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翻译家的札记

    ■谷羽

    20世纪50年代，莫斯科国家文学艺术出版社连续出版了三本中国诗集：《杜甫诗选》（1955），《李白诗选》（1956），《王维诗选》（1959）。1960年又出版了上述三大诗人诗选合集《唐诗三百首》。为这四本书撰写序言的都是著名汉学家：谢列布里雅科夫、潘克拉托夫、科里夫佐娃和康拉德院士。这四本译诗集的译者竟然是同一个人：诗人亚历山大·吉托维奇。

    吉托维奇翻译的唐诗，译笔简洁洗练，注重节奏和音韵，读起来朗朗上口，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形成了争读唐诗的热潮，很多评论家和诗人，对吉托维奇的诗歌译本给予赞美和好评。诗人扎巴洛茨基评价说：“中国人引为自豪的古典诗歌，成了俄罗斯诗歌富有活力的有机成分”。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在给吉托维奇的书信中称赞说：“这些古代睿智而可爱的诗歌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这位富有想象力的诗人给翻译家提出了一条建议：“我心里忽然产生一个念头，假如面对中国或朝鲜古诗，不是按照诗歌翻译家的眼光去思考，而是任凭想象，自由翱翔，突破古诗的清规戒律，那结果又该是什么样子呢？不妨大胆地畅想畅想吧！”

    诗人的提议，让吉托维奇陷入沉思。他开始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写成札记，以便将来写成文章。1966年8月，亚历山大·吉托维奇不幸病逝，终年58岁。他一生当中，近20年时光献给了诗歌翻译。他不仅翻译了唐朝三大诗人诗选，还翻译了屈原的《离骚》《九歌》《九章》。在郭沫若、费德林合作编选的《中国诗选》四卷俄译本（1957）当中，吉托维奇翻译的诗篇数量最多。

    吉托维奇去世以后，他的夫人西丽维娅·吉托维奇收拾整理丈夫的手稿文件，在一些零星的诗歌草稿上，在旧笔记本的封面上，陆续发现了一些字迹潦草的笔记，显然是匆忙之间写下来的。西丽维娅·吉托维奇一句一句地仔细辨认，把大部分札记都整理出来，寄给列宁格勒《星》杂志，以《中国古诗翻译家札记摘抄》发表在1973年第8期。

    阅读吉托维奇译诗札记，有助于我们走进诗歌翻译家的内心世界，深入理解他对中国诗歌及诗人的认知与评价：

    翻译中国古典诗歌，不应采取纡尊屈贵的迁就态度，像欧洲列强对待东方经济发展缓慢的国家那样。

    这种翻译不应有居高临下的目光，不像拍拍肩膀那样随意。

    这种翻译是攀登高山，只有勇敢、聪明、经验丰富的登山运动员才有可能攀登到顶峰。

    在那里，在喜马拉雅山顶，中国的大诗人们才会跟登山运动员说话。只有你建立了功绩，安全无恙地返回原地，随身带回那些伟大朋友谱写的不朽诗篇，你才有机会使那些在山脚下劳动呼吸的人们，跟你一道分享欢乐。

    这一段文字思考译者与诗人的关系。吉托维奇认为，翻译中国古诗，必须尊重诗人与原作，不能居高临下，随随便便。这种看法十分接近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观点：反对欧洲文化中心论。吉托维奇认为，中国大诗人，如屈原、李白、杜甫，都建立了非凡的功勋，位居诗歌创作的喜马拉雅山巅峰。翻译他们的作品，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像登山运动员一样，克服重重困难，才能攀登到山顶，然后才能跟读者分享译诗的快乐。

    另一段札记表达了这位诗人翻译家锲而不舍的事业心：

    为了翻译伟大的中国经典诗歌，必须为它奉献出全部生命。

    我从1949年开始从事这项工作，为此感到懊悔。我应当从1938年开始就做这件事，那时候我已经趋向成熟，也稍稍掌握了一些诗歌写作技巧。我差不多耽误了十年时光。

    吉托维奇翻译中国诗歌接近20年，可他竟然还感到懊悔，觉得自己起步太晚，如果能提前10年那就更好了。把翻译视为终身的事业与追求，他才会坚持不懈，精益求精。经过他的翻译，诗人才能获得重生，用另一种语言吟诵发声，赢得读者的喜爱。

    第三段札记，记述了译者与合作者的关系：

    必须跟热爱中国诗歌的学者一道工作。

    诚然，真正的汉学家不可能不喜欢诗歌，因为在中国，诗人和学者是同义词。

    说来读者可能觉得奇怪，翻译中国古诗的吉托维奇竟然不懂汉语。上世纪50年代，翻译中国古诗需要汉学家与诗人合作，懂中文的汉学家翻译逐词逐句的初稿，然后由诗人加工润色，做诗化提升，变成有节奏并且押韵的诗歌。吉托维奇翻译屈原的《离骚》，汉学家费德林为他提供初稿。他翻译李白、杜甫、王维的诗集，为他提供初稿的是蒙泽勒。这位蒙泽勒也非等闲之辈，他参与翻译了李汝珍的长篇小说《镜花缘》。末代皇帝溥仪被关押在苏联期间，蒙泽勒曾经担任他的生活翻译。

    从第四段札记中，我们可以了解吉托维奇对同时代译者和译本的看法：

    翻译中国古代诗人的作品，不能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们曾经受到俄罗斯诗歌的影响。

