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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1年09月22日 星期三

    李杜研究耀双璧

    《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09月22日   14 版)

        ■管士光

        今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林东海的《李白游踪考察记》,与去年12月推出的宋红君的《杜甫游踪考察记》可合而观之。沿着李白杜甫的游踪进行一番考察,对李杜的生平事迹自会有进一步的探索,对李杜的诗歌也会有更深入的理解;通过考察,饱览了各地的山川风貌,体验了各地的风土人情,这对了解李杜的性格和创作也自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在考察的过程中,记录了古迹以及传说的产生和变化,为李杜研究积累了新的材料,提出了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也阐述了自己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

        这两部考记,是读书与行路结合的产物,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即“钩沉旧名故地”“勘正旧注误说”“吸纳考古成果”“记述古迹遗踪”“展示社会状况”,正如东海先生所说:“由于历史的原因,对李杜游踪的考察,实际成了对李杜文化影响的考察。”将李白、杜甫行迹研究与实地考察相结合,自会获得多方面的成果,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还是一个创新之举,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民俗学和社会学的价值,近来比较热闹的“唐诗之路”研究与此有相合之处,值得关注。

        作为林宋两位先生的同事,我眼见他们自2009年开始,一次次自费出行,“得到各地各行业许多热心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分时分片分段走完李杜游踪的全程,“行程横穿河南全境,纵贯湖南、甘肃两省,并两赴陕西,两至四川,两入山东,亦行走湖北、江苏、浙江、河北等省份,拍摄图片二万七千帧、短录像近百条”,取景点“大致应在五六千处之多”(《杜甫游踪考察记》)。考察结束,林宋二位又呕心沥血,完成书稿,真正是十年磨剑,甘苦备尝,现在其考察成果终于出版,他们的付出得到回报。

        林东海是当代全程考察李白游踪第一人,早在1981至1982年间,已完成对李白游踪的初度考察,而新近问世的考察记体现了间隔三十年两度考察的成果,弥足珍贵。

        初度考察,设备简陋,条件艰苦,但东海先生正值盛年,不惮辛劳,在陕西蒲城,“跑步上山”看泰陵;在山东徂徕山,踏雪“快步”探独秀峰,最后天黑失道,“连滚带爬地下山,山枣树和荆棘常常刺破手臂,手掌在雪地上爬,冻得钻心疼痛”;在江西庐山挂灯台峰顶,突然遭遇雷暴,慌忙下山又在倾盆大雨中迷失道路,“全身湿透”。艰苦的实地考察换来丰硕的成果,在四川三台长平山,他首次发现李白的纵横之师赵蕤隐居过的赵岩洞遗址;在安徽池州,坐实李白笔下的白笴陂在城南八十里的曹村;在山东兖州,他吸纳当地学者的看法,在学界率先提出李白“移家东鲁”是移家兖州而不是移家济宁(如今兖州市变成济宁属区,从大概念上说,移家济宁竟也说得过去了),诸如此类。当年的考察成果见于日文版《诗人李白》和人美社版《太白游踪探胜》,前者在日本引起不小轰动,后者当时在国内并未产生很大影响,但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他独辟蹊径的李白研究。《中国李白研究》2018年卷的首篇文章是朱易安先生与弟子续鹏合撰的《试论李白研究成果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的运用——重读〈太白游踪探胜〉》,对东海先生的学术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此距书的面世已然过去二十五年!

