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战争审判》的幕后

    今年5月，上海广播电视台制作的八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亚太战争审判》获得“美国电视界奥斯卡”的泰利奖电视系列片历史类金奖。今年8月，该片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020年度国产纪录片及创作人才扶持项目评选中，又获年度优秀系列片、优秀国际传播、优秀导演三项荣誉。由该片主创团队创作的图书《亚太战争审判全纪实》即将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计划在“九一八”九十周年之际首发。我们在此刊发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教授为《亚太战争审判大纪实》所撰序言，讲述纪录片拍摄的幕后故事，分享他的感悟。                     ——编者

    这本《亚太战争审判全纪实》是八集纪录片《亚太战争审判》的一个副产品。

    《亚太战争审判》去年9月初在上海东方、纪实、外语三个频道播出后，获得了观众的广泛好评。还记得第一集刚刚播完，东京审判中国法官梅汝璈之女梅小侃在群中即用了“震撼”两字表示观后的感受。小侃先生作为长期关注东京审判研究的行家，她的第一感具有指标的意义。战后亚太地区对日本战犯有二类审判，广义的“亚太战争审判”，是包括东京审判的所有审判。狭义的“亚太战争审判”是指东京审判以外的审判。再细分还可分为与东京审判大体同时、属于盟军系统的BC级审判，以及不属于盟军系统的新中国与前苏联审判。《亚太战争审判》包括了东京审判以外的所有审判。

    影片《亚太战争审判》的影碟出版时，出版社希望我写一个荐辞，我写了下语：

    纪录片《亚太战争审判》第一次以影像的形式全景式展示了同盟国在亚太地区对日本军队战争暴行的审判。摄制组克服了地域辽阔、时隔久远、特别是研究成果不足等种种困难，从繁华的都市到荒僻的远乡，从大陆腹地到太平洋的孤岛，遍访硕果仅存的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以及知情人和相关学者，以平和、理性、同时富有情感的态度和眼光，十分难能可贵地重塑了那一段不应被遗忘的历史。

    这是一部普通观众、专家学者都值得观看的不可多得的好片。

    这是去年4月初在电视台审片时留下的深刻印象。今天翻开采访记，对此片的构想和拍摄的不易，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深感陈亦楠她们的努力以及拍摄过程本身，也很有分享给关心这一问题的读者的价值。

    《亚太战争审判》是纪录片《东京审判》第三季的一部分。在介绍本书之前，我想简单回顾一下《东京审判》的缘起。2015年，正逢抗战胜利70周年，当时不少媒体都在筹划70周年的专辑。亦楠和陈冰等四位姑娘正是在那时来到了我们在剑川路租借的研究室。说实在，最初我是消极的。消极的理由当然和荒诞夸张的神剧有关，但主要还是因为包括纪录片的大多数相关作品的高亢声调，让人感到很难再有理性表述的空间。所以我说，如果我们来参谋，一是希望你们当作可传的作品来认真做，而不是仅仅为了70周年应个景；更重要的是希望能以平和的语调、说理的方式而不是慷慨激昂的高调来表现。特地记下这一幕，是因为在那样的纪念氛围中把一个带有宣传目的的作品的调子压低十分不易，而亦楠她们对分寸的拿捏恰到好处。第一季后来在新加坡获得亚洲电视节最佳系列纪录片大奖，我想和它的以理服人的特色有很大的关系。

    第二、第三季的拍摄是一个意外。第一季播出的下一年5月，中宣部对外新闻局胡凯红局长带队来我们研究中心调研，在撰写著作、书展推广、组织会议等建议外，凯红局长还提出可否拍一部纪录片。当从陪同考察的市外宣办主任徐威处得知，亦楠她们已拍摄过一部相当成功的纪录片时，当场确定由亦楠她们续拍一部新片。不久，我们（纪录片负责人朱晓茜、亦楠和我）赴京向中宣部汇报计划，同时慎重提出，考虑到东京审判纪录片中外都曾拍摄，而其他审判几乎从未受到关注，因此希望能拍一部包括整个亚太地区审判的全景式纪录片。这一提议得到了中宣部组织的专家组的认可。

    第二季因有第一季的成功经验，加上“东京审判”已有的研究广泛而深入，拍摄过程还算顺利。影片播放后，得到不少观众好评的同时，还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等一系列奖项，称得上既叫座又叫好。

