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史的角度理解秦亡汉兴

    提到“二战”之后日本学界在中国史研究领域中的热点，那么秦汉帝国的形成论一定是最重要的话题之一。这个命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着两千年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谜团——战国时代纷争的封建割据政权突然变成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并且延续了两千多年，着实费解。因此，寻找集权国家起源的历史逻辑、探求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就成了战后日本学界求索的重心，而秦汉帝国的形成则是一个无论如何也无法回避的话题。与西嶋定生、增渊龙夫等学者从政治制度、民间秩序等方面考察秦汉国家形成的视角不同，浅野裕一的《黄老道的形成与发展》，主要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秦汉王朝的形成与统治逻辑，并对西嶋等人的学说提出了系统性批判。

    秦的“法”主义与皇帝概念

    首先，浅野氏遇到了困扰历代史家的共同问题：为什么秦二世而亡，汉却能延续数百年？经过考察他得出结论，秦朝短命的根源还在于其统治思想。秦朝重“法”，“法”既是秦能够征服六国、完成统一的思想与政治武器，也是其颠覆的根源。那么，秦国的“法”有哪些特点？为什么一个以细密法律而著称的精密官僚制国家却崩溃了呢？浅野氏进一步指出，商鞅与韩非的“法”沦为了君主的统治之术，他们摒弃了早期慎到与申不害理论中的天道思想，将法视为让民众服从于国家的手段，从而使得法的强制性与民间秩序强烈对立起来。韩非的思想为君主的个人独裁更是提供了理论工具。在他的理论中，对所有人的“不信任”是统治的前提，利用“法术”，就能实现臣下的均势制衡，从而达到君主对官僚机器与民众的完全统治。

    浅野氏的一大创见，便是敏锐地认识到意识形态在时代环境变化之下的困境。随着战国时代的终结、统一国家的出现，秦的根本立国逻辑便遭遇了来自其自身的挑战：第一，奖励耕战以实现富国强兵的正当性在战争状态下才能保证，而秦国统一天下后，外敌的消失让耕战体制变成一种强制性的压迫；第二，维持治安虽然是在任何时代都成立的理由，但是治安应该维持到什么程度？如商鞅、韩非所主张的告奸、连坐，是在战时体制下施行的严酷法令，当战争停止之后，那样严酷的治安手段，是否还能被民众信服？第三，强化君主权力之法，是建立在“外无敌国之患，内无乱臣之忧”的形势之下，而统一国家建立后，敌国之患消失，乱臣之忧就凸显了，无形中增加了统治集团内部倾轧的可能性；第四，统一国家本身就是一个观念性的产物，只有秦帝国的统治阶层才会孜孜以求，而对于几乎一辈子生活在各个地域的普通民众，要求他们与统治者感同身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推进统一事业的理念，很容易成为统治者的一厢情愿。统一之后的形势变化，让秦朝立法的正当性受到了动摇，作为统治者，不仅没有及时地调整其统治思想与其正当性依据，而是无限地扩张个人私欲，因此，当以物质利益驱动的国家失去其征服目标之时，残酷徭役与沉重赋税压迫下民众的怒火，让国家本身成为了其反噬的对象。

    浅野氏还十分细心地比较了秦朝与汉朝的皇帝概念。作为秦的统一成果，“皇帝”一词也可以说是历史的新发明。“帝”的概念，是完全征服了整个中国的统治者称号。如赵高在秦末各路讨伐军西进的时候认为，秦已经失去了其函谷关以东的统治权，如果新任秦王继续称帝，就会成为空名，所以当退回王号。据此浅野氏认为，“皇帝”的“帝”绝不是西嶋定生认为的具有“宇宙神的绝对性权威”，而应该是“王”之上的世俗统治者，是将中国整体纳入统治下的“人”的称号。“皇帝”这个称号与“天子”有本质上的差异，天子是通过上帝、上天等自然法性的存在保障其正当性，而皇帝则是必须要在现实世界中支配天下，以实际政绩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秦始皇的刻石都是在不断列举皇帝的个人功业，而非宣称自己是光辉照耀的上帝。

