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超民
一百年前义和团反抗帝国主义欺凛和侵略的性质是无法抹煞的,但其自发的正义之举却早被西方颠倒黑白进行书写。《庚子北京被围记》是由李国庆、郭又陵主编的《亲历中国丛书》的第21种翻译图书。这套丛书重在“史料性”,该书主体以日记形式,记述了美国人满乐道担任北京同文馆生理教习、兼任京师大学堂外科和生理教习期间,在英国使馆为使馆人员被义和团所围“通风报信”,引来西方帝国主义军队干涉的60天的前前后后。据中译本“翻译说明”所记,满乐道是“第一个从中国发出在京外国人被围攻消息的人”。他将义和团运动称为“黄色罪恶”,他称呼中国人为“暴徒”,“排外情绪浓厚”,中国的军队“狂热、无知、极度仇视外国人”,而义和团也是“组织涣散、打着爱国旗号的劫匪组织”,而且“要消灭基督教和传教士”。另一方面他把西方人描述为“不树敌、待人温和、周到”的好人。但是满乐道也在日记中告诉外人一个信息,那就是为了对抗中国人民,英美外交官早已把英国大使馆变成了中国土地上的一座西方堡垒,囤积了可以维持几个月的物资,并且组织“防御委员会”,构筑掩体,招募中国苦力、佣人、厨师为后勤保障力量。而且仅仅在6月24日一天,美国驻华人员就用机关枪杀死数百名中国人,27日又用机关枪杀害50余名中国人,7月13日再次射杀48名中国人。这一事实暴露的是西方的残忍和伪善,更加暴露了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战争性质是罪恶的侵略性质,也更加凸显了义和团运动的反帝爱国性质。从本书的史料性来看,也丰富了今后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和中国近代史的书写。而从这册译作的全部内容来看,引起人们兴趣的信息很多,本文则主要关注如下一些方面的内容。
第一,义和团时期被西方侵华军队“雇用”的民众的国家观念值得研究。东西方民族都有自己的国家观念,《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成为西方近代国家观念和国际关系的法理基础,但是中国自先秦时期就有成套的国家思想或理论体系。近代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家、从西方学成归国的陈焕章博士,曾经是前清的翰林学士,1911年出版了博士论文TheEconomicPrinciplesofCon⁃fuciusandHisSchool(中文书名《孔门理财学》,多家出版社有中文本出版)。陈焕章在1919年完成的《孔教经世法》一书(未正式出版)中,详细阐述了中国古代国家学说。他认为,在“六经”中,中华民族的先贤已经形成了国家理论体系,土地-人民-“政事”三要素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基础,外交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作为国家存在的重要元素之一的人民,所拥有的价值观自然是与“国家”主体相一致的,所谓“忠”和“孝”是维系国家于不坠的价值核心,所以“忠”也是国民的价值观核心,即使是到了近代,士大夫仍然坚守古代“忠于国家”的价值观,并体现在国家民族观念和行为上。
中国共产党尤其强调中华民族的国家观。中共在建党之初就提出,中华民族的复兴必须推翻三座大山,而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团结民众,赶走帝国主义,收回租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奋起抗战,不计前嫌,服从国民党的统一抗战指挥,为的是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者,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但是在义和团运动时期,却有一部分普通民众接受西方“雇佣”,助虐为害本国人民,这在战时是必须制裁的。但在本书中并没有涉及到清政府在事件平息后如何处置的信息,而当时肯定有一定的法规和裁量。这个话题值得深究。
第二,义和团时期清廷和慈禧与义和团民众的关系值得研究。在满乐道看来,西方列强在义和团围困英国大使馆过程中认为,慈禧对义和团运动是持支持态度的,那么慈禧为什么要通过支持义和团来达到统治中国的目的呢?从《中国军事史大事记》的记载来看,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对清廷步步紧逼,意在鲸吞中国,清廷早已独木难支。虽然东挪西凑加大军费支出,然而封建国家的落后性质,导致军事上无力与西方单独作战,而依靠民众力量自然是无奈之举。但是清廷与人民的关系又具有敌对性质,那么义和团就成了清廷的利用对象。实际上那个时期的“国家利益”隐约成为清廷对外决策的内在因素之一。从满乐道的论述来看,西方列强在华利益是不平衡的,相互之间的争夺是常态。西方帝国主义的贪婪性决定了列强都想独占中国,他们与中国的封建官僚资本的利益冲突显而易见。例如满乐道十分在意西方列强对我国山西的煤炭与铁路建设投资,但实际上这正是近代以来西方列强急于从中国攫取的战略利益,而晚清的财政如果丢掉这些战略利益和民生项目,那将绝不仅仅是财政利益的丢失。所以慈禧与西方列强的冲突,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与西方的冲突。想必这也就是满乐道那么痛恨慈禧,在书中极力丑化慈禧的原因之一吧?
第三,慈禧和清廷的城市巷战策略。腐朽的清朝统治者的最大利益在于维持自己的反动统治,因而也根本谈不上有力的国家对外战略。那么如果义和团围困英国大使馆真的如满乐道所言,是由慈禧幕后操纵的,那么这场城市巷战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来自义和团和清军组织策略的失败。一是获得全胜的战争决心不大。试想要拔掉列强被中国人民包围一个小小的据点,不会那么不易,但是长达60天内攻防双方反反复复,而且中国人民伤亡惨重,实际上就是说明了这一点。二是这场城市巷战的战争意图并非要摧毁外国使馆,而是为了借助国内民意和民间武装力量向列强心理“施压”。三是义和团民众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真正军事支持,从这次巷战中看到,义和团的反帝战争仍然使用着原始武器手段,动辄数百人被西方的机关枪所杀死,这样的战争必败无疑。
以西方人之口讲述义和团运动有助于更全面研究这场近代以来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这本书中配了142幅一百年前的老照片,检视这些珍贵的照片,我们应当对中华民族祖先抱以最高的崇敬,他们创造了我们灿烂的民族文化,丛书的编者和译者发现了它们,并将他们重新整理和翻译,为我们呈现出来,在中华民族复兴运动中,这是不小的学术贡献,所以也要向他们致敬,期待他们整理翻译出更多的外文著作,补充和完善义和团研究史,更全面反映我们民族优秀的人文品格和文明内涵,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运动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