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峻时代下，诗人与缪斯在诗歌中呼唤彼此

    ■程卫平

    他给她留下《日瓦戈医生》，而她隔着时空，回之以这本《时间的俘虏》。

    奥莉嘉·伊文斯卡娅，本职工作为杂志编辑，译诗写诗，对文学有着细腻的触感。她的叙述满纸情深，而文字简明如一篇长散文。《时间的俘虏》围绕她与帕斯捷尔纳克的相识相恋、她的狱中日子、《日瓦戈医生》出版三大主题展开记忆。

    写回忆录的她，是帕斯捷尔纳克的迷妹、相伴十四载的知己、《日瓦戈医生》中“拉拉”的原型，从半路相识到帕氏去世十四年（1946~1960），是他一生中满载耻辱与荣誉、悲愤与喜乐、幽暗与明光的年月。于她，又何尝不是？只是世人记住了他的英名，而她默然肩担了背后几乎所有重负，无人知晓。帕氏去世十六年后，年过六旬的她饱蘸爱与深情，书写那段“和帕斯捷尔纳克在一起的岁月”。

    帕斯捷尔纳克以诗立名，受时运播弄却成为莎士比亚、歌德及格鲁吉亚等“兄弟民族”诗歌的知名译者（这样的工作模式对那个时代的苏联诗人或作家颇普遍），最后以小说饮誉天下。他笔下的卡佳，原型是伊琳娜（即附录传记——《波塔波夫胡同传奇》的作者，伊文斯卡娅的女儿），而拉拉的原型正是奥莉嘉。认识奥莉嘉的时候，帕氏已在酝酿《日瓦戈医生》。相爱时，两人都结过两次婚，都有孩子。一个是作者，一个是编辑；一个是诗人，一个是诗人的铁粉。两人年龄相差二十二岁，却浑然不觉；流言蜚语，无夫妻之名，亦不在意。于帕氏，她是其灵魂伴侣，亦是其缪斯。她称跟他的见面是“与神相遇”，读他的诗行如同“读上帝的词句”。

    在无法写作的年代，帕氏只得译诗，也鼓励奥莉嘉译诗，给她指导，引荐她，俩人在诗歌翻译中“呼唤彼此”“借助别人的思想而存在”。他们还成立译诗“小铺”，不久作为译者，两人的名字一起出现在泰戈尔的俄译本文集里。出版社有意要在一本诗集里删掉奥莉嘉的译作，帕氏立刻致电编辑声明，要是这样，就连同他的所有译作也一起拿掉吧。

    她的爱，就像拉拉那样，是一种自我献身，甚至带着自我毁灭的疼痛。和帕氏的爱情，给她带来的不仅仅是幸福，还有挥之不去的骚扰和牢狱之灾。因为帕氏，也因为他那部《日瓦戈医生》，她两度身陷囹圄。帕氏立于高墙之外，无能为力。事后，帕氏感激她，“我的生命，那几年我没有受到波及都应该归功于她的勇敢和坚韧”。而奥莉嘉则认为，没有帕氏（当时已是患心梗的六旬老者），她的孩子根本就活不下来。从《逮捕日》开始一连数章，伊文斯卡娅倾注不少笔墨写狱中的日子，这无疑是改变她一生的变化。帕氏的诗和信支撑着她，他迫不得已，伪装在“妈妈”的名义里给他的”天使”写情书。帕氏在诗里写他的痛苦，“分离把两人吞噬，忧愁啃食骨头”。但出狱后的四五年，他们得享一段幸福岁月。

    回忆帕斯捷尔纳克，无法绕开《日瓦戈医生》。他们瓦雷金诺的日子随着《日瓦戈医生》的出版风波而结束。这部伟大的小说，是帕氏的“精神自传”，是他“一生的创作目标”，无疑也见证了他与奥莉嘉的友谊和爱情。另一方面，也因其伟大，注定要在两人的生活里激起惊涛骇浪。两人初识，帕氏便向她透露了自己的小说构思，承认奥莉嘉是拉拉的原型，把书的题献给了她，在她入狱的日子，他继续写，完成了书的大部分内容。回忆录以近半篇幅讲述《日瓦戈医生》的成书与出版经历，当局的反应，读者的反响。两人都不苟逢迎、不善隐匿，“任凭被刮到可怕的风口浪尖”。他每天既听到诽谤与污蔑的噪音，同时也见到同情与理解的热泪。上万封信纷至沓来。有人对他说：他是“为数不多宁愿沉默也不愿不真诚的人”。而帕氏也为这些热泪而流泪。

    在去世前一年，他在《日瓦戈医生》上题词：在奥莉嘉生日这天将这本书连同我全部的悲惨人生一道送给她。奥莉嘉则在《日瓦戈医生》里读出他对她的道别：“再见了，我的美，再见了，我的快乐，无尽的，永不枯竭的永恒快乐……”

    似乎帕斯捷尔纳克小说出版前后那几年才是两本回忆录的重心，也是帕氏粉丝最为关心的，但如果我们不把它作为历史文献来读，那么真正打动人心的恰恰是那个艰难时代里显得颇为沉重的情谊——即便此前没有读过《日瓦戈医生》——那是经过轻盈的时间之网千淘万漉留下的沉重，虽九死犹未悔的精神抉择：爱与尊严。如果命运让拉拉重新选择，她不会因预知了困苦而改变初衷。因为那段生活对她固然不够仁慈（简直残酷无情！），却给了她“极大的幸福”“与你的爱情、友谊和亲密”，而她未曾忘记他的话，即便身处不幸，也要始终“希望与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