    所以，秦朝的“皇帝”一词并没有达到受命于上帝、统治万民的权力论和政治论高度，而商鞅、韩非的法术思想蕴含着这样的逻辑：君主是唯一可以超越法的人，在君主之上没有制约他的客观性权威。可是秦皇帝在全国持续推行苛政，为了彰显自己的政绩，用术性的法操控、欺骗群众，直至王朝疲敝崩溃。

    黄老思想与汉朝的构建

    那么延续数百年的汉王朝采取何种统治理论以面对新的历史形势？历史学界的共识是，汉王朝的统治集团在汉初采取了黄老思想作为其指导思想。那么，为什么黄老思想是当时最适合的时代思潮？其背后又有什么事实作为其支撑呢？

    浅野氏认为，第一，从思想史的逻辑来看，黄老思想虽然也强调“刑”，但是也注意另一面的“德”；在黄老的范畴里，作为制度的“法”，并不是单纯实现君主意图的“术”，而是超越君主意志的客观标准。这种“法”否定君主事先设定好的富国强兵、强化君主权力那样的功利性目标，否定法术思想那样的法治，否定通过厚赏严罚而将群众引向特定功利主义的方向。黄老思想主张君主需要抑制个人的支配欲望，虚心因循，从而使万民不争。在此逻辑之下就可以发现第二个特点，即黄老思想是以自然法秩序来限制人为支配的问题，也就是承认超越人间的自然法——天道，而君主的权力、用于统治国家的“法”则是天道的体现，是实现天道的方法，在这一自然法秩序之下，黄老道用灾殃为媒介的天人理论来抑制人界的失控。因此，观察灾殃、预见未来的利害得失、制定国家战略政策，是它最大的着力点，它要求君主追随客观的自然法运营国家。第三，黄老道所设想的政治组织形态，提倡将占领地的一部分划分为君主直辖的郡县，另一部分施行封建制，调和封建与郡县两种制度的矛盾。

    所以黄老道理论体系构造的君主，与法术性的君主有着本质差别。法术性的君主有着强烈的支配欲望，但是其施行的法治只要有些许差错，就会引起民众强烈反感与厌恶；而黄老道的君主，不与民争胜，主张自己的立场是基于天道的公正无私，以民众保护者的姿态君临天下，他必须要时常保持清净无为，没有必要像秦朝皇帝那样经常性地夸示政绩。另一方面，黄老思想强调让臣民参与到政治中，这就对君主的独裁专制起到抑制作用。

    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之下，产生了汉与秦的统治差异。刘邦对于皇帝的认识与秦始皇完全不同。秦始皇以秦数百年的国家传统为后盾施行皇帝支配，并不需要权力形成原理。所以秦始皇的皇帝概念，是在否认上古五帝的意识中产生出来的。否定五帝的最大论据是五帝没有能够制约封建诸侯，因而不能统治整个天下。在秦的理念中，原本就有否定封建、赞同郡县的内在倾向性。为了实现舆论上的统一，秦始皇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如焚书坑儒，来表达古不如今。

    而对于刘邦来说，恰恰相反，上古的五帝是其榜样和效法的对象。他有模仿五帝国家体制、施行封建的责任和义务，这也是当时诸侯群雄最需要的。结合历史事实来看，刘邦的权力基础十分脆弱，他以个人信望为纽带所建立起的人际关系和君臣关系，稍有不慎就会烟消云散，所以刘邦需要把权力转换为有形的政治制度。即便在诛灭异姓诸侯王之后，他也明确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忘记汉的天下是大家一起打下来的。浅野氏认为，刘邦是一直忠于这种建国精神的。其次，汉统治集团在法治上采取柔和的姿态，解散军队、让流民返回籍贯，同时让地方官吏不得冷落那些有军功的底层士兵——在刘邦眼里，有功者比文法吏重要得多。除了要照顾有功者，还要动员一般民众，将他们变成新政权的支持者，通过轻徭薄赋以拉拢民心。

