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东岭(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教授)
读了五卷本的《袁世硕文集》,深感袁先生作为一流学者的眼光、格局与境界。
所谓眼光,是指自步入古代文学的研究领域,便选定一流的作家与作品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始终坚持此种学术选择。袁先生与一般学者所不同的是,他非常自觉地将山东的地域文学与主流的经典作家有机地结合起来作为自己的研究特色,既能突出地域优势,又能跻身文学史研究的主流地位,不仅自身的学术研究成果成为学术界绕不开的高地,同时也使其所处的学科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重镇。
所谓格局,是指其所选定的研究领域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与宽阔的学术空间。袁先生的成名之作是《孔尚任年谱》,这是他对戏曲研究领域的涉猎。随后他又将研究方向转向《聊斋志异》等古代经典小说,出版和发表了许多有分量的学术成果。最后他又转向诗文的研究,领衔主持《王士禛全集》的整理与研究。这三位作家作品的选择,从地域上看均为山东地域,从高度上看均为一流作家作品,更重要的是,它们分属于戏曲、小说与诗文不同的文类,覆盖了中国古代尤其是清代文学最为重要的几种文体。一位学者的学术格局,是由其学术眼光、学术素养与学术能力所构成的,同时也决定了其一生学术贡献的大小。袁先生对于自我学术格局的建构,可以为那些已经步入和将要步入学术研究领域的学者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启示。
所谓境界,是指一位学者一生所能达到的学术目标与学术高度。关于这一点,袁先生在其为张可礼《东晋文艺系年》所作的序言《文史研究的三个步骤》一文中有过系统的表述,他借用乃师陆侃如先生的话,说文学史研究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工作:一是对作者的生平、作品年月的考订,字句的校勘、训诂等朴学工作;二是对于作者环境、作品的背景,尤其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的情形的考察等史学工作;三是对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加以分析,并说明作者的写作技巧及其影响的美学工作。这既是陆侃如先生言传身教的经验之谈,也是对张可礼教授朴学工作业绩的高度认可,更是袁先生本人学术研究内容的精炼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