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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人”这样一个话题，表面看来是最近才出现的新语汇，但其内涵和代表的价值取向，“五四”后的中国人应该不会觉得陌生——就是“五四”时期劳工神圣的理念与口号。从蔡元培先生提出“劳工神圣”到今天一百多年来，我们怎么看待以劳动为主要生存手段的民众的社会身份，站在不同的时间段和不同的角度审视，从“五四”到新时代，中国人对劳动民众的身份话语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劳工神圣”到“工农高尚”再到“打工人”，可从政治伦理与生活伦理的视角分析这三个阶段身份话语的形成发展过程和内在意蕴。
“劳工神圣”：社会伦理变革的“塑造”
“五四”时期“劳动神圣”的崇高形象是被当时的知识阶层塑造出来的，是基于当时的西方平等观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而形成的，也与在中国内在的勤劳自强的文化传统相契合。“被塑”并非简单刻意就能塑造出来的，“劳工神圣”的形象是知识阶层处于一种道德高地的内在自觉的积淀之后形成的。应该说，这样的一种“劳工神圣”被塑，极大地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劳工神圣”与后面的“打工人”这样的形象之间，虽然总体上有内在的一致性，都是对于劳动的尊重，但是由于形象塑造主体的不一样，一个方面是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在价值理念的基础下把握它内在形成的因素。
“劳工神圣”，当时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口号，主要是基于政治伦理、社会伦理变革的急迫，需要寻找一个突破口。
其一，“劳工神圣”是新文化运动发展逻辑的必然。
新文化运动倡导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学，从而造就新的国民，“五四”时期关于“新民”这方面的学生组织、知识分子群体很多。其发起者最初也大多没有明确的政治指向，但是思想文化变动必然带来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劳工神圣”的提出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从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和主旨来说有其必然性。新文化运动的主旨就在于通过文化内容的更新来改造国民性与实现“新民”。而“新民”形成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新社会，而新社会形成必然要依靠新的政治伦理，新的政治伦理必须要有新的政治力量来调整、维持。所以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逻辑最终必然是要走向政治伦理变革，或者他们是希望实现社会变革的。实际上新文化运动文学的伦理最终要变成社会的伦理，社会伦理必然走向政治伦理。毫无疑问，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也是按照这个逻辑发展下去的，最终要为普通劳工，主要以工农为主体的这些人的觉醒，提供文化的资源。
其二，“劳工神圣”也可以说是晚清至民国知识阶层在民权主义政治伦理的指导下塑造出来的。
无论是君主立宪派还是革命党人都提倡“人权”，但是人权到底怎么实现，他们的基本主张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来带动的。晚清到民国，上层或者具有现代教育思想的知识分子都是普遍性主张民权的，而在实现的方式上主张自上而下。但自上而下的民权主义在实践当中效果非常差，从袁世凯称帝到张勋复辟，使得这些知识分子绝望到极点。陈独秀办《新青年》杂志，就是对他们曾经有过的民权思想在失望之后产生的一种愤怒和绝望。一直找不到一个社会制度变革的切入点，这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很痛苦的事情。
而十月革命劳工政权的建立，“一战”期间中国华工在欧洲被广泛的称颂，使我们的知识分子豁然开朗。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主要是因为十月革命的示范效应——包括社会图景的问题和国家制度的安排问题。从社会民众的价值取向来说，就是“劳动至上”。“五四”时期的期刊，对于劳工阶级政权的宣扬基本上是一致的。为什么？ 知识分子的的确确在寻找新的社会力量来实现新的社会发展途径，真的是感觉到了一种豁然开朗。“一战”期间在欧洲从事后勤战备工作的华工以他们的勤勉在国外得到了尊重，给了国内知识界、思想界以极大的启示。
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素质在西方列强那里基本上得不到认可。1817年，北洋政府在加入协约国后也想派出军队到欧洲参战，但是英法拒绝了这种要求，他们看不上中国军队。我们的文化科技在当时也为西方列强所轻视。可是“一战”期间，我们输出到欧洲战场的15万华工，他们在“一战”期间的勤劳朴实、认真负责任的态度、作风，被西方的媒体广泛地报道，很令中国知识界震惊。蔡元培先生之所以激动，就是因为，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华人奋斗了多少年，我们的官僚不被人重视，我们的军队不被人重视，我们的科举不被人重视，我们的文化也被人轻视，这时候一批在国内长期得不到尊重的，很多都是大字不识的文盲、苦力，却给国家带来了荣誉。再加上十月革命的示范作用，当时，社会主义思潮在19世纪的欧洲也很盛行，不过那时候，他们盛行的思潮主要是第二国际——以社会民主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在这种社会现实的震撼下，精英知识分子传统的鄙薄做工做农的不可言说的潜在意识，使他们感觉到一种忏悔，于是“劳工神圣”被提出来了。