    因此，汉朝的形成与秦朝有着本质的不同：秦的皇帝以秦的国家传统为后盾施行皇帝支配，并不需要思考权力的形成原理、考虑权力的正统性来源。秦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二世而亡”，在讨论秦的灭亡时，必须要考虑到它实际上已历经数百年传承，必须考虑其数百年的政治传统、权力根基。而刘邦则是白手起家，依靠个人信望建立起国家秩序。所以，与其如西嶋定生那样探讨“秦汉”帝国的形成，不如讨论汉朝的形成。浅野氏认为，秦朝与汉朝是两个完全不同质的国家，尤其是“帝国”一词，不能用于汉初。

    “秦汉帝国论”的再探讨

    笔者认为，第十五、十六章对“秦汉帝国论”的批判，是本书最核心的部分。在战后以西嶋定生为首的日本学界，将秦和汉视为一种同质化的“帝国”，但是在浅野氏看来，秦不同于汉，“秦汉帝国”的概念不能成立。一般为学界所强调的个别人身支配的制度保证——“编户齐民”，在另一方面意味着皇权不需要干预私领域的私性质的活动，只要豪族尽了编户齐民的义务、遵守国家的法律，那么他们的社会实力就不会受到额外的干涉，否则就无法回答这样的历史疑问：尽管中央政府采用了以编户齐民为基础的个别人身支配，为何豪族仍然不断扩大、最终瓦解了汉朝？

    浅野氏认为，不能脱离历史的实际情况、而仅凭某些制度上的传承（比如爵制、编户齐民等）来断定秦与汉的同质性。秦的立国法理来源于延续了数百年的古老贵族制，所以可凭借强权推行法家的治国手段，而汉的立国法理来源于刘邦集团以分封有功者而形成的军事集团，即便是建立汉朝之后，面对群臣们扎堆窃窃私语，刘邦仍然毫不犹豫地给他最讨厌的雍齿封了侯。浅野氏呼吁学界最好从汉朝建立实际情况来考察所谓的秦汉帝国论，尤其是将诸侯国的存在考虑进去，如吴楚“七国之乱”前吴王垄断盐铁、铸造货币，即是支配制度在特殊环境下无效的明证。随着近年来如张家山汉简、长沙五一广场西汉简、海昏侯墓简牍的不断出土，西汉诸侯王国的政治面貌也在不断浮现，尤其在张家山汉简的奏谳书中，便可以看到汉初中央与地方的紧张对立。

    那么当帝国论行不通的时候，如何去理解中央政府与诸侯国并存这种现象？浅野氏认为，可以从黄老道思想出发再考察。黄老道作为一种统治阶级或者民众的“共识”，可能比某种实际的“制度”更有效用。第一，黄老道提出了一个基于封建制的统一国家蓝图，尤其在封建制+郡县制立国的情况下，汉王朝不可能照搬秦朝的完全郡县制，必须摸索一个拥有独自政治思想的统治模式；第二，黄老思想为汉皇帝的权力来源提供了一个受命于天的天子统治理论，至少从表面看，皇帝不再是暴力压迫、与民众对立的代表；第三，黄老道中的尚贤主义为汉的皇帝提供了便利，否定君主的独裁，确立尚贤主义，避免君主个人因为贤愚问题而导致王朝崩溃的局面，同时，可以起到网罗天下贤人以弱化诸侯王国的功效；第四，柔和的法治主义，最大程度关照民心与民生的安定。第五，汉代的皇帝不仅仅是皇帝，也是“天子”，避免了秦朝所谓一人支配世界的统治逻辑而导致的无休止战争，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结合自身实力的综合考量，汉朝便可以与各个受命于天的外族国家（比如匈奴）共存，回避了大规模的边境战争。

    综上，笔者认为，《黄老道的形成与发展》一书开辟了另一种理解历史的方法。与侧重阶层与制度分析的“统治技术”研究不同，本书尝试从思想史的角度去理解历史。更可贵的是，本书并没有一厢情愿地使用某种预设的逻辑去说明历史的发展路径，让一切变成“必然”，相反，本书立足于历史事实，揭示了不同统治者在建立国家、形成皇权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灵活策略：除了依靠制度与强大的国家机器，民心向背与天下共识也是当权者必须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