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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卫星
承蒙三联书店赠书，田松教授的专著《科学史的起跳板》已经放在案头3个多月了。《中华读书报》王洪波先生嘱我写个书评，田松教授也亲自怂恿我“不要客气，下手重点儿！”那么我就恭敬不如从命，鼓起勇气说说对田松教授大作的看法。
为什么说要鼓起勇气呢？ 因为我本人虽然从事科学史研究多年，但所做的主要是一阶的科学史研究。《科学史的起跳板》所关注的则主要是科学史的二阶、甚至三阶问题。关注的重点不在一个层面上，难免各说各话、鸡同鸭讲。好在平时的教学和研究中，我偶尔也涉及科学编史学方面的一些问题，因此大致也能看明白田松教授在书中想要阐释的几个关键点。
田松教授在书中主要讲了5个问题：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的细节、历史的再阐释、历史的功能、历史作为依据——这5个短语也正是该书第一讲到第五讲的标题。全书还有一个第六讲——科学史的学术地图。如果没有这第六讲，光看前五讲的标题，给人的感觉这不是一本关于科学史的书。而这正是本书作者有意为之。田松教授在该书前言的第一句话中就交代了，他“决定不去讲科学史本身，而是与大家讨论科学史和历史的基本问题和基础问题”，事实上这些问题的基本和基础程度确实超越了科学史的范畴，只能作为历史学的基本和基础问题，或者田松教授称之为的“元问题”。
那么在一本讲科学史的书中，为什么要纠缠这些个历史学的元问题呢？ 因为这牵涉到田松教授雄心勃勃的两大目标：一是打破“缺省配置”，二是建立新的STSE（科学-技术-社会-环境）编史纲领。所以，该书的明线是分5讲讨论历史学的元问题——第6讲是对科学史学术江湖各门各派的简略介绍，有点游离主线之外——暗线则伏着“一破一立”两大目标。
“缺省配置”是一个计算机术语，在该书中被借用来比喻我们头脑中固有的东西。将近20年前刘华杰教授曾说“科学主义是我们的‘缺省配置’”，是这个比喻用法的滥觞。田松教授在书中提出，“我们的基本知识体系、基本思维方式和基本价值观，都是在中小学教育期间被模式化制造的”，“这‘三个基本’都是我们的‘缺省配置’。中小学教育相当于对国民的大脑格式化，设置‘缺省配置’”。
对那些个历史学元问题的回答，都与“缺省配置”有关联。譬如对于“历史的本来面目”，田松教授认为一般人的“缺省配置”相当于“本体论”参数选项被勾选为“实在论”，也就是历史有一个本来面目，即存在一个真实的历史。那么问题来了，怎么获得这个真实的历史？ 田松教授在书中意味深长地强调：“历史书，是有作者的。”他还颇为调皮地反问：项羽和虞姬的私房话，司马迁是怎么知道的？ 在这里，田松教授的倾向性还是很明显的。虽然他承认，“在面对日常事物的时候，采用实在论的假设实际上是一个更为方便的假设”，但在“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个问题上，在田松教授看来，与其假定存在一个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不能获得，还不如就假定不存在一个历史的本来面目。
田松教授强调了历史学家面临的困难：难以采取“上帝的视角”来观看历史，也不存在一个“天眼”来忠实记录历史事件——即使存在这样的“天眼”，历史学研究者也会因为陷身于巨量细节而无法自拔。而且，历史记录者的既有立场和先入之见也会使得他们的记录偏离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些困难无疑是存在的，但是在“实在论”与“非实在论”层面上纠缠有无真实的历史是于事无补的，在这里我觉得应该“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应该并可以在操作层面上尽力克服这些困难。对于古代那些历史记录者，譬如中国古代的太史这一个职业，我认为我们应保持必要的尊重，要相信他们尽量在为记录一个“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努力。就像田松教授在书中也提到的齐太史这样的不惜付出生命也要记录历史本来面目的历史记录者还是存在的，并且这种行为俨然成为一种职业传统，“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被誉为历史界正气长存的代表。
