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杜研究耀双璧

    ■管士光

    今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林东海的《李白游踪考察记》，与去年12月推出的宋红君的《杜甫游踪考察记》可合而观之。沿着李白杜甫的游踪进行一番考察，对李杜的生平事迹自会有进一步的探索，对李杜的诗歌也会有更深入的理解；通过考察，饱览了各地的山川风貌，体验了各地的风土人情，这对了解李杜的性格和创作也自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在考察的过程中，记录了古迹以及传说的产生和变化，为李杜研究积累了新的材料，提出了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也阐述了自己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

    这两部考记，是读书与行路结合的产物，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即“钩沉旧名故地”“勘正旧注误说”“吸纳考古成果”“记述古迹遗踪”“展示社会状况”，正如东海先生所说：“由于历史的原因，对李杜游踪的考察，实际成了对李杜文化影响的考察。”将李白、杜甫行迹研究与实地考察相结合，自会获得多方面的成果，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还是一个创新之举，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民俗学和社会学的价值，近来比较热闹的“唐诗之路”研究与此有相合之处，值得关注。

    作为林宋两位先生的同事，我眼见他们自2009年开始，一次次自费出行，“得到各地各行业许多热心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分时分片分段走完李杜游踪的全程，“行程横穿河南全境，纵贯湖南、甘肃两省，并两赴陕西，两至四川，两入山东，亦行走湖北、江苏、浙江、河北等省份，拍摄图片二万七千帧、短录像近百条”，取景点“大致应在五六千处之多”（《杜甫游踪考察记》）。考察结束，林宋二位又呕心沥血，完成书稿，真正是十年磨剑，甘苦备尝，现在其考察成果终于出版，他们的付出得到回报。

    林东海是当代全程考察李白游踪第一人，早在1981至1982年间，已完成对李白游踪的初度考察，而新近问世的考察记体现了间隔三十年两度考察的成果，弥足珍贵。

    初度考察，设备简陋，条件艰苦，但东海先生正值盛年，不惮辛劳，在陕西蒲城，“跑步上山”看泰陵；在山东徂徕山，踏雪“快步”探独秀峰，最后天黑失道，“连滚带爬地下山，山枣树和荆棘常常刺破手臂，手掌在雪地上爬，冻得钻心疼痛”；在江西庐山挂灯台峰顶，突然遭遇雷暴，慌忙下山又在倾盆大雨中迷失道路，“全身湿透”。艰苦的实地考察换来丰硕的成果，在四川三台长平山，他首次发现李白的纵横之师赵蕤隐居过的赵岩洞遗址；在安徽池州，坐实李白笔下的白笴陂在城南八十里的曹村；在山东兖州，他吸纳当地学者的看法，在学界率先提出李白“移家东鲁”是移家兖州而不是移家济宁（如今兖州市变成济宁属区，从大概念上说，移家济宁竟也说得过去了），诸如此类。当年的考察成果见于日文版《诗人李白》和人美社版《太白游踪探胜》，前者在日本引起不小轰动，后者当时在国内并未产生很大影响，但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他独辟蹊径的李白研究。《中国李白研究》2018年卷的首篇文章是朱易安先生与弟子续鹏合撰的《试论李白研究成果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的运用——重读〈太白游踪探胜〉》，对东海先生的学术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此距书的面世已然过去二十五年！

