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永影
沈从文总是自谦自己“没有读过什么书”,但实际上他读过的外国作家作品超越了大多数同时代的人。刚到北京时,为了弥补学历上的缺憾,沈从文“每天到宣武门内京师图书馆分馆去看书,不问新旧,凡看得懂的都翻翻”(《〈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与沈从文有着几个世纪之隔的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是英国-爱尔兰作家,其作品流入中国始于《格列佛游记》(Gullivers's Travels,1726)的翻译。当时在《格列佛游记》的诸多汉译本中,以林纾的译本《海外轩渠录》(1906)影响最大。五四时期汉译过来的西洋小说颇为流行,想来这也在沈从文的翻阅范围之内。在他1928年出版的《阿丽思中国游记》中,我们通过一些文本内证,推断斯威夫特是他曾经阅读过的作家。
沈从文在上世纪20年代后期的写作脱离了传统的拘束,信马由缰,带有反叛精神,在这一点上和斯威夫特有些相似。《阿丽思中国游记》是沈从文这一时期的作品,也是他第一部长篇小说。该小说分为两卷,最初按章节陆续发表于1928年的《新月》上,后由上海新月书店集结成书出版。小说受英国作家卡罗尔(Lewis Carroll,1832-1898)《爱丽丝漫游奇境记》(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1865)的启发,“书名算是借重”,实则带有点续写和戏拟的味道。故事始自阿丽思漫游奇境回家之后,十分想念兔子伙伴,于是写信邀请兔子一起前往中国旅行。沈从文在序言中对自己这篇小说的评价并不高,称其为“不成体裁的文章”,就像近来“不拘什么文章”成为“一种时行的口号”。在沈从文笔下,阿丽思的兔子伙伴变成了一位“有中国绅士倾向”的傩喜先生,傩喜先生“并不能逗小孩子发笑”,阿丽思的天真也失去了不少。小说以傩喜先生与阿丽思在中国的漫游为主线,讽刺种种荒诞不经的事件。同样,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也以格列佛的游历为主线,叙述了他在小人国、大人国、飞岛国和慧骃国的奇遇。小说在1726年刚刚出版之际便风靡欧洲,成为一个全欧洲性的事件,甚至在经历了这么多年之后,评论仍然莫衷一是。
如果将这两部小说都当成童话,而忽视其现实的指涉,那将是严重的误读。尽管两部小说都是游记性质的童话体,但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充满了对现实的直接讽刺和影射。傩喜先生影射的是民国政府第一任总理熊希龄,灰鹳鸟带有沈从文自我形象的投射,八哥博士影射的是五四时期的白话新诗人,阿丽思则代表的是西方人对中国的天真视角。《格列佛游记》中的影射也是十分明显的。小人国“高跟党”和“低跟党”的内斗暗示了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的党争,小人国和不来夫斯古国的战争影射当时英法两国之间的征战,小人国的财务大臣则暗指当时的英国首相。
《阿丽思中国游记》是沈从文走进新文学场域的一次探索,他在20年代的创作不乏对外国文学的借鉴和模仿,在《阿丽思》这部小说中甚至还有对斯威夫特散文《一个小小的 建议》 (A Modest Proposal,1729)的直接模仿。《一个小小的建议》一文以讽刺的笔调建议爱尔兰人将自己的婴儿卖给富人做佳肴,以此缓解爱尔兰地区的贫困。在中国,本文最早的汉译版本由周作人翻译,题为《育婴刍议》(1923)。而在《阿丽思中国游记》中,阿丽思和傩喜先生去乡下路上偶遇一位穷得活不下去的汉子急切要寻死,从穷汉子那傩喜先生得到了一张报纸,上面有一篇随感录式的文字,题目浪漫得不切实际:《给中国一切穷朋友一个方便的解决办法之商榷》,署名是一个挨饿的正直平民。文章的内容竟然是为了不给上流人增加负担,穷人们想方设法地处置掉自己的孩子:“在生下以后两周年杀死,按着腌火腿法子,揉上一点椒盐之类,过一月两月,时间已够了,就拿出来用很公道的价钱卖给中国上流人以及对于中国感到友谊感到趣味的外国人”,“只要这小孩子腌盐时留心一点,莫肮脏,莫损失固有美观颜色,则当无不愿意花一点钱买中国小孩子肉吃的”,这“真可以说是个顶经济的办法”! 