历史记录者和书写者借机褒贬、臧否历史人物，这显然也是存在的，并且这个现象本身就传递着某种历史信息，也正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司马迁撰写《史记》，成其“一家之言”，后世的历史学家不会仅凭《史记》来研究那一段历史。实际上，后世历史学家是有一定优势的，他们遵循一定的学术规范，通过对各种文字的和实物的历史资料进行去伪存真的考察，有希望接近真实的历史本来面目。
至于“缺省配置”问题，我把它看作是一个认知模式问题。在这里“缺省配置”不应被理解为“出厂配置”，新生儿的大脑皮层里不大可能内置了人类的所有知识而受教育过程只是激活这些知识——如柏拉图所说的那样，“知识是一种回忆”。田松教授在书中认为必须打破的“缺省配置”是国人在中小学阶段设定的。他把中小学教育比作“对国民的大脑格式化”，这个比喻稍稍强硬了一点，毕竟格式化的过程会全部清除以前的记忆，要我来说，这应该被看做是“系统更新”。我们经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乃至研究生阶段的整个受教育过程，在基本知识体系、基本思维方式和基本价值观方面，经历了多次“系统更新”，每一次更新系统后，相当于对各个阶段“缺省配置”参数进行了部分重置。人类学家在对某些原始部落的考察中，甚至观察到了十分夸张的这种重置仪式。弗里德里克 · 巴斯（Fredrik Barth）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考察中发现，该地的巴特曼人从孩童时代、到青春期、再到成年期的成长过程中，要经历六七个教学仪式，每一次他都会被告知在前一个或更早的阶段，他学到的东西实际上是十分错误的，在道义上是不对的。巴特曼人这种不断否定自己的成长仪式虽然显得夸张，但稍微温和的版本无疑常见于我们的成长环境中。因此，在一个个体或群体的智力和知识成长过程中，“缺省配置”的存在是合理的甚至是必须的，同时“缺省配置”也需要被不断重置。田松教授强调要善于认清和描述自己的“缺省配置”，进而打破自己的“缺省配置”，这无疑是有益的建议，但也不必“苦大仇深”地对待某一种“缺省配置”，它不是原罪，而是智力和知识成长的阶段性起点。
田松教授在接下来四讲中——历史的细节、历史的再阐释、历史的功能、历史作为依据——除了继续时不时地用“缺省配置”来说明一些他要说明的问题之外，就是“悄悄”推出他的STSE编史纲领。为什么说“悄悄”呢？ 是因为让我觉得稍稍有点意外的是，STSE这样一个称得上是理论贡献的重要概念，本来可以明火执仗地推出来，却没有出现在该书的章标题和低一级的节标题中。
田松教授在书中用了多个案例来阐释和推广他的STSE编史纲领。第3讲通过讲述战争犯哈伯和他反战并自杀的妻子克拉拉的故事，试图说明源自毒气和炸药的化肥和农药具有天生的原罪，因此现代农业亦是如此。第4讲中讲到了“主动拒绝现代化的阿米什人”。阿米什人社区就像美国现代化社会中的一块中世纪飞地，在田松教授的笔下看得出来他对此是赞赏有加的。然而在我看来，出于尊重其选择、保留这样一块多样性小试验田是一回事，如果要做大规模推广则是另一回事了。第5讲提出了可称之为“田松之问”的“人这种动物为什么要喝牛那种动物的奶？”，这里田松教授提出了又一个重要概念——历史依据。田松教授论辩道：“中国人口最多的汉民族在历史上没有喝奶的传统，我们没有喝奶的历史依据。”但是，如果去翻阅一下历代医书，其中有不少孝敬老人的养身医方中用到牛奶。只是想来牛奶在古代比较精贵，没有被大部分人日常食用。
田松教授还用他的历史依据概念处理垃圾问题，认为垃圾问题不能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得到解决。实际上，我是了解田松教授的垃圾理论是怎么慢慢形成的，他起先从热力学第二定律出发推导出未来地球是垃圾做的——这是相当有科学依据的做法。虽然从科学上对这样的推导可以吹毛求疵——譬如“地球不是一个孤立的热力学系统”“也许人类未来可以制造出黑洞垃圾桶来处理垃圾”之类，但田松教授对垃圾问题的重视还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然而解决办法如果是回到低能耗的原始状态，恐怕不是一条出路。