        近三十年山河改易,年逾古稀的东海先生又作二度考察,从前后对比的记述中,读者自可体会时代的变迁、文物古迹的消磨,以及“在传承中演变,在演变中传承”的历史文化。

        林宋两位的李杜游踪考察是联合考察,分头作记,为着减省篇幅,采用“互见法”,故两书实可对读。

        《杜甫游踪考察记》以新时期的考察为主,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情况为辅。在钩沉旧名故地、勘正旧注误说、吸纳考古成果方面有突出表现。杜甫咏到、走到的很多地方,因地名变更已经与杜甫脱钩,他们对这些地方的历史遗痕尤其关注,曾刻意去找寻杜甫吃过美味鱼生宴、后来并入灵宝市如今又成为三门峡水库淹没区的湖城、阌乡旧县;杜甫观摩过精妙书画,后成为四川遂宁市射洪县属镇,镇名又被当地酒名所取代的通泉县故地,在当地拍到带有地理沿革信息的照片。也有些古地名延续至今,脉络清楚,只因被旧时注家所误,终至以讹传讹。如杜甫住过的“陆浑庄”,一直被包括闻一多先生在内的很多治杜专家说成位于河南偃师,认为“偃师故庐”“土娄旧庄”与“陆浑庄”都是一处。但洛阳之南伊水上游的嵩县境内便有陆浑旧县的所在,如今是陆浑水库。书中既有对自清代浦起龙开始的这一错会的辨析,也有对陆浑的实地踏查记录。另外,杜甫在湘江流域停宿过凿石浦、津口、空灵岸、花石戍等地并留下诗篇,宋代黄氏父子《杜诗补注》把空灵岸、花石戍定在长沙以北,解释为是前往长沙的江途中所作,清仇兆鳌亦从此说。明王嗣奭将两诗的写作地点定在湘潭,但没有确切点位。考察记辨析曰:“黄氏父子显然是受到《新唐书》的影响,《新唐书·地理志》在言及潭州长沙郡时有双行夹注曰:‘有府一,曰长沙。有渌口、花石二戍。有乔口,镇兵。’但唐时的潭州辖境很大,一直南跨到衡山,长沙只是州府,而‘渌口、花石二戍’是在潭州境内,不是在长沙附近。株洲学者得天独厚,率先坐实凿石浦、津口、空灵岸、花石戍的位置俱在株洲境内,因为这些地点一直就在株洲存在着,而且还有相关载记及‘怀杜岩’等纪念性遗存。而今日之株洲唐时正在潭州的辖区之内。”

        书中还结合近些年的考古成果和文献载记,推定出与杜甫行迹密切相关的杜预墓、奉先寺的原初位置,令人耳目一新。行文中的实证精神和科学态度也难能可贵。如《巴蜀篇》在讲到夔门时引录了杜甫专咏《瞿塘两崖》的诗句“羲和冬驭近,愁畏日车翻”,接下来写到:“冬天太阳高度角小,重庆市夏至日太阳高度角为83°30′,冬至时,太阳高度角为36°38′,所以杜甫说担心羲和所驾的日车在冬天里走的路线太低会撞在赤甲、白盐山上,把车撞翻。”以太阳高度角的科学数据来印证杜甫的文学表达,是很出彩的一笔。他如《陇右篇》以“月出没时间周期表”来比照杜诗“中夜尚未安,微月没已久”的夜象,从而推出杜甫到达水会渡(今虞关渡)的大致日期;利用S2=16.88h 的视距公式,来探讨杜甫在度陇途中究竟能否望到崆峒山,作为研究古典文学的学者,这些自然科学知识的运用为此书生色不少。书中对李杜高适的梁宋之游、李白杜甫冬猎之青丘的位置、杜甫葬地之平江墓与耒阳墓等,都有独到的研究与考证;对杜甫度陇、入蜀等长途跋涉的路线图,也有清晰的梳理、考订与描述。

        令我颇为感动的是,2018年林宋两位完成初稿之后,又五次从北京出发,对李杜游踪作补充考察并修改书稿,然而转年4月,林东海先生便突发重病并在一年后辞世。我在得知病讯的第一时间赶到医院探望,他虽已口不能言,但对我的到来反应强烈,我知道他最牵挂的就是已经交稿的两部考察记。这两部考察记中都有他的心血和身影,是他生命的结晶。

        东海先生是我颇为敬佩的前辈,他不仅认真治学,而且在旧体诗的写作和书法上亦有自己的追求,是一位文人型学者;而他的职业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对学问的执着,又使他成为一位学者型编辑。东海先生曾经做过我的领导,对我多有具体的指导和帮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为了让我们体会著述的艰辛,避免编辑易犯的“眼高手低”的毛病,经请示领导,策划了一套“古诗类选”的选题,当时年轻的编辑宋红、刘国辉和我都分别领到了任务。在完成书稿以后,我旁征博引,写了一篇很长的序,东海先生看后告诉我,序文不是论文,不能这样写,要大加精简才适用。这对初出茅庐的我很有启发,我很快改定了序文,同时把原来的长序继续充实,在同事张国星君的推荐下发表在一个学术刊物上。想起这些往事,难免生出“沉思往事立残阳”和“当时只道是寻常”的感慨了。

        如今,东海先生的《李白游踪考察记》在宋红君的《杜甫游踪考察记》之后终于问世,虽然已是遗著,但终可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东海先生在《后记》中写道:“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李杜游踪的考察,经廿一世纪一十年代的二度考察,至完成本书的撰写与配图,前后经历三十八年之久,从盛年到耄耋之年,始克完成。这是不才历时最长的一部著作,既记录了太白文化流传一千多年的演变轨迹,也记录了近四十年社会发展的世俗风情,自以为是部走出书斋别开生面的著作,但愿对读者能有所裨益。”东海先生一生著述颇丰,但他对此书的看重,于此可以见出,相信读者在读过此书之后,自会有中肯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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