董家恶仆陈明等人“毁轿于河”“闭门毒打”。董祖常面南而坐，命人将诸妇女赶入坐化庵中，“泥涂满面”，肆意凌辱、谩骂，以致“上无蔽体之衣”，“下乏掩羞之布”。事发之后，合郡百姓大忿，刊刻“兽宦董其昌”与“枭孽董祖常”的揭纸沿街塞路，以致徽州、湖广、川陕、陕西等处客商亦共有冤揭黏、粘贴，就连娼妓、龟子、游船等项，亦有报纸相传。凡此种种，矛头直指董氏父子，“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之谣，遍传闾阎。然而，松江府的处理方式只是将带头逞凶的家奴陈明杖责二十五板了事，并未触及董祖常，以致群情难平。

    时值三月十五日香会之期，生员、乡民凡数万人聚集董宅，高呼“凡我同类，勿作旁观”，声讨董其昌，指斥其对于“劣子顽儿”，管教无方，在乡里结党营私“险如卢杞”，“淫奢如董卓”。面对从各地蜂拥而至的人群，董氏不但没有诚恳地负荆请罪，反而招募“打行”等百余人，连同其家丁登高向围观人群泼洒粪便，投致瓦砾，试图将之驱赶。此举无异于火上浇油，彻底激怒了百姓，先毁陈明居所，又将董宅的门道打破；会天将降雨，姑且退去。十六日，上海、青浦、金山等地闻讯者云集，推选两个身手敏捷的童子，纵身登屋，“以两卷油芦席点火，着其门面房”。起初火势稍缓，待风起之时，火趁风威，董宅中数百余间朱栏曲槛，园亭台榭，无不炽焰；而董祖常、董祖源之宅亦化为乌有。

    “民抄董宦”事发后，华亭县在十七日颁布《县示》，认为纵然“董宦素多招怨，致被尔等一夕焚抄，其罪两足偿矣”，“若再拥挤，府县捕官带领兵快一一锁拿，即以乱民论矣，毋贻后悔。特示”。然而，怒气未消的百姓并未散去，继而在十九日冲入董其昌在白龙潭畔的藏书之所，焚破之，并将其匾额“抱珠阁”抛入水中，齐声高呼：“董其昌直沉水底矣!”最终，苏州、常州、镇江三府联合会审此案，断词言道：“董宦之祸，始基于士，终凶于民”，对参与其事的十三名生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惩处；董其昌被认定不知情，其家奴陈明遭到处杖；为首参与焚抢董宅者被处斩。此即“民抄董宦”之始末；至于是非曲直，读者可以参考书中所收各方文献史料，自行评判。

    通过明清野史丛书所收《民抄董宦事实》可知：无论是官修正史，还是贯穿数千年不衰的私家野史，均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宜偏废。诚如鲁迅先生在《忽然想到·四》中所言：“（正史）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