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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活动历史悠久，然而对于出版活动进行理论总结却是从近代特别是20世纪以后才开始的。在近代出现的众多出版学论著中，有一部著作——钱亚新与梁虞初于1943年8月完成的《大学出版组的理论和实际》——几乎未被提及。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是《大学出版组的理论和实际》一书并未正式出版，知悉者寥寥。笔者近期对该书进行了整理，特将相关内容公布，以飨学界。
《大学出版组的理论和实际》由钱亚新与梁虞初合作完成。钱亚新为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1903年出生于江苏宜兴，1917年考入江苏第一师范学校，1922年毕业，同年入上海大同大学，1923年因病辍学。1925年入上海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学习，1926年考入武昌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1928年毕业。毕业后，钱亚新先后在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上海大夏大学、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湖南大学工作。1941年7月至1946年6月任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育系讲师。1946年8月至1950年2月，担任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博系教授。1950年3月调入南京图书馆，历任南京图书馆阅览部、采编部主任，代理馆长、研究员，兼任南京大学、安徽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授，《江苏图书馆学报》主编等职务，1990年1月17日病逝于南京。《大学出版组的理论和实际》正是钱亚新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工作期间撰写的。
《大学出版组的理论和实际》另一位作者梁虞初，据笔者检索“CNKI工具书”、上海图书馆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大成老旧期刊全文数据库等搜索引擎，发现有关其信息很少。笔者至湖南省档案馆查阅国立师范学院档案，也只发现零星的关于梁虞初的信息。综合目前信息可知，梁虞初为湖南安化人，1918年出生，安化县立乡村师范学校毕业，曾任安化四区公所及蓝田商会书记，1938年11月到国立师范学院担任文书组职员，后至出版组工作。
关于《大学出版组的理论和实际》一书的写作背景，钱亚新晚年有如下回忆：“半年后（约在1942年2月——笔者注），院方（指国立师范学院——笔者注）请我去兼任出版组工作。由于在秘书室工作时知道出版组的地位、职责及其重要性并不比图书馆有所逊色，因此乐于接受这个工作了。该组是属于教务处，与注册组、图书组同等地位。它的职责，不仅要能传播学校各方面的活动，而且要能发表师生学术研究；不仅要供应教学所需的讲义，而且要缮印校中各处的文件。因此不论从院方行政管理讲，师生教学活动讲，都不能须臾离开的。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我开始去接手时，先了解一下内部。为了要取长补短，曾向国立和私立大专院校三十七所发出一套调查表，内容包括一般的、缮写的、油印的、石印或铅印的四方面工作。后来填表作复的，虽然只有十四所，占总数百分之三十八，但对我们的帮助却很大。因为以自己过去的做法为基础，并结合别的大专院校中出版组的情况和经验，于是加强了我们的思想，调整了组内的组织，规定了各股的工作大纲和办事细则，配备了工作人员、技师和工友，添置了各种必要设备，研究了缮印方面的技术。例如在加强思想方面，上文已略为谈到。至于组织方面，分为常务、收缮、印发、刊物四股；聘请人员方面，要选书法端正秀丽的，采用招考办法。”“经过一年半载的努力工作，我和同事梁虞初先生总结了初步的经验，并提到理论上去，编写了《大专院校出版组的理论和实际》（现存稿本上书名为《大学出版组的理论和实际》——笔者注）一书。”（参见钱亚新《蓝田国师回忆片段》）
钱亚新在上述回忆中并未明确论及“曾向国立和私立大专院校三十七所发出一套调查表”一事详细情况，笔者在金陵大学相关档案中发现了国立师范学院1942年6月2日向金陵大学发出的调查表，从这个时间推算，钱亚新应该是在5月底、6月初陆续向全国发出调查问卷的
《大学出版组的理论和实际》现为稿本，书稿采用右侧线装，除封面外，正文内容共计65页，5万余字。就书写而言，全书采用从右到左竖排书写方式，封面书名由红笔撰写，章节目次为蓝色钢笔书写，第1至3章由黑色钢笔书写，部分内容为毛笔书写而成，第4至5章文字由为蓝色钢笔书写（部分内容有黑笔圈改）。
《大学出版组的理论和实际》一书共分5章：
第一章，出版组的特征，具体又分三节，分别是“引言”“需要”“使命”，指出大学出版组是为满足“表现学校的活动、辨解外人的疑难、从事教育的宣传”的需要而设立的，其使命在于“传播学校的消息，发表学术的研究，供应学生的讲义，缮印各处的文件”。
第二章，出版组的机构，下分“地位”“组织”“事务分掌”“会议”“章则”五节论述出版组的内部机构及其运行。
第三章，出版组的人员，下分“主任”“职员”“技师”“工友”“待遇”“工作报告”“考核”七节，论述大学出版组的人员构成及其管理。
