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聊斋》二三事

    ■赵敏俐（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关于《袁世硕文集》的学术方面，因为我不做元明清这一段的研究，不敢从专家角度来谈我的意见，只能是谈一点感想。

    我印象最深的是袁先生《聊斋志异》的研究。没上大学之前，在农村没有书看，仅一本《聊斋志异》，就翻来覆去地看。念大学时，我有一个老师叫田泽常，对《聊斋》有一些研究。记得有一次田老师给我们做关于蒲松龄的报告，田老师将蒲松龄作《陈淑卿小像题辞》作了一些推衍，说蒲松龄在患难之中结交了一个如夫人等等。这使我对蒲松龄有了更多的了解。辽宁省图书馆有一个镇馆之宝——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我们都去参观过，所以印象比较深。

    直到我当了教师为学生讲《聊斋》时，查阅相关材料，我才非常细心地读了袁先生关于《聊斋志异》的一些研究文章和著作，我才发现原来我过去从大学老师那里听到的关于蒲松龄的那个很生动的故事原来是个误解。

    据袁先生分析，《陈淑卿小像题辞》实际上是蒲松龄为了他一位王姓友人的一幅画题写的。袁先生对这段事考察得特别详细。我认为做学术研究就应该这样，考证一件事情，就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

    自那时起，我对袁先生的学术印象，由过去简单的崇拜，真正地深入到他的学术研究的实质里面，当然对他的尊敬与仰慕也日渐增加。

    更加令我敬佩的是袁先生的文风和学风。对于田泽常先生考证的失误，袁先生非常宽厚、非常委婉地就在文章中一带而过，“是个误解”，但因为有了这一误解，这个故事才引起了关注。这样一种谦虚的态度与治学的方式，着实令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