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第一流的学问，讲好中国故事

    ■常旭

    9月15日，在第2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剑桥大学出版社和浙江大学出版社共同发布“剑桥中国文库”。李伯重教授的《An Ear⁃ly Modern Economy in China:The Yangzi Delta in the 1820s》（剑桥英文版）作为这次发布的两本新书之一，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该书的前身是李伯重教授所著的《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一书，201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2012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与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联系策划出版该书的英文版，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基金的资助。剑桥英文版进行了大量的修改与增补，因此与中文版有相当大的差异。国际经济史学界的著名学者Dwight Perkins、Jan Luiten van Zanden、Philip T.Hoffman特别为该书撰写了序言，林毅夫、彭慕兰、Peter Nolan撰写了推荐语。

    李伯重先生这部著作代表着当代学人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最优秀的前沿成就，既是一部金字塔式的著作，又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是第一流的学问。该书的出版发行，为怎样才能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体大思精，是经济史家的名山事业，是一部金字塔式的著作。首先，这部书从2001年开始写作，最初的中文版由中华书局于2010年出版，历时十年；剑桥英文版翻译、修订又历时10年，如今呈现的英文著作可谓“二十年磨一剑”。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初，李伯重教授就始终将主要的精力关注与研治江南经济史，本书更可谓是他40余年学术研究的结晶。其次，全书体系严密，论证稳健，史论结合，既以详实的历史资料一步一步地小心求证，又立足于国际学术比较，高屋建瓴大胆地提出许多全新的学术观点，严谨扎实的学风和锐意创新的精神完美地融汇。再次，这部书一方面筚路蓝缕，它的前期成果是国内历史GDP研究的滥觞；另一方面又视野宏阔、博采众长，将近二十年来国内外历史GDP等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吸纳进本书的体系。

    同时，这部书承前启后，也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首先，这部书所要研究的终极问题——中国经济奇迹的历史根源——是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从我们所熟悉的“李约瑟之谜”“资本主义萌芽”到“大分流”等论题，都试图去解释这一难题，但是很多的定性的讨论难免陷入“公理婆理，各有道理”的窘境；这部书从大量历史史料中以大海捞针的毅力搜罗中国历史的经济数据，并进行周密严谨的考订，按照现代国民账户体系的GDP概念进行估算，从而提供了令人信服的1820年代长江三角洲的中国经济数据，为这一问题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其次，在研究路径上，本书以历史GDP为研究对象，不但可以“一滴水中见太阳”，立体呈现当时整个经济的全貌，而且也示范了学术如何从各专业壁垒高筑、零敲碎打的泥沼中脱身，开始新的综合——换言之，本书的理论框架可以将许多“碎片化”的经济史研究成果整合起来。这也正是李伯重教授在书中所呼吁的：“只有整合的历史才能使我们穿越现实，看到那已逝去的、我们不熟悉的世界，更重要的是运用这种对那个已逝世界的知识，与当今世界做出对比，从而加深我们对现实的认识，这才是历史学家最伟大、最崇高的目标”。再次，本书也开启了一个开放的研究空间。本书采用不同的方法估算GDP，除了相互验证、提高结论可靠性外，还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经济数据，可能推进历史资产负债等诸多新问题与新领域的研究。

    李伯重教授这部书正是基于“第一流的学问”而得到在国际出版界历史悠久的剑桥大学出版社的钟爱和高度赞誉，并通过剑桥出版社的平台而扩展中国经济史学者的国际影响力。这也启示我们如何通过学术研究“讲好中国故事”：

    第一，“要做第一流的学问”。中国学术怎么走向世界舞台、为国际学术界所关注、认可和尊重？ 有一段时间，经济学流行“西方理论+中国数据”的学术“创新”，不少中国学者所呈现给世界的也是“西方风味下的中国大餐”。这种削足适履的现象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反思。要讲好中国故事，必须像李伯重教授这样锚定时代的大课题，沉潜专注、矢志不渝地进行求索。

    第二，“要做第一流的学问，非如此不可”。怎么才能“做第一流的学问”呢？ 这其实是已故的何炳棣老先生1988年告诫李伯重先生的话：“你治中国史，一定要多读西洋史，否则就会不识庐山真面目，或者夜郎自大。……因此，不仅要多读西方好的学术著作，而且要到欧洲亲眼看看。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到了今天，要做第一流的学问，非如此不可。”

    第三，只有“第一流的学问”才能真正“讲好中国故事”。国内外对中国故事的社会需求不但是十分热切的，而且要求标准也越来越高。专业研究和大众传播，两者都不可偏废，但是只有在第一流的专业研究基础上才能产生更好的中国故事；而汲汲于追求通俗普及（与背后的经济效益）有可能适得其反，甚至将中国故事“讲坏”。

    第四，“第一流的学问”也需要社会的通力合作，特别是像浙江大学出版社这种高端学术出版项目的大力支持。社会也需要关注图书产业链的上游，也就是学者学术创新的生态。比如，精品往往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工夫，“良工不示人以朴”，但是科研考核往往周期较短，学者为通过考核不得不考虑尽快发表；另外，科研考核评价体系过度看重论文发表，而图书著作的权重畸轻，这对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创新也十分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