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葆：军事文学不能患软骨病

    1982年，李存葆以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和据此改编的电影声震文坛影坛。四十个年头过去，这位文坛老将依然笔耕不辍，《李存葆散文选》（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和《祖槐》（中国文史出版社）陆续出版，气象雄浑，意境隽永，对于当代大散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鲸殇》《大河遗梦》《祖槐》，均是以人类的生存环境为视角，在广阔的时空里，将生命体悟与历史情怀化为一体，从文化层面对当代社会文明作了深度探究。《呼伦贝尔记忆》夹叙夹议，大开大合，时而风云跌宕，时而和风细雨，时而情意绵绵，使智性与诗性辉映，展现出壮美的生命和历史画卷。《沂蒙匪事》《国虫》和解读《金瓶梅》的《永难凋谢的罂粟花》，均对人性作了入木三分的剖析。

    李存葆的散文观是独立于文坛的。新时期以来，周作人、林语堂、张爱玲等闲适派散文重新风靡，许多作家学者都加入到记游怀旧、吟咏风月的性灵散文大军之中。李存葆却独辟蹊径，以军人情怀，将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投入到文化大散文的写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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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网络时代，您怎么看待当下的军事文学创作？

    李存葆：英雄主义历来是人类文明和人的精神的主旋律之一。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始终是我国军事文学创作最绚丽夺目的主题词。这是由军事文学尤其是战争文学的特性所决定的。血与火的战争中，常常能把人生最严肃的命题，诸如国与家、群与己、誉与毁、理与欲、浮与沉、生与死，统统集中摆放在你的面前，让你作出抉择。

    在血与火的战场上，人生的经历可以最大限度地浓缩在一起，爱与恨、喜与悲，无畏与恐惧、高尚与卑劣等人类的一切情感，也无一不在战争这一特定环境下被大大强化。这些情感，有的人在十年、五十年甚至一生中都不见得能全部经历，而在战场上，人们只需要几天，甚至几小时几分钟就能全部体味。

    意志和毅力是衡量人的灵魂的天平。自制力是人的美德的保障与支柱。一个没有自制力的人，很难实现有价值的人生。作为一支人民的军队，作为一个武装集团，它必然要求所有的成员具有超出常人的意志、毅力和自制力。即使在和平环境中，军队也须以铁的纪律和艰苦的磨炼，不断向人的意志、毅力和自制力的极限去挑战。军队是性格、爱好、见解不同的人们组成的集合体，但有一种比性格更强烈、比爱好更深刻、比见解更广泛的精神纽带，将这个集合体统一起来。人民军队，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征服环境；无论出现在何处，都能赢得人心。狂风突来，他们是汹涌澎湃的大海；暴雨骤至，他们是巍峨矗立的高山。

    失却了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这样的风骨，也便失却了军事文学的魅力。网络时代或是其他任何背景下，军事文学不能患“软骨病”，军事文学应该寻找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灵标本”，应该靠近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坐标。

    中华读书报：那什么才是优秀的军事文学作品呢？

    李存葆：新时期以来，军旅作家在三条战线——历史战争、当代战争、和平军营的领域里联手作战，剑锋所指，不断将当代军事文学从勃发推向鼎盛，涌现出一大批脍炙人口、誉满文坛的力作。优秀小说的基本品格应是：感觉的敏锐，情感的丰沛，人物形象的丰满和心灵的丰富。文学作品的生命力是寄托在阅读上的。军事文学能最大限度地展示人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又能在特定氛围中袒露人的各种情感。正因如此，才有那么多的读者钟情于军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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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您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

    李存葆：17岁那年，我成为青岛驻军某部守备连指挥班的一名战士，学的是炮兵指挥，军里组织考核，我的成绩是计算兵第一名。一次团里举办通讯报道学习班，训练队原本是让一位能写会画的高中生参加。没想到开学当天，那人生病，队长只好让我去顶替。在学习班学了四天，我写了三篇小稿，发表了两篇，其中《行军小憩》等几首诗歌引起讲课的新闻干事的关注，推荐发表在《青岛日报》《大众日报》上，另一篇也被青岛广播电台广播，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从学习班回来，团政治处就通知我“转行”。

