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祛魅”的吉尔伯特·怀特

    “低头紧盯大地”的怀特既像个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者，又像个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者。客观冷静的博物学家和浪漫多思的诗人，这两种社会角色认知在怀特身上以悖论的方式相互融合。

    吉尔伯特·怀特（1720-1793），十八世纪博物学作家。在生态思想史上，他是自然选择主导的适应性进化论者达尔文、斯宾塞和赫胥黎的先导；在文学史上，他是二十世纪兴起的自然书写（文学）共同的揣摩对象，影响到多蕾西·华兹华斯、梭罗、李广田、周作人等作家。他以通信形式发表的《塞耳彭博物志》，用质朴、明晰的笔触，书写了十八世纪英国的乡村生活及其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不朽的名著。理查德·梅比，当代英国最重要的博物学作家，撰有近三十本著作，其中《不列颠植物志》《免费食物》《非正式的乡村》《生命的进化》均是一时之选。1986年，梅比以《吉尔伯特·怀特传——〈塞耳彭博物志〉背后的故事》（以下简称《传记》）一书获得菲特布雷德传记奖。这是一部当代顶尖博物学作家向近代顶尖博物学作家致敬的传记，与梅比新出自传《慢船归家路》堪称双璧。

    此前，梅比的著作被译入有《杂草的故事》和《树的故事》。前者深描杂草的迁徙，后者刻画树的“朋友圈”，既带有英国美文家的轻灵自如，又有史家的精审宏阔。这本“旷日持久”方才撰就的传记，同样带着鲜明的梅比风格。由“博物”转向“志人”，梅比于书中表现了于“材料海”中打捞鲜活细节的强悍能力。整书想象不矜不伐而又切合现实，虽代远年多却能给人一种熟闻如睹之感，很多片段都可当随笔小品来读。而且，整体文脉如行云流水，带有一种英式家常散文（familiar es⁃say）写作中特有的絮叨色彩，如鲁迅所总结的“幽默、雍容、漂亮、缜密”的英伦小品风格，那些炫技般的谨严中散落着自枯燥历史档案中提取的小段子，峰回路转处包含的英伦式反讽，常常让人会心一笑。

    在梅比笔下，怀特是十八世纪英国特有的那种博物作家：所写大抵不过身边琐事；花时间于编撰地方志、教区记以及文物遗迹志；敏锐地观察鸟类和其他本地生物的习性；并能够用道地的英语加以描述。在观念上，源于对自然的情感投入，“低头紧盯大地”的怀特既像个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者又像个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者。客观冷静的博物学家和浪漫多思的诗人，这两种社会角色认知在怀特身上以悖论的方式相互融合。梅比的这些判断指向的是两百多年的《塞耳彭博物志》传播史中的“牧师怀特神话”。影子般贯穿传记，与其构成潜在对话关系的是古往今来对于怀特的无稽想象与虚饰无实的评价。《塞耳彭博物志》，这部精心炮制却以信函的散淡形式给出的志书，在伍尔夫那里变成了某种下意识主导的自动书写，于含混中妙手偶得的佳作；到洛威尔笔下，则成了阿卡狄亚式生态田园传统的苗裔，描写的是人间伊甸，怀特则成了那个造物者赋予命名权的亚当；爱德华·马丁将牧师怀特转换为绅士怀特，并断言怀特是个有着真正男子气概的、体格健壮的绅士。在这些各有怀抱的书写中，怀特被描写成了隐士、苦行者，乃至乡村神秘主义者，甚或新古典主义田园诗里走出的人物。

    在梅比看来，如此众多的，对只短暂当过助理牧师的怀特的想象性歪曲描述，不能简单归因于某种英格兰式乡村感伤主义加持，而更多源于怀特的生平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都是迷雾一般的存在，这只能让那些作者虚拟一个基于文本阅读和文化想象的作者形象。基于档案学、社会史及地理学知识训练，通过对大量取自各种档案管理机构的怀特信函、账簿、文书、契约、日历、日志等等文献的解读，梅比得以回到十八世纪英国现场，进入到后光荣革命时代，工业革命和圈地运动光影笼罩下的英格兰乡村神经末梢，切进了怀特被神话的日常生活艺术化的背面。梅比整理并还原出怀特这个十八世纪人所在的历史现场状况。它既包括乡村复杂而又粗粝的土地产权、婚姻财产契约、法律争讼、花园设计理念走向“如画”的风格变迁、席卷整个教区的烈性传染病、圈地运动时时袭来造成的巨大滋扰、法国大革命对英国乡村的暴力传导等等人事现象；也包括冰岛火山爆发、金星袭日天文奇观、十八世纪晚期英格兰岛频繁出现的极端严寒天气以及本地由于山体滑坡导致的微型地震等等自然现象。这些都让整部传记与《塞耳彭博物志》的成书史融为一炉。