“劳工神圣”最早是蔡元培提出来的。1918年11月16日，蔡元培在天安门集会上讲了一段话，其中里面专门讲，此后的世界都是劳工的世界，我们要认识到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半个月后，李大钊也在天安门广场做了相类似的报告，就是“庶民的胜利”这篇讲演。他把蔡元培说的那句话基本重复了一遍，后来他又写了相关的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都特别强调了要尊重劳动，提出了知识分子要和劳工阶级结成一片的问题。所以，在“一战”之后，中国兴起了勤工俭学运动。留学勤工俭学运动可以说是知识阶层反思自己传统的角色，从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转向对劳动尊重的重要实践。在当时社会名流当中，大家都会谈“劳工神圣”“劳动神圣”这样的话题，像陈独秀、胡适，他们基本上都把劳动神圣、尊重劳动、提倡劳动视为一种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的高地。从1919到1921年，《青年》杂志发表过140多篇有关报道中国劳动人民生活和探讨劳动合理性、必要性的文章。《每周评论》《星期评论》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办过三个刊物（即《劳动界》《劳动者》《劳动音》），这些刊物都是在1920年前后办起来的，之所以直接用“劳动”作为刊物的名称，就是要强调新社会改造的政治伦理的合理性。文学方面，过去传统文学看不上的船夫、车夫，甚至乞丐、学徒等，都进入到文学书写的视野。
所以，在“五四”时期，“劳工神圣”是当时的知识阶级在社会改造过程中、因为政治伦理反思而塑造的。因为当时的劳工阶层没有文化，自己没有办法表达；第二，他们并没有形成有意识的群体阶层，和欧洲的工人19世纪之后有了自觉意识不一样，当时中国的劳工基本上处于分散性、为了个人生存而劳动奔波的状态里。所以，知识分子对他们形象神圣的塑造可以说使得新文化运动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使得中国的政治变革有了直接的至高无上的道德主体，使得工人在政治伦理上获得了优势话语，也使得劳工阶层在生活伦理的改善要求方面有了必然性。
“工农高尚”：政治动员的角色意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时期，工农是最至高无上的社会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就创建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要是掀起工人运动。1922、192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三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从香港海员罢工到“二七”大罢工，以此为代表的工人运动，可以说把“劳工神圣”这样的一种道德意识直接变成了政治变革的实践力量。“工农高尚”，已经不是简单的小说和报刊所讨论的问题，而是在实践中必须要实施的。我们党是这样的，当时国民党也是这样的，否则国共不可能合作，从孙中山、汪精卫到蒋介石都在主张“劳工神圣”。孙中山先生有句名言，“资本家者无良心者也”。汪精卫和蒋介石后来叛变革命，但在之前都自诩自己是劳工的代言人。“谁反对群众运动我就反对谁”，这是汪精卫说的，还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因为他很清楚，经过“五四”运动，“劳工神圣”、劳动神圣是一个进步人士所必须有的社会价值观和政治价值观。
经过“五四”的“劳工神圣”，尊重劳动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政治价值观、社会价值观里面最基本的内容。到延安时期，大家将劳动视为最根本、崇高的人类活动形式，把工人阶级视为最根本的依靠力量和主体。所以当时知识分子入党之后，延安通过整风运动要求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相结合。延安时期做得非常好，真正做到知识分子与工农的普遍结合、真正结合。这方面从文艺作品上就可以看出来，从我们党的领导干部的身份变化也可以看出来。新中国成立之后，工农高尚已经成为我们最基本的政治道德、社会道德。
“打工人”：回归理性与柔性期待
现在“打工人”这样的网络名词、网络流行语需要引起我们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
其一，这种流行语的盛行，是对政治伦理和生活伦理一体化的理性回归，最大的表现是主动褪去了神圣化劳动的标签，直白主动消除了劳工阶层当年被塑造出来的神圣光环的形象，把附加在劳工身上的政治意味减弱了。
其二，这个口号表明，劳动者对于社会有柔性的期待。对于很多打工人来说——甚至知识分子也是“打工人”，白领阶层很多人也在使用这个概念——很多人面临目前不理想的生存现状，他们没有以激烈、冲动的方式表达，他们没有攻击社会，而是用打工这种方式、“打工人”这种表述方式表达对自己的要求，实际上是反求诸己。凡是主张反求诸己的社会一定是秩序化比较好的社会，它反映了青年人对社会体制机制的认可，反映了他们对个人命运实现不绝望，虽然有不安之处，但是总体上是平和的，反映了他们对社会有相当程度的柔性的期待。
正是因为这种期待，所以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希望还是很大的。反映了他们对劳动付出，尤其是在比较繁重的劳动付出上健康的心态，那就是“只有劳动才能获取”。从内心来看，这种表达总体上还是一种弱者的内心反抗的表达，虽然这种“弱者的反抗”没有用激烈的方式，但内心来说他还是对于目前社会资源的分配有潜在的不满的，比如与“打工者”身份相匹配的户籍资源等。
大家用“打工人”来自我定位，其内心也有对于自己只能依靠被人需要的劳动才能维持生活的潜在担忧，担忧这种身份下的劳动是否能长期维持下去，一旦自己的劳动得不到需要，或者说自己的劳动能力无法确保的情况下，自己如何获得生活的资源？ 这种潜在的心绪反映了“打工人”内在的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
“打工者”概念的被广泛关注，反映了一种我们中国当今社会成员的普遍的社会关心：我们每个人都在想我是不是打工者，我们如何去打工，我们为谁去打工？ 这种心理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对于社会利益分配有了更正向、更合理性的内在期盼、期待。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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