    1967年，我被调到67军报道组。因为报道员可独居一室，我在那里看了大量的中外名著。莎士比亚、易卜生、雨果、契诃夫、叶赛宁、王实甫、曹雪芹……这些大师级的作品，把我带进了文学的圣殿。

    中华读书报：虽然不是特别偏爱文学。但是走上这条道路后却“一发不可收拾”。《高山下的花环》是在什么情况下创作出来的？

    李存葆：1979年春，我以作家身份去云南前线作战部队采访。后来，又到广西参战部队生活。在那里，我和前线官兵一起生活了四个月，目睹了很多豪情悲壮的动人故事，官兵们的喜怒哀乐，无时不在激荡着我的心灵。在前线，我边采访边写作，发表了十多万字的报告文学和散文。但是，我的心里一直酝酿着一部刻画英雄人物内心世界和表现部队人物内心矛盾的作品。

    我在采访时了解到这样一件事：一个从农村入伍的连队干部，他的家乡属贫困地区，因此生前欠下一笔数目不小的账。他和年轻的妻子感情极深，上战场前，在写给妻子的信中，他真诚地叮嘱，如果自己战死了，她要坚强地活下去，希望妻子和家人，要多想想国家的难处，不要向组织伸手，他欠的账可用抚恤金来还……当时，部队的同志还没讲完，我就已泪流满面。这就是后来小说及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梁三喜一家的原型。

    直到1982年，在中国作协和总政文化部联合召开的全国军事题材座谈会上，我才把早已构思好的《高山下的花环》同《十月》编辑部编辑张守仁讲了。会议结束后，我没有回济南部队，而是在北京找了一处僻静之地安下身来，火速赶写，仅用半个多月就完成了全稿。

    中华读书报：小说发表后引起极大的反响，并获得1982年全国中篇小说奖第一名。这部作品给您带来了什么？

    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在《十月》发表后马上引起极大反响，并获得全国第二届中篇小说奖第一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随即连播，社会上刮起了一股“花环”旋风。《小说月报》转载时，加印了80万本，《上海青年报》刊出了特刊，一次印了百万份，累计印数达1100万。

    中华读书报：电影改编的具体情况呢？

    李存葆：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为拿到改编权，谢晋辗转请了冯牧转达希望改编拍摄的愿望，并给我拍了一封长达600余字的电报。在接到恩师冯牧的信函和谢晋长长的电报后，我没有丝毫犹豫，就把《高山下的花环》的改编权交给了上影厂。因为此前已经有了改编的话剧和电视剧，反响很好，有人怀疑再拍电影没有人看。谢晋拍着胸膛发誓：《高山下的花环》搞不出名堂，我谢晋今生永不再拍电影！

    确定上影厂来拍摄后，陈荒煤和冯牧先后提出要求，保证影片质量，希望下工夫把剧本写好，力争在军事题材影片中有所突破。陈荒煤还提出，电影的改编工作要以我为主，建议再找一位富有经验的编剧合作。于是，就有了著名作家李凖的加入。我和李凖就小说改编电影剧本共同拟定了一个提纲，将小说中的人物关系稍作了调整。改编方案定了之后，我用二十天写出了一个电影版初稿，交给李凖去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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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之后您还发表了《山中，那十九座坟茔》等作品，延续了《高山下的花环》的创作风格。后来为什么转向散文创作？

    李存葆：我在部队文工团当过多年编导，写过两个大话剧。本来，我是喜欢编故事的，但是后来变得不大愿意了。

    当今社会的复杂，一般的小说很难概括。近距离观察生活往往看不透，我就试着先写点历史方面的散文。这样的写作能使我更自由一点，理智一点，过几年回过头来再编故事、写小说，也许效果会好些。

    由小说到散文、由军事题材到历史文化散文的转向，我并非出于一时激动，我是严肃的、认真的，甚至有些沉重。

    中华读书报：那么您是否觉得，散文比小说相比容易一些？

    李存葆：不要认为喜了怒了怨了恨了惆怅了，都可以在散文中宣泄而不用担心被拒之门外，我从来不认为散文是在灯下放一支轻曲、煮一杯咖啡之后，就可随意去做的事。写小说，每天能写七八千字，写散文每天最多只能写两千字。我的散文都是一句一句“抠”出来的。

