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文书整理的重要拼图

    ■武海龙

    吐鲁番文书内容极其丰富且庞杂，所涉及领域更是复杂多样，许多内容为传世文献未记载，但又是历史文化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资料。吐鲁番文书与敦煌文书相比，更为难治。与敦煌文书出自藏经洞不同，吐鲁番文书出土于吐鲁番盆地各处的古城址、古墓葬及石窟寺中，加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外探险家在吐鲁番盆地大肆盗掘，致使这些“原生态”资料散落世界各地。陈寅恪先生曾言“敦煌者，吾国之学术伤心史也”，从当今学术史角度来看，吐鲁番在近代所遭受的“文化浩劫”同样令人唏嘘。随着国外一些大的收藏机构的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与刊布，使我们不必远涉重洋，就可以比较容易的看到几乎所有的吐鲁番文书，但由于各种原因，一些小的收藏机构或个人的收藏仍“养在深闺人未知”，仅有少数学者能窥其面貌。吐鲁番文书按语种可笼统地分为汉文文献与胡语文献；按文书性质又可划分为非宗教类文献与宗教类文献。虽然国内机构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博物馆、旅顺博物馆等收藏的汉文文书都已集中刊布，但以往的整理刊布缺乏针对性，各类文献杂糅其中，对不同收藏机构中的同类型文书之间的关联性重视不够，不利于学界使用。吐鲁番文书中的汉文非佛教文献是中古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学界历来极为看重，但对散藏世界各地（特别是小的收藏机构及私人手中）的汉文非佛教文献进行系统整理、刊布、录文的工作则一直进展缓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北京大学荣新江、史睿二位教授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出版，完成了吐鲁番文书整理的一块重要拼图。

    《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下文简称《散录》）由上下两编组成：上编按照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分类法编排，并在经部下单列小学类，在经史子集后又加入道教文献、摩尼教文献、佛教写经题记三类，虽然这三类文献亦可归入到宗教类文献中，但题记中的纪年、人名、地名等重要信息是解锁历史研究中重大问题的钥匙，加入这三类文献，可见作者经过了深思熟虑。

    下编为公私文书，按照年代排序。吐鲁番文书中的公私文书主要出自古墓葬，对此类文书进行集中整理刊布较有代表性的是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1-10；图录本1-4）、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上、下）、池田温著《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1-4）等，在中古史研究中这些公私文书最为史学研究者所倚重，许多材料可补正史之阙。此次《散录》下编刊布的公私文书，虽有学者进行了个案研究，但对这些文书进行系统整理、刊布还是第一次。

    仅从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与史学研究的角度，我认为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文献搜集全面、彻底。吐鲁番文书的“难治”，原因无外乎两点：一是文书收藏地分散，由于上个世纪初各国探险家在吐鲁番进行大肆盗掘，导致这些文书散落世界各地；二是同一件文书由不同机构收藏，上个世纪初探险家在吐鲁番各遗址探宝式的盗掘，当地农民为追逐利益也加入其中，就导致了许多同卷文书四分五裂，现散藏世界各地。《散录》主编之一荣新江教授是现今国内最具国际视野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者，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赴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师从许理和教授学习，因此得以有机会遍访伦敦、巴黎、柏林、不莱梅、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各大收藏机构，获知了当时许多不为国内学者所知的敦煌吐鲁番文献。（荣新江：《欧洲所藏西域出土文献闻见录》，《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1期，第119-133页）此后三十多年间又多次往返欧美、日本等西域出土文献收藏机构考察访学，记录摘抄的卡片不断丰富，出版有《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等吐鲁番文书目录性质著作（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之后又相继主持参与吐鲁番博物馆藏新获文书及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的整理、出版工作（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王振芬、孟宪实、荣新江主编：《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正是这些过往的学习工作经历，促成《散录》得以书成。

    二是注重不同收藏机构文书间的缀合。文书缀合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由于各国探险队对吐鲁番文书的掠夺，致使许多同卷文书散落世界各处收藏机构，甚至同一收藏机构里的不同文书残片，受限于资料公开程度，缀合工作进展较为缓慢。《散录》编写组成员借助外出调查及访学机会，遍览各收藏机构的吐鲁番文书，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了很多缀合工作。例如，《文选》李善注卷三五《张景阳七命》缀合复原图（李昀《吐鲁番本〈文选〉李善注〈七命〉的再发现》，《西域文史》第九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35-152页；图版参见荣新江、史睿主编：《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上），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4月，图版第35页），便涉及德藏、俄藏、日本龙谷大学及旅顺博物馆所藏11件残片。又如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中的《礼记·坊记》残片经《散录》编写组成员游自勇教授考证，可与俄藏、德藏残片缀合（图版参见荣新江、史睿主编：《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上），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4月，图版第1页）。如果不是编写成员对各地所藏文书的熟稔，缀合复原工作将很难推进。此次《散录》在编撰过程中，对于取得版权的照片，能缀合者皆给出了缀合后的高清图版，为研究者的使用提供了便利。

    三是制定了科学的凡例。国内学界对于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始于唐长孺先生主持的《吐鲁番出土文书》，该书所制定的凡例为学界沿用。此次《散录》编撰凡例过程中，区别于以往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所收文书按照中国传统古籍分类编排，并收入道教、摩尼教、佛经题记各类，每类中按照大体成文年代为序。与以往收藏机构刊布文书为单一机构所藏不同，此次《散录》刊布文书涉及到19处收藏机构，许多文书可缀合，如果按照以往分类方法势必会割裂文书间的内在联系，因此这种分类排序是科学合理的。二是编者充分吸收了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对每件文书给予拟题，以往文书在拟题上存在着许多偏差，如《散录》上编子部收录俄藏皇甫谧所撰《针灸甲乙经》原定名为《黄帝内经·素问》，此次《散录》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予以订正（荣新江、史睿主编：《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上），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4月，第153页）。此外每件文书在断代、定性及特征方面做出解题说明，内容详实，包括文书尺寸、行数、正背关系、缀合情况、原定名及今定名，并在解题后附国内外学者关于该文书的研究成果，便于查阅。

    《散录》一书稍显遗憾之处是图版较少，个别图版缺少高清图版，当然这与文书收藏地过多，版权问题复杂有关。《散录》在排版时如将图版与相关录文放置一处，将会更加直观方便。

    总之，《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的出版补足了吐鲁番文书整理的一块重要拼图，是一部比较实用的工具书，有着较高学术价值，是我们阅读、研究、整理吐鲁番文书的重要参考资料，对今后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也有指导与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