第四章，出版组的设备，分“办公室”“缮写室”“印刷室”“储藏室”四节，介绍了出版组上述四个常设机构内的设备购置及其使用情况。
第五章，出版组的管理，分“事务股应备的表格及办理程序”“收缮股应备表格及办理程序”“印发股的应备表格及办理程序”“刊物股的应备表格及办理程序”四节，以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出版组为主要案例，详细阐述了大学出版组常设的事务股、收缮股、印发股、刊物股办事程序。
上述五章之中，第一章曾以《大学出版组的需要及使命》为题，刊发于贵阳文通书局出版的《文讯》杂志1942年第3卷第5期。《文讯》主编谢六逸对该文有如下评价：“钱亚新先生在蓝田师院担任出版组的职务，他所谈的是大学行政里头最重要的一个部门，以前尚少人注意。有此一文，在大学办出版行政的，可以得着参考的资料”。
1939年5月16日，当时的教育部鉴于各高校行政组织都由各校自行设定，名目纷繁，为提高高校行政效率，特发布了《教育部颁发大学行政组织补充要点》《教育部颁发大学行政组织补充要点与独立学院及专科学校行政组织补充要点》。“要点”中明确规定“大学及独立学院或专科学校设教务、训导、总务三处。其中教务处得分设注册、出版等组及图书馆，各组及图书馆设主任一人及组员或馆员若干人”。1942年，国民党组织成立中央出版事业管理委员会，负责“出版事业之扩充与指导、出版机构之调整及管理、出版经费之筹划支配及审核、出版机关从业人员之任免考核及训练、出版品运输之统筹”。中央出版事业管理委员会成立不久后，就与教育部合作调查全国党政机关及有关团体出版计划、预算等，以便进行管理。可以说，对当时高校出版机构进行有效的管理已经成为教育及出版管理机构的一个重要问题，从当时的研究来看，在这一领域并未有多少系统的研究成果，而钱亚新、梁虞初所著的《大学出版组的理论和实际》顺应了当时这一需求，而且该书是基于对全国设有出版组的14所大专院校（国立大学7所，独立学院4所，专科学校1所，省立专科学校1所，私立大学1所）的调查结果所撰写的，基本上反映了全国高校出版组的情况，因此对于高校出版机构的管理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中国大学是在近代才产生的，虽然不少大学自创立以来就设有独立出版机构，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数量高校并没有独立的出版机构，还有一部分高校中肩负出版机构职责的组织常常与文书、秘书、总务等其他机构混淆在一起。1939年5月16日教育部发布了《教育部颁发大学行政组织补充要点》《教育部颁发大学行政组织补充要点与独立学院及专科学校行政组织补充要点》，明确规定高校出版组织附属于教务处。钱亚新在书中也尊重教育部的办法，指出出版组应隶属于教务处，但是钱亚新强调，虽然隶属于教务处，但是由于出版组与总务处的文书组、秘书组等机构也有密切关系，因此需要和其他机构保持密切的联系。对于出版机构的使命，钱亚新也总结到“在大学当局方面，应见到出版组对于学校发展上的迫切需要和重大使命，而依照教育行政上立法的根据，从速组织起来或加强其组织，使内容充实。在出版组方面，对于教师，应该发表他们的研究成绩；对于学生，应该供给他们精神的食粮；对于行政人员，应该帮助他们表现所做的工作；而对于全校的一切人们，应该运用优美的文字，描写他们所过的生活和动向，完成其任务。”应该说，钱亚新这一概括是比较全面的，不仅描述了大学出版机构对内职能，还重点强调了对外宣传的职能；不仅展示了在弘扬学术方面的作用，也展示了在促进学校行政管理方面的功效。
《大学出版组的理论和实际》第三个价值体现在借鉴现代管理学知识探讨出版机构的管理。在上述对《大学出版组的理论和实际》一书的章节介绍已经有所反映。在书中，钱亚新与梁虞初已经开始借鉴现代管理学中的组织、人员管理的理念，特别是在第三章谈及出版组的人员时，对出版组任职人员的资格、遴选、岗位职责、考核、薪酬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应该说这在当时出版研究中是相当先进的。
出版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综观20世纪早期的出版学研究成果，很多都停留在针对某一具体的出版机构的经验总结。钱亚新、梁虞初《大学出版组的理论和实际》一书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全国设有出版组的大专院校就出版组运行、管理问题进行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14份，涉及国立大学、独立学院、专科学校、省立专科学校等，样本具有代表性，基本能反映当时全国高校出版组的实际情况。从研究方法而言，《大学出版组的理论和实际》也代表了民国出版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的出版研究肇始于20世纪初，在20世纪上半叶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由于处于草创阶段，存在诸多不足，如对出版学及出版事业的研究没有得到社会广泛认同，研究水平不高、深度不够（评价见张志强《20世纪中国的出版研究）。与同期的出版研究成果相比，《大学出版组的理论和实际》是代表了当时比较新的研究高度，遗憾的是，由于战乱等原因，该书未能正式出版，学界也失去了了解这部著作的机会，如果有机会还是希望该书能够出版，虽然书中的有些内容已经过时，但是对于了解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版研究史还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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