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敏兰先生的史学理论研究

    ■王也扬

    在黄敏兰先生（1953-2016）逝世五周年之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黄敏兰史学文集》。捧起这本装帧精美、沉甸甸的书，至今还没有忘记黄先生的人会感到一些慰藉。谢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及其史学理论和文化研究室，这个黄先生退休前工作的地方支持了该书的出版，左玉河先生还亲自担任主编，做了一件好事。

    黄敏兰15岁的时候作为北京知青下乡陕西宜川，十年后恢复高考，她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供职于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91年政策允许在外地工作的北京知青回京，其时黄敏兰已经在史学理论研究领域有了声名，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室主任蒋大椿先生接纳了敏兰。

    当年77、78级大学生，多是下乡知青中的好学敏思者，他们亲历家国劫难，有强烈社会关怀，积极对历史和现实问题进行思考探究，黄敏兰就是这样的人，她也是这样加入史学理论研究的。我们看到，在她的文集中，关于历史规律问题的研究，关于民主、专制及传统文化问题的研究等等，都充满反思和探索精神，也都极具现实意义。

    史学理论研究，必须对人类社会历史作整体观察，古今中外、政经文化皆互联互通，这就要比那些严守一个国别史和一个时间段的研究者，视野、思路开阔许多。《黄敏兰史学文集》中，关于中西封建社会结构的比较研究、关于中西方赋税理论的比较研究等内容，反映出作者研究思考领域之广泛，而她所以要做这些研究，又始终不离她的社会关怀，即探究中国何以走了一条不同于西欧的历史发展道路。在中西比较研究中，概念问题颇为难人，譬如社会形态的概念。黄敏兰等学者对“封建”概念做了较多关注和研究，认为这个概念出自西欧某种典型的社会结构，拿它来套解中国两千余年的古代社会多有不合，这在学术上是可以讨论的。其实马克思早就说过：如果“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30页）。

    历史研究贵在求真，但求真不易。这一方面因为历史已经逝去，留下的只是片断资料甚或空白，要完全恢复其原貌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则在于后人的认知，毕竟历史是反映在人们头脑中的东西，各人对所谓“真实”的看法是不同的。黄敏兰对农民战争史研究曾投入较多精力，她觉得以往的理论有时会对史料解释产生误导，“中国古代社会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与欧洲中世纪社会的性质和特点完全不相同”，我们看社会的基本矛盾不应该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也不能仅从剥削与被剥削关系来说明具体的社会现象。她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以权力为核心的等级制，与财产占有、经济行为和阶级属性都没有直接的关系，确切地说，中国古代是一种皇帝和上层官僚集团对全体平民的压迫、剥夺体制，被压迫、剥夺者不仅仅有贫苦农民，也包括庶民地主、商人等在内。如秦末农民起义领袖刘邦，身为地方上的亭长，《史记·高祖本纪》记载：“高祖尝徭咸阳”，即被朝廷征服徭役。所以，如果仅以“地主阶级对于农民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理论来解释农民起义，有时就说明不了问题。

    很是不幸，黄敏兰中年即患脑疾，几次开颅手术，笔者回史学理论研究室与她共事时，她已经步履蹒跚，激素治疗使脸庞变形，完全不见了在全国第一届史学理论研讨会上的英姿。想到这本文集中的大部分文字都是她患病以后的作品，了解敏兰的读者都不免会心痛。笔者见她从家来所里要挤一个钟头地铁，曾叫她打车，研究室给解决车费，她说所里对自己照顾够好了，竟没有报销过一次。2010年，作家史铁生逝世，敏兰痛哭了一场，他们都是下乡陕西的知青，又同被重疾折磨多年，两人在病痛中思考写作，结为好友。敏兰很快写出长篇悼文，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字里行间渗透了知青一代的情怀与感念，她从铁生的离去大约已经感到了什么。敏兰最后的四年，双目失明，家中只有一个女儿与她相依为命，她谢绝大家登门探望，说家里乱不好意思，可在电话里却依然谈笑风生，依然关怀着家国社会……完全听不出是个重病在身的人。

    如今五年过去了，敏兰，你在天堂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