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视角下的《聊斋志异》

    只有尽力还原蒲松龄在那个时空世界的感受和经历，我们才能理解和阐释他如何用文本创造和“观看”他的世界。

    中国历史上，谈狐说鬼的作品蔚为大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更是其中翘楚。从它的问世到今天，广泛流传，人人争说，似乎魅力不减，但又日渐模糊——毕竟那个时代、那样古老的观念和文化离我们已越来越远。对古人的立场、经历和思维方式的还原性观察，能否使我们对经典的理解更进一步？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王昕教授新近推出的这部《〈聊斋志异〉文化史研究》，就试图从文化史的角度，做出某种新的尝试和努力。

    就《聊斋志异》研究而言，学者们习惯上将其放置在文学研究视域中考察，长此以往，越来越流于浅层次和模式化，研究趋向饱和，难以出新；而传统的历史实证研究，由于新材料难觅，难有大的突破。这些都提醒我们不能局限于文学内部研究，而应多维度地挖掘小说的具体历史情境，诸如文化、经济、政治、制度和日常生活、个人情感等，即开展文化史的研究。

    作者在自序中说：“文化分析、微观研究、关注日常生活和底层群众是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特征……只有尽力还原蒲松龄在那个时空世界的感受和经历，我们才能理解和阐释他如何用文本创造和‘观看’他的世界。”（第4页）从此出发，作者对一些过往的“定论”提出了新的看法。比如蒲松龄自序称自己是“病瘠瞿昙转世”，对此学界大都认为是蒲松龄以病瘠瞿昙比喻自己的悲苦命运。但作者追溯“瞿昙转世说”的古代起源和流变后发现，这实际是“英杰之士多自般若中来”这一民间信仰的体现，这一俗信支撑着蒲松龄的创作心态和小说中的宗教观念。这一结论无疑是极具说服力的。再比如对《聊斋志异》“诗性”的理解。作者指出学界存在将“诗性”与“诗笔”混用的误区，认为还应重视作家的抒情性和主观性对文本的影响。进而深析小说文本，提出：蒲松龄不受约束地倾泻自我的喜好和义愤，造成了《聊斋》艺术世界既温情泛滥又激愤酷烈的面貌，形成了“诗性”的温情与偏狭。这些观点和切入角度，可谓发前人所未发，给人以启迪。

    顺着蒲松龄的主观性和抒情性这条线索，本书又作了延伸性的考察。一是《聊斋》对抒情传统的继承和生新，二是蒲松龄个人意欲和兴趣对《聊斋》的影响。前者指出，《聊斋志异》的故事主题大多来自传统诗文与叙事，但又以小说文体对抒情文学传统作了融通；蒲松龄在小说中处处融入人情，构筑出神怪文学中的“深情世界”。后者提出蒲松龄的个人意欲明显“干预”了小说叙事，举了两方面例子：一是故事表现了蒲松龄的独特喜好（偏爱微末之物与细心体察）和个人立场（改变传统故事的意义指向）；二是采用“庶民视角”，存在政治理解方面的缺陷，如涉及历史事件和人物时，抛开事实逻辑，从个人恩怨好恶出发重新叙事。

    物质文化是新文化史研究关注的焦点，也是文人生活研究的重要内容。王著第三章即对蒲松龄在1703至1704年经历的灾荒生活如何对其小说等创作产生影响作了探讨。以往学界对蒲松龄科举困境、塾师生活对小说创作影响的研究比较充分，而王著又别开生面地从蒲松龄的饮酒与创作之关系切入，指出《聊斋志异》有关饮酒的题材和主题体现了作者的私人视角与个人意趣，与以往同题材小说的生成机制是不同的。

    作者还观察到“《聊斋》对女性的功利要求”这一点，指出《聊斋》女性很多具有超现实般的美貌与轻盈，擅长吟诗作赋，还能主动满足繁衍子嗣的期待，甚至具有经济才能，等等。既满足了男性的性别想象，也满足了高雅的精神需求，还能治身理家，这些带有失真和畸形色彩的审美倾向，实际上与蒲松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贫乏是直接关联的。作者的这些观点虽不尽是新说，但将文化史考察与文学批评很好地结合起来论述，很有说服力。

    对小说主题进行文化阐释，也是《〈聊斋志异〉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主题研究可谓是小说研究中最成熟的领域了，很难出新，而本书独辟蹊径，选取两类主题作了阐释。一是“侠义”主题。王著指出，与《聊斋》以前小说中具有现实化色彩的“侠”相比，蒲松龄笔下的侠义“是针对庶民日常困境而生出的期盼”（第103页），“显示了蒲松龄被温情所控制的立场和想象”（第112页），为“侠文学”增添了新的形象。这一观察视角很有新意。二是“知己”主题。作者认为，《聊斋》的“知己”主题是对传统“悲士不遇”主题的拓展，是对个体价值和声誉的肯定。具体而言，蒲松龄超越了以往“士为知己者死”主题隐含着歌颂美德这一内涵，而着重体现舍身报恩者的辛酸无奈和悲剧色彩；寻求“异类”精神知己，表现自己的价值和诉求；求知己于异性，从异性知己身上获得虚幻的价值感。除了上列第一点，即《田七郎鬼》的主题，袁世硕先生曾撰文探讨过外，其他都是本书独出机杼的见解

    从整体上看，本书既有宏观的理论探讨，也有微观的个案考察。本书的优长之处还在于，既不缺少文字叙述的情感温度，又能时刻保持理性冷峻的学术眼光，不少观点、见解都能刺透现象直达“真相”，显示出卓越的洞察力。

    当然，文化史研究方法也有其局限。如本书作者所言，“本质上，它（文化研究）和‘聊斋’研究的传统批评方法都属于意识形态批评，都着重探究文本的政治学和权力—文化关系”，在揭示文本的审美特质和文学性上力有不逮，而且随时有可能沦为粗陋罗列文化现象的所谓文化研究。（第22页）另外，由于文化史研究重视微观研究，还可能带来研究碎片化的问题。这些，都是需要特别警惕的。所以，我们应不断改进文化史研究中的“美中不足”，探索如何更好地把文化史研究运用于文学研究中，在此方面，《〈聊斋志异〉文化史研究》已经作了极为有益的探索，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