    近三十年山河改易，年逾古稀的东海先生又作二度考察，从前后对比的记述中，读者自可体会时代的变迁、文物古迹的消磨，以及“在传承中演变，在演变中传承”的历史文化。

    林宋两位的李杜游踪考察是联合考察，分头作记，为着减省篇幅，采用“互见法”，故两书实可对读。

    《杜甫游踪考察记》以新时期的考察为主，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情况为辅。在钩沉旧名故地、勘正旧注误说、吸纳考古成果方面有突出表现。杜甫咏到、走到的很多地方，因地名变更已经与杜甫脱钩，他们对这些地方的历史遗痕尤其关注，曾刻意去找寻杜甫吃过美味鱼生宴、后来并入灵宝市如今又成为三门峡水库淹没区的湖城、阌乡旧县；杜甫观摩过精妙书画，后成为四川遂宁市射洪县属镇，镇名又被当地酒名所取代的通泉县故地，在当地拍到带有地理沿革信息的照片。也有些古地名延续至今，脉络清楚，只因被旧时注家所误，终至以讹传讹。如杜甫住过的“陆浑庄”，一直被包括闻一多先生在内的很多治杜专家说成位于河南偃师，认为“偃师故庐”“土娄旧庄”与“陆浑庄”都是一处。但洛阳之南伊水上游的嵩县境内便有陆浑旧县的所在，如今是陆浑水库。书中既有对自清代浦起龙开始的这一错会的辨析，也有对陆浑的实地踏查记录。另外，杜甫在湘江流域停宿过凿石浦、津口、空灵岸、花石戍等地并留下诗篇，宋代黄氏父子《杜诗补注》把空灵岸、花石戍定在长沙以北，解释为是前往长沙的江途中所作，清仇兆鳌亦从此说。明王嗣奭将两诗的写作地点定在湘潭，但没有确切点位。考察记辨析曰：“黄氏父子显然是受到《新唐书》的影响，《新唐书·地理志》在言及潭州长沙郡时有双行夹注曰：‘有府一，曰长沙。有渌口、花石二戍。有乔口，镇兵。’但唐时的潭州辖境很大，一直南跨到衡山，长沙只是州府，而‘渌口、花石二戍’是在潭州境内，不是在长沙附近。株洲学者得天独厚，率先坐实凿石浦、津口、空灵岸、花石戍的位置俱在株洲境内，因为这些地点一直就在株洲存在着，而且还有相关载记及‘怀杜岩’等纪念性遗存。而今日之株洲唐时正在潭州的辖区之内。”

    书中还结合近些年的考古成果和文献载记，推定出与杜甫行迹密切相关的杜预墓、奉先寺的原初位置，令人耳目一新。行文中的实证精神和科学态度也难能可贵。如《巴蜀篇》在讲到夔门时引录了杜甫专咏《瞿塘两崖》的诗句“羲和冬驭近，愁畏日车翻”，接下来写到：“冬天太阳高度角小，重庆市夏至日太阳高度角为83°30′，冬至时，太阳高度角为36°38′，所以杜甫说担心羲和所驾的日车在冬天里走的路线太低会撞在赤甲、白盐山上，把车撞翻。”以太阳高度角的科学数据来印证杜甫的文学表达，是很出彩的一笔。他如《陇右篇》以“月出没时间周期表”来比照杜诗“中夜尚未安，微月没已久”的夜象，从而推出杜甫到达水会渡（今虞关渡）的大致日期；利用S2=16.88h 的视距公式，来探讨杜甫在度陇途中究竟能否望到崆峒山，作为研究古典文学的学者，这些自然科学知识的运用为此书生色不少。书中对李杜高适的梁宋之游、李白杜甫冬猎之青丘的位置、杜甫葬地之平江墓与耒阳墓等，都有独到的研究与考证；对杜甫度陇、入蜀等长途跋涉的路线图，也有清晰的梳理、考订与描述。

    令我颇为感动的是，2018年林宋两位完成初稿之后，又五次从北京出发，对李杜游踪作补充考察并修改书稿，然而转年4月，林东海先生便突发重病并在一年后辞世。我在得知病讯的第一时间赶到医院探望，他虽已口不能言，但对我的到来反应强烈，我知道他最牵挂的就是已经交稿的两部考察记。这两部考察记中都有他的心血和身影，是他生命的结晶。

    东海先生是我颇为敬佩的前辈，他不仅认真治学，而且在旧体诗的写作和书法上亦有自己的追求，是一位文人型学者；而他的职业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对学问的执着，又使他成为一位学者型编辑。东海先生曾经做过我的领导，对我多有具体的指导和帮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为了让我们体会著述的艰辛，避免编辑易犯的“眼高手低”的毛病，经请示领导，策划了一套“古诗类选”的选题，当时年轻的编辑宋红、刘国辉和我都分别领到了任务。在完成书稿以后，我旁征博引，写了一篇很长的序，东海先生看后告诉我，序文不是论文，不能这样写，要大加精简才适用。这对初出茅庐的我很有启发，我很快改定了序文，同时把原来的长序继续充实，在同事张国星君的推荐下发表在一个学术刊物上。想起这些往事，难免生出“沉思往事立残阳”和“当时只道是寻常”的感慨了。

    如今，东海先生的《李白游踪考察记》在宋红君的《杜甫游踪考察记》之后终于问世，虽然已是遗著，但终可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东海先生在《后记》中写道：“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李杜游踪的考察，经廿一世纪一十年代的二度考察，至完成本书的撰写与配图，前后经历三十八年之久，从盛年到耄耋之年，始克完成。这是不才历时最长的一部著作，既记录了太白文化流传一千多年的演变轨迹，也记录了近四十年社会发展的世俗风情，自以为是部走出书斋别开生面的著作，但愿对读者能有所裨益。”东海先生一生著述颇丰，但他对此书的看重，于此可以见出，相信读者在读过此书之后，自会有中肯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