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磷不缁　文江学海

    ■丁帆

    《严家炎全集》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第二代学者代表性著述结晶的重现，作为有着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这些学术观念理应进入中国高校现代文学教科书序列，使其成为文学史研究的场域。毫无疑问，严家炎先生的学术观点往往被看作持中守正的典范，殊不知，先生也有独具一格的学术人格和品质。

    严家炎先生与同时代以及下一代中的一些学者秉承的是老一代学人那种“不磷不缁”的为人品质，这种品质虽不占主流，却也默默地滋养着一批批晚辈北大学人，这才是北大一道靓丽的人文风景线。

    我与严家炎先生相识在1984年的北京，那时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协助叶子铭先生编《茅盾全集》，有幸见到了1961年就在《文学评论》杂志上为“梁三老汉”叫屈的严先生，因为我崇敬那个年代敢于说出真话的学者，及至后来他的几次学术发声都让我这个后辈在惊讶之中敬佩不已。他又是研究现代文学学者中最早参与当代文学评论和批评的人，为打破文学史短暂狭小的时空格局开创了实践的先河，也为文学史学术生命的延展做出了贡献，当然也为自身学术眼光广度的拓展奠定了基础，大量的阅读比较才有了思想的深度，所以用“文江学海”一词来形容也不过分。

    1996年5月9日至12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在河北石家庄召开了七届二次理事会，我不知天高地厚地做了一个发言，直接批评了当时在学界盛行的“沉渣·新潮·遗老·后少”现象，引发了严先生那篇著名的总结性发言《不怕颠覆，只怕误读》，文章虽短，却充分体现出一个长者睿智的辩证法和不容忽视的五四启蒙价值立场，指出了对五四的“简单化、绝对化”颂扬反而是戕害了五四启蒙的本意，所以先生才有了对学衡派、鸳鸯蝴蝶派重新界定的决心，认为他们是五四“现代性”的另一种形式表现，他提出的“我们礼赞‘五四’，继承‘五四’，又超越‘五四’”的口号，至今仍然是我们现代文学研究界持中守正的主流观念，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学科得以长足的发展，这是老一辈学者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

    我最早收到严家炎先生赠送给我的书籍之一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8月第一版的那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它让我在澎湃的喧嚣声中静下心来读书做学问了，那时我正在筹划写作第一部学术专著《中国乡土小说史论》，无疑，《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就成了我的写作对照的楷模，从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尤其是先生对乡土小说作家精辟的分析，让我受益匪浅。其中“鲁迅、文学研究会影响下的乡土小说”“京派小说”和“七月派小说”三章给我的启迪尤深，尤其是对“七月派”中路翎、丘东平等人小说“原始生命力”和“原始的强力”的审美判断，让我豁然开朗，一下子就寻觅到了解惑许多乡土小说的津梁。后来这部著作被我选入了研究生的必读书目。一本书能让一个学人回到书桌上来，就像日子仍然要过下去一样，没有料到的是，那一年我拿到了第一批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虽然当时人们并没有把这个项目当回事，但是，我感谢严先生疗伤式的精神赠予。

    值得注意的是，严先生在这部著作的后面特别做了一个附录，把他那篇著名的文章《走出百慕大三角区——谈二十世纪文艺批评的一点教训》置于其中，发人深省：“所谓‘异元批评’或‘跨元批评’，就是在不同质、不同‘元’的文学作品之间，硬要用某‘元’做固定不变的标准去评判，从而否定一批可能相当出色的作品的存在价值。”“走出‘异元批评’这个危险区域，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就是二十世纪文艺批评的一点经验教训。”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一直谨记先生总结出来的这一经验教训，克服种种困难，遵循严先生指明的批评路径去阐释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其中的甘苦只有自己知道，然而我觉得“不磷不缁”就是一种批评的幸福。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兴起了“金庸热”“琼瑶热”“三毛热”，通俗文学甚嚣尘上，许多学者开始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批评，而正是此时，严家炎先生突然杀进文坛，明确地表示支持金庸的武侠小说进入文学评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序列，并且与袁良骏先生展开了论战，当时让许多人感到惊讶，我在讶异之余，但仔细琢磨，便看出先生用心所在了，无疑，他是支持苏州大学范伯群先生提出的新文学“两翼齐飞”（即纯文学与通俗文学）文学史观的，这一南一北遥相呼应，无疑是对以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观念的解构。这在他赠予我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和2007年12月版的《金庸小说论稿》（后者为增订版）中，其研究目的阐释得十分清晰了，无需赘言。让我感慨的是，严先生用很大篇幅把当时辩论的文章展示出来，并不仅仅是为进一步伸张自己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先生将金庸小说与新文学的小说传统进行连接是有学术目标的，这在其《再谈金庸小说与文学革命》中对周作人把通俗小说作为“非人的文学”的批驳就一目了然了：“这种态度，既影响了传统小说的评价，也妨碍人们正确对待‘五四’以后的通俗文学。”其实，我并不在意我都尊敬的两位学者论战的激烈场面，窃以为，越是这样的激辩越是能够更好地促进文学批评的发展，我更在意的是严先生在学术层面的阐释——为通俗文学堂而皇之地进入文学史的殿堂做出的规划。

    果不其然，在稍后的几年中，严先生以此为契机，把中国新文学史向前推进了近三十年，这在他赠予我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的由他主编的三卷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里，开宗明义地把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定格在陈季同的通俗中篇小说《黄衫客传奇》上，指称“它并不属于大气磅礴的宏大叙事，只是一部爱情题材的中篇小说，但却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不少重要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开拓”。这也正是严先生追逐的“五四现代性”的启蒙精神元素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赞同严先生的观点的，新文学只有以其巨大的包容性，才能走出其悖论的怪圈，从而获得新的学术生长空间，这与先生主张的打破“异元批评”的学理是相通的。

    还有一件让我难以忘怀的事是，那年文坛骤起风波，让我十分惊讶的是严家炎先生作为历史的见证人，能够说出历史的真相，并站在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公开表态，这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从中足见一个知识分子“不磷不缁”的良知。

    至此，我想到的是茅盾那篇《沙滩上的脚迹》散文最后的结尾：“靠着心火的照明，在纵横杂乱的脚迹中他小心地辨认着真的人的足印，坚定地前进。”

    作为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领路人，严先生从1990年至2002年带领我们跨过了世纪，我们依着他和第一代学者举起的启蒙火把，在广袤的沙滩上去寻觅“五四”人的足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