    第三季的总名虽仍是《东京审判》，其中的《亚太战争审判》其实是可以单独析出的全新片子。有了《东京审判》前两季的基础，《亚太战争审判》的拍摄组已是十分成熟的团队。但“亚太战争审判”的研究，对我们研究中心来说，只是在几个点上刚刚起步，设计总体框架、确定基本方向，还可有一助，但具体内容，尤其是如何完成这样一个对研究者来说也较为陌生领域的纪录片制作，我们也无从措手。所以，中心成员以及顾若鹏教授等不少学者虽然挂名顾问，但纪录片取得的成就，主要还是靠亦楠团队自己的努力。

    第二集《活着回家》导演王静雯手记开头这样说：

    按下邮件发送键，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开始祈祷：千万要看到，千万要回我，千万要答应我！ 其实这样的场景在此之前已经重复了很多次，这是我为了找到“里斯本丸”事件的相关采访人物在一个星期内发的第12封邮件，而之前的11封要么石沉大海，要么被婉拒。

    两天后的2019年1月20日晚上10点38分，我终于等到了期盼已久的回复，这封回信来自里斯本丸研究专家、英国退伍少校布莱恩·费恩祺先生。布莱恩给我回了一封长长的信，他的回复令我十分振奋……

    看到这一段我心想，一周内连发12封信，这要多大的耐心和坚忍啊！ 静雯的“振奋”，让人感同身受。如果不是这样锲而不舍，就不可能抢救到今天来为里斯本丸现身说法的最好人选——里斯本丸的唯一幸存者、百岁老人丹尼斯·莫利。

    与其他题材的准备和拍摄可以从容不迫、按部就班不同，本片的摄制组是在和时间赛跑。丹尼斯·莫利先生今年1月3日去世了，摄制组幸而抓住了最后的机会。而“九州大学活体解剖事件”在世的唯一目击者东野利夫，自1979年出版《污名：“九州大学活体解剖事件”真相》以来，长年为解明真相不懈努力，本来相会应该不难，但第三集《生死飞越》的导演王芳虽经努力，仍因东野先生病体不便而失之交臂。（东野先生今年4月13日去世了）

    除了争分夺秒，选材也很费周思。因为不仅要兼顾代表性和可能性，也要考虑适合纪录片的形象表现。诸如此类，都不是单凭框架设计和现有资料便可“顺理成章”完成的。所以，此片的成功，最重要的是每位导演各尽所能，都发挥了很大的能动性。第四集《魂断异乡》的内容是澳大利亚审判。按原来的设想，无外乎是在澳大利亚档案馆拍些档案，找几位当地专家，最好再能有几位当事者的后人，以此串成一集。但导演俞洁在阅读相关文献中注意到，当时在拉包儿服苦役的中国军民中居然有五十七名“八百壮士”。这一发现，激发了她一探究竟的好奇心。于是她去了我们所有人都十分陌生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始了她所说的“职业生涯中最曲折离奇的一次”拍摄：

    这个热带国家至今没有高速公路，土路上大坑连着小坑，到处是茂密的热带丛林，还有各种蚊蝇，拍摄途中摄制组还差点遭遇打劫。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还遇到这么多的困难，很难想象，七十多年前战俘们是怎样捱过那三年的。

    跟着俞洁的镜头，我们不仅看到了静卧在水下的飞机残骸、战俘们修建的蜿蜒的坑道等等真正原生态的战时遗迹，从集中营走出来、以后两任巴新总理的华裔老人陈仲民的讲述，更让人切实体会到了现代侵略战争的危害“无远弗届”——再远的偏乡也成不了免灾的避风港！

    与同盟国家组织的东京审判不同，各国对日战犯审判追究的主要是战争暴行，因此反映日军暴行是本片的主题之一。迄今为止全景式反映东京审判以外的亚太地区审判的纪录片，本片是唯一一部，但反映日军暴行的纪录片俯拾皆是。如果说本片与许许多多揭露暴行的纪录片有所不同，除了紧扣审判对象的角度，主要是平和与理性。第五集《万劫难归》集中反映了英军审判中有关日军在香港和星洲迫害华人的罪行，其中不少罪行令人发指。如罗荣基老人眼中噙着泪花讲述的让他们“含泪过生活”的父亲被害往事，沈素菲老人回顾的少时父亲被残杀、母亲也因伤痛而死的悲痛经历。但这些本来很容易燃起观众敌忾心的故事，在本片中没有转化为仇恨和怨愤。本集导演朱雯佳记录在新加坡参加沈素菲老人的跨国听证会的感受时甚至用了“温情”两字。我想雯佳特别记下的“温情”，当非随笔，这是比理性更为难能可贵的境界。