    中华读书报：《鲸殇》是在什么情况下创作出来的？ 作品刊出后，全国12家文学刊物竞相转载，后来在首届孔子杯散文竞赛中一举夺冠。

    李存葆：有一次，我到青岛部队和渔村采访，听到过去鲸鱼经常出没，如今却行迹罕然。后来，我又在电视上看到鲸鱼集体自杀的图像，感到很忧虑，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生态平衡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在这种意识的促使下，我写成了一万八千字的《鲸殇》。人类真正的不幸，在于懂得在珍惜自身的同时，也应该珍惜身外的一切生灵。

    中华读书报：《龙城遐想》也是出于这样的忧虑。

    李存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人，要想生机勃勃，精神焕发，必须要同大自然亲密无间，必须从大自然那里感受到一种不可分割的友情。一旦大自然对人类失去了同情心和耐心，一旦大自然不再同我们进行和谐的交流，那么我们最终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基。当我们经济发展和生态失衡形成恶性互动的时候，恢复生态环境，就变得比国人切齿痛恨的权力腐败更加难以治理。

    中华读书报：《龙城遐想》几乎包揽了散文界的大奖。

    李存葆：环境问题可从地球生命史和人类发展史中寻找出来某些答案——这是我写《龙城遐想》的最初目的。当今世界上之所以有那么多恐龙专家，去痴迷地破译恐龙消亡的缘由，是因为他们隐隐感到，人类正面临着类似于恐龙灭亡时的一些前兆。如果人类仍执迷不悟，仍像现在这样无节制地虐待自然，破坏生态，人类的文明史还能再延续多长时间，这是一个越来越严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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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您是怎么练“基本功”的？

    李存葆：读书。我读的书很杂，古今中外都有涉猎，对老庄、佛教都感兴趣。在世界宗教文化中，论教义之深邃，构架之精致，卷帙之浩繁，佛教道屈一指，佛教除了神秘的内容，空灵迷离的心理感受，极接近艺术创作的审美经验，读一点对创作有好处。苏东坡在我的故乡当过官，我对他的诗文尤为推崇。历代文章除了被称为范文的，有些文章写得也极好。比如《闲书四种》，是明清四位文人回忆他们家庭生活的散文，是一本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极为罕见的追求个人幸福与自由的性灵文字。当代作家的代表作我基本上也都看。好的就细读，差些的就做些简单的了解。

    中华读书报：您怎么评价沂蒙人民？

    李存葆：沂蒙在旧社会是个很复杂的地方，有文化的原因，也有地理环境的原因，还有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原因，这里许多农民生活贫穷，贪官污吏耀武扬威，苛捐杂税太多，常发生暴乱。但是，沂蒙人比较善良。我在《沂蒙匪事》里也谈到了人性的另一面。《沂蒙匪事》是把民间流传的、地摊上见到的故事加以了整合并文学化了。

    中华读书报：沂蒙文化对您的写作有何影响？

    李存葆：我是五莲县人，原来属于潍坊，属于崂山山脉，现在属于日照，因为写了《高山下的花环》，有人认为我是沂蒙山人。其实五莲从来不曾划到沂蒙，五莲是建国以后才组成的县，五莲和诸城都属于潍坊，我所在的镇就是革命烈士王尽美的故乡，他是中共一大代表。臧克家、王愿坚都是诸城的。沂蒙山那边我常去，对沂蒙文化的接触和了解还是给了我一些影响，我觉得沂蒙山人特别有社会良知，我写过一个《70年代青年》，就是写这些沂蒙山人的品质，这都给我很大触动，我想一个作家应该有自己的社会良知。在中国不管哪个作家，不了解人民，却想成为大的作家是不可能的，不了解农民更是当不了作家的。

    李存葆，山东五莲人，1964年入伍，1986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山中，那十九座坟茔》获全国第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参加改编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获全国第五届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另有长篇报告文学《大王魂》《沂蒙九章》（与王光明合著）分获“中国潮”文学奖和全国报告文学奖。近几年致力于多种题材的散文创作，成绩斐然。《大河遗梦》获全国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其小说被译成英、法、日、俄等多种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