斯威夫特在《一个小小的建议》中同样提出了一个“顶经济的办法”,他为爱尔兰民族的贫困着想,呈献了一个忠实稳妥的建议:“可在一岁时卖给全国有地位、有钱的人,事前切嘱母亲们在最后一月喂足儿童奶水,让他们长得胖嫩,以便用于宴席。如是友朋小集,一儿可作两菜;家庭自用,则其上下半身都可各作两道好菜,若能调以少量胡椒和盐,则存放四天后煮吃仍佳,冬季尤然。”这两种所谓“顶经济的办法”都以一种表面温和实则刻薄的口吻抨击了社会现实,充满了愤怒和讽刺。连题目本身都是讥讽的反语,“商榷”和“建议”表面以谦和的姿态给穷人提供摆脱贫穷的办法,实则通过荒诞的内容道出了穷人的苦不堪言。
与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一样,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将“社会沉痛情形融化到一种纯天真滑稽里”,“成为全无渣滓的东西”(《〈阿丽思中国游记〉后序》),它们都以一种不纯粹的奇幻游记来讽刺现实。在《阿丽思中国游记》中,傩喜先生得到一个手抄本《中国旅行指南》,这是一本西洋人来中国的旅行攻略,记载着在中国旅行时应该如何打点小费、拜会官员以及溜须拍马,完全以西方传教士、汉学家叙述的殖民经验来构建中国面貌,通篇以讽刺的笔墨来刻画国民性和社会众生相。1912年商务印书馆曾编译出版过一本实用类图书《中国旅行指南》,这本书在当时的发行量很大,风行海内,一版再版。该书以中国各省为单位,记载各地的路程、车站、轮船、码头、客寓、街市、商店、戏院、妓院、电报电话、教育、官署、军队、警察、名胜古迹、教堂、医院等,还配以各省的风景画。而作为文本之中的文本,小说中的《中国旅行指南》极有可能是以商务印书馆的版本为原型,但不同的是,它被作者景观化了,以西方传教士、汉学家的叙述视角来构建中国的旅行注意事项,从指南中的一些荒诞之事似乎可以瞥见旧中国面貌的冰山一角。与此相对的是,当大人国国王向格列佛询问英国的状况时,格列佛的一番叙述甚至也可以算得上是“英国旅行指南”,他不无讽刺地向国王描述了英国的“丰功伟绩,国泰民安”,涉及了政治、财政以及绅士们的娱乐等各方面内容。但最后在大人国国王的不断怀疑和质问中,英国最终呈现出了充满“阴谋、叛乱、暗杀、屠戮、革命或流放”的真实情形。
阿丽思和格列佛都怀揣着乌托邦情结,英国和慧骃国是阿丽思和格列佛各自的理想乐园。当阿丽思看到苗人不人道地卖儿鬻女,于是心生感慨,对中国一点也不留恋起来,想要回到英国去。此时的英国在她内心中是一个比中国更文明有教化的地方,她要把自己在中国目睹的种种怪现状和感想向姑妈诉说,这情形“真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尽”,得要“谈三天三夜,才会谈得完”。同样,对格列佛来说,慧骃国是他的理想乐园,尽管不是百分百完美,但它比欧洲更文明更理性,欧洲人应该接受慧骃的教化。但慧骃认为这位外来的格列佛并不具备纯粹的理性,最后还是劝这个英国人离开。
萧乾于1930年初识沈从文时对他做过一次专访,并以《当今中国一个杰出的人道主义讽刺作家》为题发表在《中国简报》上。在采访中,萧乾称沈从文为“中国最伟大的讽刺幽默作家”,萧乾的这个评价恐怕多半基于《阿丽思中国游记》这一类对现实进行批判揶揄的小说。作为沈从文尝试的首部长篇小说,我们从中看到他受斯威夫特影响的痕迹。作为现代文学史上奇幻讽刺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景观,为我们在沈从文与世界文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也为我们研究沈从文开辟出更多的可能性。
(本文系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乔纳森·斯威夫特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研究”[18YJC751020]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