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被引半衰期”以应有之位

    ■刘京希

    “我觉得学问上的事情，最重要的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本书，一篇文章，轰动一时不算什么，如果过了20年、50年还有人看，还有人买，那才是值得高兴的事。”这是一位著名人文学者前些年在谈及学术研究与学术成果的社会影响力之时，所吐露的肺腑之言。以之对照当下盛行于刊学两界的量化评价，不禁感慨系之。在量化评价无所不届的“计量时代”，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学术期刊乃至学术成果的计量式评价？ 究竟应当如何看待量化评价体系之中“影响因子”“被引总频次”“半衰期”等指标的权重安排？ 事实上，这也是近年来学术期刊界乃至整个学术界所深度聚焦和关切的现实话题。

    本人所服务的《文史哲》杂志，刊发的大多是专家和学者们的积年之作，学术含量的高低和学术功力的深浅一直是编辑部取舍稿件的基本尺度。职是之故，《文史哲》杂志的最高追求，是希望它所刊布的作品，能更多地进入未来的学术史视野。所以，《文史哲》既要引领学术潮流，又不追风猎奇，似无根的浮萍那般追逐时髦，也就是不搞那些短、平、快的东西，不走哗众取宠的捷径。刊发在《文史哲》上的文章，当然希望能被更多地转载和引用，转化为靓丽的量化评价指标，但《文史哲》并不被影响因子所左右，甚至被牵着鼻子走，它的办刊目标实际上只有一个，那就是“学术”本身，即以繁荣学术事业为己任和志业，进而谋求在人文学术史上作出自己的贡献，留下自己的印痕。

    就此追求而言，不免与当下时代“计量为先”的学术期刊评价标准产生一定程度的龃龉。在量化评价一统学术天下的格局之下，量化评价指标的三大要素如“即年影响向因子”“两年影响因子”“被引总频次”，所着意考察和判定的，无不是一篇文章或一本期刊在一两年之内的即时性和短时态学术影响力。换言之，量化评价体系更加倾向于鼓励学者做热门话题研究，引导学刊追逐时髦或焦点话题。如此，就产生了一个延展性客观效应：学、刊两界急功近利之风盛行，一窝蜂涌向更符合于现实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治理欲求的“致用学科”，以短平快成果的批量产出，谋求以高被引为标志的高影响因子及其所形成的计量化影响力。如此情境之下，试图“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学者和用积年心力打造品牌期刊的编者，已属凤毛麟角，甚至是“活化石”般存在。

    其实，真正有利于学者沉潜于学术研究的判定指标，不是“即年影响向因子”，不是“两年影响因子”，更不是“被引总频次”，而是判断一本期刊所刊载内容之富有学统传承意味和历时性价值的“被引半衰期”。被引半衰期的短长所映射出的，正是学术作品及其载体的生命力的短长。因为它衡量的是一本刊或一篇文章的历时性或历史性价值，亦即超时空价值。此正所谓“历史季节的变化导致花儿和果实落地，但树依然存在”（[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肖昶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根须深厚比枝繁叶茂更加重要”（[美]威尔·杜兰特、阿里尔·杜兰特：《历史的教训》，倪玉平等译，中国方正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1页）；抑或谓“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只有那些个经过学术理论与现实生活双重实践反复“冲刷”而留存下来、仍然不断启迪着一代代学人的学术思想凝练与凝结，才是富有恒久性价值的学术成果甚或是观念成果。易言之，学术研究的终极关切或使命，是力图创造葆有长久生命力、因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超验性思想，而非追逐云烟般一时之理论时尚。在此意义上，作家残雪之于伟大小说作品的看法，同样值得学者、办刊人和有关评价体系的参与者深思：我心目中的伟大作品，是那些具有永恒性的作品。即这类作家的作品无论经历多少个世纪的轮回，依然不断地得到后人的解释，使后人产生新感受。这样的作家身上具有“神性”，有点类似于先知。就读者的数量来说，这类作品不能以某段时间里的空间范围来衡量，有时甚至由于条件的限制，一开始竟被埋没。但终究，他们的读者远远超出那些通俗作家。换言之，就学术作品而言，那些个“被引半衰期”极长乃至超长的精品，所具有的一个共同品质，是以其思想文化传承之底蕴，既让读者看得见字面意义，又给人以无限遐思，去透见纸张背后的思想识见。传统与传承是时间纵轴和空间横轴的历时性坐标系，在变中寻找不变。因此，它才有洞穿时空的恒久生命力。用语言文字学家蒋维崧先生的话来说，“沉寂做人，沉寂治学，沉寂治艺”，“走冷清的路，可以避免被一时的潮流席卷”。