    在大英图书馆所存怀特四十年的日志手稿里，他几乎每天都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博物学活动，非常清晰地呈现了教区内日常生活的脉络，塞耳彭独特的风物和气候渗透到所有文本中。进而，作为日志提取物的《塞耳彭博物志》变幻莫测但又乱中有序的写作风格，和怀特的日常节奏从一开始就构成了一个精妙的对位关系。梅比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怀特对于自然的“沉浸”状态。这指向一个世纪的时代精神和知识分子生活态度的变化。在英国博物学史上，十八世纪一个显著的变化就在于，此时出现了迥异以往的、对于风景本身及自然本来的集体沉浸。自然不再是被放逐者的居所，而是提供了一种诗意栖居于大地的可能。在后人眼中，与时代更具功利性、依赖跨国旅行和标本收集的“帝国”博物学相比，怀特这种聚焦于地方、强调位置感（place）的“社区”博物学映射的是一个新古典主义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里性灵个体的神话。

    而在梅比看来，怀特和塞耳彭之间的关系不是一般人想象的相互成就——尽管塞耳彭确实因怀特而成了全世界环保和自然主义者的圣地——而更是一种“相爱相杀”的关系。怀特在塞耳彭长期居住，他不是那种居于客位的、短暂来访的外来者，而是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主位上的本乡人。塞耳彭让怀特既迷恋又厌倦，既附丽其上又颇思逃离，之所以会长时间居留此地，并非完全出自某种“细校虫鱼过一生”的退隐冲动，这里并不总是某种后来被理想化了、艺术化了的日常生活场域。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教区，塞耳彭的领主和本地教堂的管理方均为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怀特本人毕业于这所学院，其家族也和牛津渊源颇深，他的曾祖父曾担任过牛津市长，祖父则是塞耳彭的牧师。牛津对于我们理解怀特的重要性仍然不亚于塞耳彭。这不仅来自莫德林学院作为塞耳彭教区“不在场的领主”的强大影响力，还来自在怀特毕业后，牛津为其长期提供了一份支薪而无须产出的非驻校研究员职位。怀特还曾短暂担任过学院的学监，也曾一度参与了学院院长的竞选。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个乡村知识分子——这在十八世纪城市化尚未大规模铺开的时代里是知识分子的生活常态——而言，大学时代的友朋对于破除生活和观念的封闭性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怀特在这里遇到了约翰·马尔索、乔·沃顿这样对于自然神学和文学、人文博物学、古罗马田园诗人维吉尔感兴趣的同学以及一位罕见负责的导师爱德华·边沁。

    风格上，梅比使用了“祛魅”技法来书写怀特，有着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风度。怀特是个重度拖延症患者，缺少意志力和某种称为事业心的特质，博物学对他而言更像是一种打发时间的休闲方式，算不上名山事业，颇有几分沾染着“为无益之事，遣有涯之生”的颓感，这导致《塞耳彭博物志》从动念到成书花费了整整十四年的时间。冬天的燕子到底是冬眠还是迁徙构成了他纵贯一生的“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而他公开发表的文章中，那种直接、质朴和精细的笔调，更多是为了忠于对一个有情生物世界的即时呈现，以及对于十七世纪以来博物学写作胸臆为断、凿空说理、轻信谣诼乃至“捡到篮子都是菜”恶劣风气的悖反。在勾勒怀特这些性格特征、行为习惯和写作风格时，梅比时常自问自答，往往体现出一个时隔两百年的后来者对十八世纪这位博学多识的前辈情感与情绪波动的心领神会。他的“祛魅”，可说是陈寅恪定义的“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堪称对传主的温情、敬意与严格的西式语义学训练和耐心的档案考证之精妙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