    文献的不足是拍摄本片需要克服的基本困难之一。本片拍摄之际，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作整理的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档案汇编尚在进行途中，所以与东南亚的各集同样，我们未能给予第六集《绳之以法》以有效的帮助。但国民政府审判的概貌，特别是精神，通过戴诚娴导演的努力，还是很好地传达给了观众。通过上海军事法庭第二任庭长李良的女儿李家璟之口我们知道，李法官对待审判的态度是“务使每一案件，勿枉勿纵，绝无遗憾”。诚娴的体会是：审判之所以没有一任性情，而是“克制”“民族悲情”，是因为心中有着“司法正义”。这很好地解答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在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中，论受害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程度之甚，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和中国相提并论，但战后亚洲地区的七国八府对日本战犯审判，中国无论在有罪比例上还是重罪比例上，反而显得最为宽大？ 其中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所谓“以德报怨”等大方针的影响，还不如说是日军在中国的犯罪由于地域辽阔、时隔久远、特别是迁徙频繁，造成了战后审判取证的困难，而中国法官坚守着“勿枉勿纵”的“司法正义”，因而有以致之。这是中国审判最了不起之处。（也可驳日本右翼所谓“胜者的审判”，相关问题我在顾若鹏《日本战争罪行与中国审判》中文版序言中已有论述，此处不再重复。）

    我一直觉得，如果心中还有天下苍生，战争没有赢家；第七集《良知救赎》导演敖雪说，拍摄战争审判给她的最大感受就是“在战争中，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她因此将这句话作为了本集最后的旁白。这种不约而同，并不是谁别具只眼，而是这种感受最符合所谓“人之常情”。本集中“北疃惨案”的幸存者李庆祥老人，时隔八十年，心中的苦痛仍未抚平，至今回忆起未能从日军施放毒气的地道中逃离的妹妹时，仍不禁落泪。受害者如此，只要天良未泯，“加害者”亦复如此。本集另一主要受访者、日本大久野岛毒气工厂的工人藤本安马，从法的角度，罪安不到他头上，但他坚持良心立场，认为自己参与了制造杀人毒气，即是有罪。为此还曾专程来到北疃村谢罪，得到庆祥老人“你们也是被逼的，你也是战争的受害者”的诚恳谅解。在世的毒气工厂员工中，唯有藤本老人痛悔战时经历，而藤本的同事，战后都三缄其口。但无论他们有无反省，取何种立场，不少人都因中毒而长久为病痛缠绕。据藤本先生回忆，当年制造毒气时，甚至有人当场中毒身亡。从这一点上说，确确乎“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在战后审判、甚至人类古往今来的所有审判中，新中国审判是最为特殊的一场审判。与一般审判以惩罚罪犯为目的不同，新中国审判实行的是“改造”，目的是实现战犯的所谓“从鬼到人”。随着相关文献和当事人回忆等的公开，我们已大致了解新中国审判确有策略性考虑，但能让昔日的罪犯心悦诚服认罪，而且这种“觉悟”在释放回日后终生不变，不能不说是个奇迹。第八集《人性召唤》的导演宣福荣将他的手记题为“一场开创未来的战争审判”。我不知道小宣所说的“未来”仅是指让这些战犯获得重生，还是指可以作为未来审判的示范。我觉得新中国审判是在特定条件下、与普通审判形似实异的一场实验。虽然它与源自西方的现代审判的精神殊为不同，但它与中华文明中“胜残去杀”的圣人之教和“止狱措刑”的儒家理想有着一脉相通的关联。时移世易，新中国审判大概很难再被复制，但它作为既有着悠久渊源、又非常超前的十分特殊的审判必将具有长久的参考价值。

    本书发稿前夕，传来了《亚太战争审判》荣膺“美国电视界奥斯卡奖”的第42届泰利奖（The Telly Awards）电视系列片历史类金奖的喜讯。作为一部“中国”印记明显的作品，得到西方世界最重要的电视片奖，说明亦楠她们通过艰辛努力取得的成绩有公认的价值，值得祝贺。最后，我想援引亦楠在手记结尾的朴素愿望作为这篇序言的结尾：

    二战的硝烟虽然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但真相不应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渐模糊，每个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生命不该卑微地逝去。它们也在时刻警示着世人要珍视和平，不要重蹈历史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