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湘中家教到沪上家政

    曾纪芬（1852—1942）是清季重臣曾国藩最小的女儿，晚年号崇德老人。她嫁给了父亲的同乡、亦是翰林出身的聂亦峰（字尔康）之子聂缉槼（字仲芳，后官至上海道台、浙江巡抚等）。在聂家，曾纪芬生养了八子四女，子女皆受到良好的教育，各有成就。其中第三子聂其杰（字云台）声名最著，是民国初年上海众望所归的商界领袖。聂氏家族在聂其杰这一代完成了从传统的仕宦之家向现代工商家族的嬗变。崇德老人寿终九十一岁，真可谓福寿全归。

    聂氏家族至今瓜瓞绵绵，后裔中不乏工商、文教、科技俊杰。聂氏家族的兴旺，崇德老人善于持家、精心教养子女功莫大焉。其家教之道，自然是源于湘中曾国藩家族。

    曾国藩家族的家风家教，今天研究的文章和书籍汗牛充栋，兹不赘述。曾国藩在身居一等侯、大学士、两江总督之高位时，仍然让妻子和儿媳、女儿在公馆纺织自给，女儿出嫁，一律给200两银子陪嫁。曾纪芬一直铭记父亲的教导：“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盖子孙若贤，则不靠父辈，亦能自觅衣食；子孙若不贤，则多积一钱，必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以银钱予后人。”“吾辈欲为先人留遗泽，为后人惜余福，除勤俭二字，别无他法。”这也成为她治理聂家之圭臬。

    今人在充分肯定曾国藩的家风时，对曾氏家族女性的持家之功关注得不够。在传统中国，男主外、女主内，由于成年男子大多数时间在社会上做事，管理家庭内务、教养子女之事主要依靠妻子。所以男子娶妻如何是其人生是否顺遂、家族是否兴旺的关键——当然，夫妻是相互成就的，放荡不肖之男即使有贤妻亦枉然。曾氏家族兴旺，与几代主妇的勤勉努力是分不开的。第一代是曾国藩的母亲江太夫人。江太夫人生五男四女，“尺布寸缕，皆一手拮据”。曾国藩之父曾麟书常以“人众家贫为虑”，江氏对丈夫说：“吾家子女虽多，但某业读，某业耕，某业工贾。吾劳于内，诸子劳于外，岂忧贫哉？”曾国藩常言他们兄弟秉承母德居多。第二代是曾国藩的妻子欧阳夫人。第三代的代表则是曾国藩次子曾纪鸿的妻子郭筠和曾国荃次子曾纪官的妻子刘鉴。

    崇德老人是曾氏家教所养成的女性典范，亦是曾氏家教的继承者。她将曾氏门风带到了聂家，也将湘中传统的家教带到了沪上。虽然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家政学”这门学科，但曾氏家教却处处洋溢着现代家政学的思想光辉。

    家政学，是近代中国借用日本的一个词。虽然古代中国没有这样的学科，却不能因此就说中国古代的家庭治理就没有家政学的内容。不仅有，而且还很丰富。古代中国一般把主妇持家之道说成“阃政”或“壸（kǔn）政”。由于女性几乎不能参与社会公共活动、担任公共职位，古代中国的家庭对女儿的教育，重点就是出嫁后如何做一个好妻子、好主妇。

    崇德老人成为家庭主妇时，与其祖母、母亲所面临的情势已大不一样。其生活的上海，是华洋杂处的十里洋场，欧风美雨和东洋范都在这座远东最繁华的都市里落脚，其父的高足李鸿章所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此表现尤甚。中国的传统还有没有价值，有没有生命力？包括传统的家教在内，都受到这样的叩问和冲击。外来的科技和文化对古老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上海等东南沿海城市首当其冲。崇德老人的父亲曾国藩那代开明的士大夫，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努力而艰难地应对这种大变局。社会的巨变自然会影响社会的细胞——家庭，因为家庭所养育的子女，所要走的人生道路如教育、就业、婚配与此前已大不一样，家庭的财政收支、人际来往也较从前更为复杂。主妇持家的内容必然因时而变。崇德老人受日本家政学的影响与刺激，基于多年持家的经验体会，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出版了《聂氏重编家政学》。在上海的工商业大家庭里，崇德老人完成了从内陆乡村社会的家教向工商业社会的近现代家政的转变。她不但身体力行，进行摸索、实践，而且总结出一套成熟的理论。可以说，这本书是中国近现代以来传统文化现代性转换在家政学方面的重要成果。

    这是一本对中国社会现实有足够尊重、对中国传统有很好续接的家政学著作。崇德老人首先在书中明确了主妇在全家的主体作用。其在第一章开宗明义曰“国之本在家”，而“吾以为为家之本即在主妇可矣”，“妇人之于家，犹宰辅之于国”。持家最为重要的内容，是养育儿女，崇德老人在此书第二章中说:“慈母育儿之功，大于丈夫之济世。”这点出了家政学的要点，这也是中国传统家教之核心内容。

    《聂氏重编家政学》印行后，在清末即民国时代产生了相当的影响。20世纪中叶，中国又一次经历了政治制度和社会的巨变，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强调男女平等，职场女性大幅增加，专职的家庭主妇十分稀少，“家政学”变得不合时宜，甚至被污名化为压迫女性的“封资修”之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门学科开始在中国复苏，曾氏家族的家风家教和崇德老人的持家思想的价值也重新得到认识。

    美籍华裔作家聂崇彬女士是崇德老人的曾孙女，在上海长大。出于对先祖遗泽的珍重和现实的需要，她整理了崇德老人的《聂氏重编家政学》，并结合今天的社会现实和自己的人生经历，进行了诠释和解读。崇彬女士嘱我为大著作序，我虽然对曾氏、聂氏家族先祖的事迹有所了解，但于家政学可谓一窍不通，怎敢妄言？ 然作为湖湘子弟，乡情难却，只得硬着头皮答应。

    对于家政学和崇彬女士解读其先祖家政思想的这本书，我还想再啰嗦两句。

    一是中国的家政学不是凭空而生，也不是完全照搬外国的一门学科，而是有本土传统的。崇德老人于清末撰就《聂氏重编家政学》，是对传统的一次续接，崇彬女士这次解读，又是对传统的一次续接。此间历经一百余年，前后四代，因时局大变而导致一门学科的没落、反复，但总归是潜流无声，薪火相传，文化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二是家政学之提倡并非是恢复男尊女卑的旧秩序。传统社会男女不平等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所决定的，在那样的大背景下所产生的家教或家政学必然带有时代的痕迹，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亦是如此。家政学不是把女人拴在家里的学科，它是一门如何把家庭治理好的学科。男女平等是权利上的平等，如男女选举权一样，而不是要泯灭男女的社会分工。由于生理上的差别和工作效率的优化追求，男女在家庭和社会的分工是必要的，大多数家庭，母亲管理家庭收支和教育儿女比父亲有优势。即便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国的家庭像日本、韩国那样出现更多的专职主妇，亦不能说明男女平权倒退了，而是一种更有效率的优化组合。一个国家在法律制度、社会管理上尊重女性、保护女性权利，和提倡家政学并不矛盾。甚至可以说，在现代法治社会里，“为家之本即在主妇可矣”更能体现女性地位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