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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14日，九旬高龄的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汉学家弗拉季连·格奥尔基耶维奇·布罗夫（Владилен
Георгиевич Буров，1931- ）获颁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多年来，布罗夫潜心学术，在中国哲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承担了中国社会科学重要著作的翻译工作，为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
1931年8月7日，布罗夫出生在中国哈尔滨。其父格奥尔基·丹尼洛维奇·布罗夫是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的外交官。布罗夫的名字“弗拉季连”（Владилен）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它是由弗拉基米尔· 列宁（ВладимирЛенин）缩写而成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个名字曾在苏联风靡一时。
布罗夫出生时恰逢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其父便携全家回到了苏联。布罗夫从小酷爱历史，在中小学读书时他的历史成绩总是在班里名列前茅。20世纪40年代，苏联国内盛传中国人民对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等思想而进行民族解放战争的种种事迹。在此背景下，布罗夫阅读了大量与中国相关的书籍，学习到了许多有关中国的知识，这为他日后走上汉学研究道路奠定了基础。1949年中学毕业后，布罗夫进入了莫斯科东方学院学习。
莫斯科东方学院成立于1921年，是苏联进行汉学研究、培养汉学家的重镇。康拉德（1891-1907）、罗高寿（1900-1981）、艾德林（1909-1985）、费德林（1912-2000）、索罗金（1927-2015）等诸多享誉世界的汉学家都曾在那里学习或任教。
大学期间，布罗夫已经熟练掌握了汉语。1954年大学毕业后，他被派往中国工作。起初，布罗夫在苏联展览馆（今北京展览馆）担任翻译，几个月后因苏联成果展转到上海，他也随之离开了北京。1955年布罗夫回到了祖国，进入了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深造。1957年9月他再次踏上旅程，赴中国留学。在中国期间，布罗夫先后师从北京大学任继愈（1916-2009）教授和中国科学院哲学所侯外庐（1903-1987）教授。布罗夫的留学时间是一年，留学期满后，他又提交了延期申请。正是因为这个契机，他躲过了一劫。按照原定计划，他应该乘坐1958年10月17日的航班飞往莫斯科。而当时布罗夫因为收到了延长留学期限的消息，便没有乘坐飞机，留在了中国。后来，那架飞机在飞行途中遭遇风切变，失速坠毁于卡纳什，71名乘客及9名机组人员全部罹难。
1959年因中苏关系恶化，布罗夫结束了留学生活，返回了国内。回到苏联后，布罗夫孜孜不倦，潜心学术。俄罗斯汉学界向来注重研究先秦时期的中国哲学，孔子、孟子等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而布罗夫却对中世纪的中国哲学情有独钟，他听从任继愈的建议，选择了王夫之作为研究对象，他的选题在当时的苏联汉学界乃至世界汉学界都具有重大创新意义。在苏联哲学界，他是研究17世纪中国哲学家思想的第一人，立足于“中国启蒙运动”的思想，他对17世纪诸多中国哲学家的观点进行了唯物主义的阐释。1963年他以论文《17世纪中国思想家王船山的世界观》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副博士学位。毕业后，他留在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担任初级研究员。
二
1983年，布罗夫从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部调入新创建的现代政治哲学部，他的学术取向由此发生了转变——从中世纪中国哲学转向现代中国哲学。布罗夫首先研究了毛泽东，随后又关注了20世纪上半叶的胡适、梁漱溟、冯友兰等哲学家，之后又将中国思想史研究延伸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
20世纪80年代，布罗夫先后撰写了多篇关于中国政治哲学的论文，如《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哲学》（1981）、《当代中国历史哲学的若干趋势》（1981）、《李达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1983）、《哲学遗产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思想斗争》（1983）、《国民党时期的意识形态》（1984，合著）、《30-4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1986）、《李达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1986）、《巨大的转变》（1987）、《中国的改革：基于苏联学者视角》（1988），等等。这一时期，除了研究中国，他的学术视野还扩展到了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撰写了《越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著述中的国际主义思想（兼论胡志明世界观的形成问题）》（1983）、《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哲学科学》（1987）等文章。
1986年布罗夫以论文《现代中国哲学》（Современная китай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在这篇博士论文中，他爬栉梳理了20世纪30-70年代中国哲学发展史，并划分出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四大发展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1949-1957、1958-1966、1966-1976。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季塔连科、罗曼诺夫认为布罗夫这部作品的重要特点在于它研究了中国哲学的各种思潮，涵盖了20世纪以来胡适、冯友兰、贺麟、梁漱溟、陈立夫、蒋介石等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布罗夫运用翔实的文献材料竭力证明现代中国哲学是丰富多元的，存在着不同的派别。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中国哲学和汉学研究形成了一股潮流，特别关注传统遗产的现代意义、中西文化的相互作用前景及其中国与东亚整体发展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布罗夫成为了这个方向的领军人物之一。
1998年布罗夫出版了专著《台湾社会的现代化》。在这部著作中，布罗夫分析了中国台湾的政治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历程，并将其与中国大陆的现代化进行对比。布罗夫认为，台湾很早以前在现代化进程中就沿用了孔子的伦理政治传统。尽管西方、美国文化对中国台湾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但台湾的发展思想一直与自身社会文化相联系，台湾的社会文化是其进行现代化的精神基础。而中国大陆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指导思想，因此社会就有了将孔子思想同马列主义相结合的任务，如果考虑到他们一些思想宗旨的一致性，这种结合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2000年布罗夫满怀敬意撰写了一本介绍中国生活和风俗的作品——《中国和俄罗斯学者眼中的中国人》，该书由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出版。2004年该书的中译本在中国出版发行。
除了研究中国哲学，布罗夫还积极推动中俄两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向中国学界介绍汉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罗斯的现状。他多次到访中国，与中国学者亲切交流，相继在中国期刊上发表了《俄罗斯的中华民国研究》（1995）、《俄罗斯的中国哲学史研究》（1996）、《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俄罗斯并不过时——俄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概况与主要流派》（2013）、《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俄罗斯》（2016）等论文。在学术研究之余，精通俄汉双语的布罗夫还积极投身辞书编纂工作。他曾与汉学家谢苗纳斯合作编纂《汉俄新词语词典》（2007），该词典收录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15000余个新词，涵盖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科技等诸多领域。
三
2019年5月布罗夫在做客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的复旦望道讲堂时，为广大师生带来题为“当代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状及前景”的专题讲座。在讲座中布罗夫指出，目前俄罗斯学界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较为丰富，对当代中国哲学和中国思想体系的研究明显不足。大部分俄罗斯民众对中国思想体系的理解还停留在苏联时代，他们不了解改革开放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成果，更不了解中共十九大后中国思想体系的新变化，这极大影响了俄罗斯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和两国间的合作。为此，布罗夫在俄罗斯积极宣传当代中国哲学和中国思想体系理论研究成果，翻译了许多中国知名学者的高水平论文，并刊发在俄罗斯最权威的学术期刊《哲学问题》《自由思想》上。布罗夫充分肯定并认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他在《中国：第三条道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里程碑——对中共十九大的总结》等学术讲座和论文中，高度评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除了担任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首席研究员，德高望重的布罗夫还身兼多个学术职务：莫斯科城市教育大学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顾问，等等。
布罗夫一生致力于研究中国哲学，他创作、翻译和出版了大量中国主题图书，向国际社会展现新时代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良好形象，传播博大精深、独具魅力的中华文化，为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理解、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杰出贡献，获颁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可谓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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