    扩而言之，这一论题所关涉的实则是如何认定学术之本质的大问题。我们时常大而化之地说，学术要为现实服务，所谓“学以致用”。细察之，此一说法更适宜于某些应用学科，如应用经济学、公共管理学。某些领域的学术研究，并不能产生直接为现实服务的功效，即功利之用。人文学科的某些领域如古文字研究、古文献整理，自然科学之数理基础理论研究，即属此类。即使是应用学科，某些研究领域也有其远离现实实践而自成体系的理论论域和内在规律，需要研究者去探求与发现，如理论经济学、法理学，此正所谓“学以致知”“学以致思”“学以致慧”，以求取超越功利之用的“无用之用”。而目前以“即年影响向因子”“两年影响因子”“被引总频次”为主要指标的影响因子评价体系，所潜含着的，正是“学以致用”的研究指引和办刊导向；所忽略的，正是“学以致知”“学以致思”“学以致慧”的研究指引和办刊导向。长此以往，那些个不能产生高影响力的基础学科的学术研究必将遭受重创；因之，整个人文学科将会遭致严重削弱。也因此，应用学科的学术研究将失去赖以成长的“母源性”学科基础与学理根基，也将难以产生原创性、原理性、公理性思想与理论，更将难以产生重大思想发明与发现。新世纪以来，为什么日本的诺贝尔奖会出现井喷现象？ 原因概在于，日本比较重视基础研究。日本人觉得技术应用虽然重要，但基础研究更重要。所以，日本科研经费的55%用于基础研究。我们中国学界的研究习惯恰恰相反，比较喜好顺乎与附和时潮，重视即时性、功利性的应用研究，追求即插即用，而忽视了思想与理论的原创性、创发性。

    当然，在这里我们强调“被引半衰期”指标对于学术期刊乃至学术研究的超时空追求，并不意味着对于“即年影响向因子”“两年影响因子”“被引总频次”的看低。无论如何，这些个指标较为客观地衡量着一篇文章与一本期刊对于热点或潜热点学术话题的关注与研判程度，同样也表征着期刊编辑者的职业敏感度。我们的意图和愿想，只是希望学术评价体系的设计者对于重要指标体系的设计与组合，需要一种更加周全、综合与衡平的视野和布局，通盘考量近前与长远、当下与未来、学与术、基础与应用、学术期刊及学术研究的即时性价值和历时性价值之间的有机平衡，以使学术期刊的成长与学术研究的进步始终落实在合乎学术生态法则及其演进规律的基石之上。

    我们相信，设定半衰期指标的初衷，在于倡导谨严、沉潜之优良学风。但我们看重被引半衰期，不惟着意于其对于期刊及其所刊布之文章的学术史价值，还在于它因此而鼓励一众期刊之间各擅胜场的差异化、特色化竞争——合作之中有竞争、竞争之中有合作的互补式竞合关系，此之谓合乎生态法则的良性竞争，而非采用不当手段操作数据的恶性竞争。换言之，它鼓励的是各个期刊在保有自身既定风格与特色基础之上的竞合格局。如此，它所推动的，是整个期刊界的个性化、多样态发展格局与路向。

    进而言之，它倡导的是学术研究的多门类、多样态齐头并进，热门学科与冷门专业的差异化布局，相得益彰；不同学科研究者的互为助益，交光互影，相携以进，共同成长。就此而言，被引半衰期就大不同于即年指标、两年影响因子和下载总频次在客观效果上对于期刊同质化竞争的变相激励。正是这一变相激励，使得人文社科综合性期刊的发稿偏好一窝蜂涌向高被引的应用学科，人文学科稿件及相应的学术研究遭遇冷落；使得专业性期刊普遍由古今平衡、理论与经验平衡，转向重今轻古、好验恶论；影响所及，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学科间平衡与学科内平衡告破，传统特色学科甚至后继乏人、岌岌可危！ 鉴于此，有数据平台特设如“冷门绝学”期刊评价门类，用心之良苦，可见一斑；但这不过是“补牢”之策，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整个人文社科期刊界乃至学术界整体走向上的失衡态势。

    从人文社科学术研究的整体性繁荣与可持续发展计，是时候反思量化评价体系之指标设定及其指导原则了。强烈建议有关数据平台和量化评价体系，总结量化评价实践之得失，本着人文与社科平衡、学科内部诸关系要素平衡的原则，从根本上重新规划、调整与设计评价指标结构及各自权重，将“被引半衰期”指标置于应有位置，并增加“中长时段评价”类目，延展评价工作的时空纵深度，以使得整个指标体系更加调和持中，更加合乎学术研究的发展规律，因而更加科学合理，真正发挥其第三方评价的预期功能，实现其助推学术研究可持续发展与持久繁荣的应有之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