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有言:少不写史。这是说写史需要有多方面的素养与准备,需要有人生履历与经验的积累,需要年龄与经历。
我从不购买更不会阅读“少年老成”者写的史书。正因如此,我虽从事儿童文学教学研究数十年,只是在过了“知天命”之后才尝试写一点与文学史有关的论文,更多的是对文献的收集、整理与解读,于是就有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1989)、《中国现代作家儿童文学精选》(1989)、《中 国 当代儿童文学文论选》(1996)、《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2004)等。进入“耳顺”之岁,逐渐坚定了写史的想法,而后便有 了 《 中 国 儿童 文 学概论》(2015)、《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2018)。当然,作为一个文学教学与研究者,在从事数十年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学教学之后,总是希望能在文学史方面有所建树,“耳顺”以来这种愿景开始变得明晰起来。历经数年终于完工的《中国儿童文学史》,正是我这一愿景的结晶。
实际上,为写作《中国儿童文学史》,我作了长时期的准备,从材料到观点,从感悟到理路。聊以 自慰的是,1984我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经过数十年的时间筛选,应当说经受住了考验。前不久,我将学位论文中的一节,拟题为《回忆已经飘逝的儿童梦——中国第一部儿童新诗集〈忆〉》,寄给媒体发表后,引起一些反响与好评。因而,《中国儿童文学史》是我长时期来探讨中国儿童文学尤其是近百年儿童文学发展变革的“收网式”的成果。随着年岁增长,人生履历与人世经验的积累,也改变了许多我以前论文或著书中的观点,也有新材料的发现。
经过反复思考,我将中国儿童文学史以1949年为界,分为“历史卷”与“当代卷”,对这两个时段的书写各有特点与难度。“历史卷”的难度在于把握历史逻辑的难度,而“当代卷”的难度则在于身处当代的难度。
具体地说,“历史卷”的难度主要体现在如何论证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的文学观,涉及到如何看待古代中国儿童接受文学的途径,如何认识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的关系,如何梳理中国儿童文学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则是如何评判外来文化对本土儿童文学的影响及其民族特色问题,如何看待中国人“儿童观”的转变与儿童文学的转型,如何探求现代中国社会革命、救亡对儿童文学的时代规范与现实要求,如何评价现代语文教学对儿童文学的促进作用,等等。
在“历史卷”部分,我提出了考察中国古代儿童文学传统资源的观点与方法,并据此第一次提出 了下列看法: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是中国第一部童话,明代吕坤的《演小儿语》是中国第一部儿歌,明代熊大木的《日记故事》是中国第一种儿童图画故事书;又提出了中国古代“圣人皆孩子”与“缩小的成人”两种矛盾的儿童观,梁启超发表振聋发聩的“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的全新儿童观开启 了晚清儿童文学开放、刚健的格局,鲁迅在“五四”前夕进一步提出的“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的科学儿童观的划时代意义,二十年代以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发起的“儿童文学运动”的巨大成就,抗战时期不同区域儿童文学的特色与影响,等等。这些都是我花力气较多的方面,而其中心论点则是中国人儿童观的转变带给儿童文学的转型与变革。
“当代卷”由于是对一种正在变化运动着的文学与文化现象的研究,面对的是“当代”问题,因而写作的难度似是高于“历史卷”。在“当代卷”的“十七年”这一阶段,我根据史料,提出并梳理了1 955年由于毛主席重要批示直接促成了五十年代儿童文学的跨越式发展;又以编年的形式梳证了“文革”时期儿童文学的方方面面。对于距今越近的时段,即改革开放以来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尤其是进入新世纪,由于市场经济与互联网的双重入侵,整个文学正遭受以市场化为主的制度性冲击、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性冲击,进入重组和再生的艰难过程,致使儿童文学呈现出特别丰富驳杂以致使人眼花瞭乱的格局,既有上千万册发行量的畅销书,而又“有高原无高峰”,因之使人最难把握。对于当代问题究竟应如何入史? 这是书写当代文学史学者的普遍困惑,也是本书的困惑。因而对于距今越近的这些时段儿童文学的书写,不免就带有更多的评论与批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