化肥、农药、阿米什人、工业奶、工业肉、垃圾等等，田松教授通过这些案例，从或正或反的层面来论证，从全人类未来命运的高度来呼吁，在STS（科学-技术-社会）编史纲领基础上外加一个E（环境或生态）的重要性和必然性，这是相当有理论创见性的。只是理论严谨性和推理严密性方面的建设，显然靠一本书还难以真正实现。相信田松教授在今后还会有更精彩、更有说服力的著述问世。
《科学史的起跳板》一书是“三联讲坛”文库中的一种，据“三联讲坛”文库“缘起”所述，该文库的著述体例不同于一般专著，而是“以课堂录音为底本，整理成书时秉持实录精神，不避口语色彩，保留即兴发挥成分，力求原汁原味的现场氛围”。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这段说明文字也同时解答了我对书中某些方面的疑惑。譬如这书的每章结尾都结束得比较突然，有种戛然而止的感觉，莫非那是因为正好下课了？ 又因为本书是课堂讲稿基础上改写而成，课堂上随口而讲，转写成书面文字的时候，有些地方对历史事实和前人观点的引用，还没有来得及补上文献出处。书中所附的10则“课堂讨论片段”很好地还原了课堂氛围，有的同学的发言很有想法，没有轻易被田松教授“带偏”。稍稍不足的是课堂讨论在各讲中似乎分布得不太均匀，有的课堂只有一次讨论，有的课堂没有讨论。有的讨论看上去比较热烈，有的讨论则差不多是田松教授的独白。
田松教授的文字很有说服力或者说煽动性，“举例子、打比方”是他的两大法宝。在亚里士多德眼里，举例、比喻，那只是雄辩术才用到的修辞手法，被排除在真正的哲学推理之外。但必须承认，从认知的角度，举例、比喻等说理方法是有启发性的，是有可能获得新的知识的。书中田松教授用到的大部分例子和比喻确实达到了很好的效果，但也有些例子和比喻的使用让人感觉未能起到恰到好处的作用。譬如用《一个帝国的崩溃，有时竟是找不到一个烟灰缸》这样的公众号文章和《逃离德黑兰》这样的电影来助力对“历史的细节”的剖析，显得尾大不掉，不太恰当，毕竟在对历史学元问题的探讨中，最好能举一些更为贴切的学术案例。又比如书中第5讲用砖比作史实，用大楼比作故事。因为同样的砖可以造出不同的大楼，所以同样的史实可以讲出不同的故事。这个比喻显然有点失当，让人无法对结果信服。如果硬要打比方的话，砖应该比作词语，收在字典里的词语当然可以用来写成无数不同的故事。而史实是用词语加语法构成的半成品部件，在一些一一对应的榫卯结构限制下，也许只能搭建出唯一的大楼。
在一本强调“历史的细节”的科学史书中，有些科学史细节的准确性也需要得到加强：“辉格史的魔咒”一节开头（38页）说，1965年英国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出版《历史的辉格阐释》，实际上这本书早在1931年就出版了，那时作者还相当年轻。书中两次提及（34页和64页）大爆炸（Big Bang）理论名字取得不严肃，并且演绎出伽莫夫要是用这样的理论名称去申请经费肯定不会成功的思想实验结果。但事实上“大爆炸”这个名字不是理论提出者伽莫夫取的，而是竞争对手稳恒态学说的提出者霍伊尔为了讽刺伽莫夫的理论而给予的戏称。还有，贝尔实验室的彭齐亚斯和威尔逊为了消除喇叭形天线的噪声，特意清理了天线上的鸽子粪便，而不是一个“鸽子窝”（56页）。最后，“蒙古人发明了马镫”（71页）这个说法离开历史事实确实遥远了些，随着考古证据不断出现，马镫最早什么时候发明还不好定论，目前至少可追溯到公元三世纪左右。
根据田松教授在“前言”“后记”中的交代，该书是在给博士生开设的科学史课程讲稿基础上改写而成。书名《科学史的起跳板》立意深远。在跳远运动中，起跳板是计量的起点，起跳的动作影响最后的成绩。作者的寓意是希望他的学生听过那么一堂课、他的读者看过这么一本书之后，他们在科学史领域就有了一个正确的起跳姿势了。当然，通过对几个历史学元问题的探讨和澄清，是否足以为科学史研究确立起点，这是可以见仁见智的。我倒觉得，在第6讲中简略带过的各门各派的观点，从逻辑实证主义、证伪主义、范式论、纲领论、默顿命题，到STS，乃至SSK，都值得为学生们娓娓道来，细细考察。让学生们站在巨人们的肩膀上起跳，无疑能够跳得更高更远。并且我也期待，STSE有朝一日能够与前列各派理论一起出现在科学史学史的著作中，那么这将是中国人对科学编史学的重要理论贡献。
（作者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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