    我们读王维（休茨基的译本），读曹操（茹拉甫廖夫的译本）——似乎感觉到8世纪或3世纪的诗人，受到了普希金的影响。

    这里涉及翻译风格的把握，究竟是尽量保留原作的特色，还是注重译入语读者的审美习惯，也就是说更加重视“归化”的艺术手法。吉托维奇认为休茨基翻译的王维诗，茹拉甫廖夫翻译的曹操诗过于重视本民族读者的欣赏口味，因此中国古代的诗人王维和曹操，似乎受到了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影响。显然，吉托维奇并不认同这种艺术手法与迎合读者的翻译倾向。

    吉托维奇的译诗札记，还涉及诗歌翻译家的知识储备与艺术修养，比如以下几则：

    歌德说过：“为了理解诗人，应该访问他的国家。”

    既然说到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那么仅仅掌握当代汉语还是远远不够的。一个精通俄语的中国人或者欧洲人，我们能不能设想他敢翻译《伊戈尔王子远征记》？他该采用什么办法？是依据翻译成当代俄语的文本进行翻译，还是要再钻研学习古斯拉夫语？

    传统的发展与传统的中断一样，值得译者认真思考。中国诗歌两千年的流传走的是第一条道路，这未必是什么错误。

    作为一位成就斐然的诗歌翻译家，吉托维奇对于译诗经验的总结与思考，值得我们认真借鉴。

    俄罗斯诗人翻译家阿尔谢尼·塔尔科夫斯基，曾经写过一首诗，题为《翻译家》，其中有这样四行诗句：

    何苦我把大好年华，耗费在他人的词句？哎，翻译东方诗歌，真让我头疼不已。

    诗人塔尔科夫斯基原本写诗，由于某种原因，诗集难以出版，不得已从事诗歌翻译，靠稿酬贴补生活。他念念不忘诗歌创作，把诗歌翻译视为一种“痛苦的”劳动。认为诗歌翻译耗费了他的岁月，并未带来欣喜，反而让他“头疼”。

    针对同行的这种说法，吉托维奇创作了诗歌《翻译的甘苦》，抒发自己的感受：

    既然谈起了诗歌翻译，

    我从事这项工作很多年，

    任何劳动都不是休息，

    虽多年付出却并不遗憾。

    翻译是我的由衷爱好，是我自己选择的牢笼，是我的崇尚，是我的痛，并非头疼，而是心痛。

    力图借助现代人的语言，再现中国古老的诗篇，我仿佛借助古代的眼睛，目睹当代人的苦难忧患。因此我逐渐积累了经验，每当跟可敬的老人相遇，不由得心想：都是孩子，我比他们年长许多世纪。

    诗歌翻译，究竟是让人头疼，还是给人带来喜悦，让人增长智慧，两位诗歌翻译家针锋相对，展开了争辩。

    吉托维奇认为，翻译中国古诗，并不让他“头疼”，而是“心痛”。翻译让他体验了“苦难忧患”，但同时开阔了眼界，增长了智慧，因而无怨无悔。他的开阔胸襟，令读者敬重。

    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吉托维奇翻译诗歌，重视诗的节奏与音韵，志在严谨中追求自由。他在诗中写道：译诗是“自己选择的牢笼”。这让人联想到我国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的名言：“戴着镣铐跳舞”，还有著名翻译家智量先生所说的“画地为牢”。杰出的翻译家不谋而合，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吉托维奇从1949年到20世纪60年代初，集中精力翻译中国古典诗歌，恰逢中国和苏联关系友好的蜜月期，又正好赶上郭沫若与费德林合作编选《中国诗选》四卷集，可谓天赐良机。这套书1957年在莫斯科由国家文学艺术出版社发行，印数高达35000册。其中所选的李白诗26首、杜甫诗20首，都出自吉托维奇的译笔，此外还有吉托维奇翻译的刘禹锡、柳宗元、元稹、杜牧、李商隐等人的诗作。

    吉托维奇选译的《李白抒情诗选》（86首），《杜甫诗选》（138首），相继于1956、1957年问世，也由国家文学艺术出版社发行，印数同样是35000册。而1962年《杜甫诗选》再版时，印数只有6000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苏文化交流的热潮已逐渐降温。

    苏联解体以后，2000年彼得堡的《晶体》出版社再版了屈原《离骚》的俄译本，其中选入了吉托维奇翻译的《九歌》《九章》和《离骚》，这本书印数10000册。从中不难看出，诗歌翻译家吉托维奇的译作仍然受到俄罗斯文化界的认可与重视。

    俄罗斯当代著名汉学家伊利亚·斯米尔诺夫2016年8月发表了长篇讲座稿，题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俄语翻译：流派、传统、代表性翻译家》。他充分肯定了吉托维奇的诗歌翻译，指出20世纪50年代，翻译李白、杜甫的吉托维奇，跟翻译莎士比亚的马尔夏克同样名闻遐迩，声震诗坛，受到读者的广泛推崇。但是，斯米尔诺夫以汉学家严谨的学术眼光指出，这两位诗歌翻译家的译作并非无可挑剔。

    其实，翻译的莎士比亚并非莎士比亚，翻译的李白、杜甫同样不是真正的李白、杜甫。任何诗歌翻译作品都具有局限性和阶段性，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出现不同的译本。

    诗人吉托维奇与汉学家合作，以不懈的艺术追求，翻译了屈原、李白、杜甫、王维的诗歌，毕竟在中俄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潜心阅读他的译作，不免会生发出由衷的赞叹，因为像吉托维奇这样甘心把毕生精力奉献给诗歌翻译的人毕竟屈指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