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克史学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兰克史学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影响，长期以来都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如易兰在《学术研究》2005年第2期刊文《兰克史学之东传及其中国回响》指出：“以史学巨擘兰克为代表的兰克史学不仅惠泽西方史学，同时也深刻影响着20世纪的中国史学。”杨涛在《黑龙江史志》2013年第13期刊文《浅析兰克史学及其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指出“兰克是19世纪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家之一，他所倡导的如实直书、客观公正的治史原则促进了史学的科学化与独立化。兰克与其创立的兰克学派在近现代西方史坛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在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那么问题来了，兰克史学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李孝迁、胡昌智《史学旅行——兰克遗产与中国近代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就此问题给出了一个回答。

    李、胡此书第262页指出：“兰克曾对中国近代史学产生重要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这层关系是间接的，两者的联系具有象征意味，没有实质性的联络。近代中国史家很少公开宣称受到兰克的影响，即便傅斯年非常强调史料的重要性，若就此与兰克连结在一起，或谓傅斯年思想受兰克的启发，未免过于夸大。”此书特地提到：“其实重视史料的观念不必非来自兰克不可，如伯伦汉、Seignobos的史学方法著作都有系统化的论述，中国传统考证学也很强调实事求是的精神。傅斯年的治史方法纯然近乎《史学方法论》《史学原论》的取径，与兰克只有遥远的想象呼应。”

    换而言之，李、胡著作对国内学界部分人认为兰克史学影响很大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那么，兰克史学在中国，抑或说在整个东亚，影响主要是什么样的情况，值得深入探究与思考。

    书中写道：“关于兰克与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关系，几乎所有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的论著都会涉及，但并不意味着该问题已圆满解决。其一，中文世界有哪些与兰克有关的文献，先行研究大多未充分发掘，翻来覆去，所举例证不外傅斯年、陈寅恪、姚从吾等少数史家，且所提供的证据又那么薄弱；其二，某人论著中论及兰克，或引用兰克某句话，便谓某人受兰克影响，或某位史家重视档案史料，便判定继承了兰克学风，诸如此类不靠谱的论证，在先行研究中颇为常见；其三，中国史家的兰克论述是直接阅读兰克著作后形成，还是通过二手著作，或仅是东抄西拼，先行研究似缺乏探源意识，一概用于说明兰克在中国接受的证据。”（《史学旅行》第146-147页）这样一来，确实兰克史学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影响也就要大打折扣了。

    事实上，兰克史学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更多地是借助于一些“中间商”，这其中自然最重要的是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事实上，从晚清以来，中国史学界仍然能发现或现或隐的坪井痕迹，他的《史学研究法》大量举证东亚史例，读来比西人同类著作更为亲切，许多通日语的中国史家对此书并不陌生，也是中国史家搭建史学方法论可资参考的理论来源之一。……他是兰克史料方法学进入中国的中间环节。”（《史学旅行》第427-428页）

    此外，本书还就伯伦汉《史学方法论》、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史学原论》对东亚特别是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影响进行了说明。从这些说明和论述中，可以得出看法：兰克史学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影响，并没有想象的大，现在部分学者高估了兰克史学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影响。

    （作者为柳亚子纪念馆文博馆员、文史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