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历史与感受当代——我写《中国儿童文学史》

    哲人有言：少不写史。这是说写史需要有多方面的素养与准备，需要有人生履历与经验的积累，需要年龄与经历。

    我从不购买更不会阅读“少年老成”者写的史书。正因如此，我虽从事儿童文学教学研究数十年，只是在过了“知天命”之后才尝试写一点与文学史有关的论文，更多的是对文献的收集、整理与解读，于是就有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1989）、《中国现代作家儿童文学精选》（1989）、《中 国 当代儿童文学文论选》（1996）、《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2004）等。进入“耳顺”之岁，逐渐坚定了写史的想法，而后便有 了 《 中 国 儿童 文 学概论》（2015）、《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2018）。当然，作为一个文学教学与研究者，在从事数十年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学教学之后，总是希望能在文学史方面有所建树，“耳顺”以来这种愿景开始变得明晰起来。历经数年终于完工的《中国儿童文学史》，正是我这一愿景的结晶。

    实际上，为写作《中国儿童文学史》，我作了长时期的准备，从材料到观点，从感悟到理路。聊以 自慰的是，1984我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经过数十年的时间筛选，应当说经受住了考验。前不久，我将学位论文中的一节，拟题为《回忆已经飘逝的儿童梦——中国第一部儿童新诗集〈忆〉》，寄给媒体发表后，引起一些反响与好评。因而，《中国儿童文学史》是我长时期来探讨中国儿童文学尤其是近百年儿童文学发展变革的“收网式”的成果。随着年岁增长，人生履历与人世经验的积累，也改变了许多我以前论文或著书中的观点，也有新材料的发现。

    经过反复思考，我将中国儿童文学史以1949年为界，分为“历史卷”与“当代卷”，对这两个时段的书写各有特点与难度。“历史卷”的难度在于把握历史逻辑的难度，而“当代卷”的难度则在于身处当代的难度。

    具体地说，“历史卷”的难度主要体现在如何论证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的文学观，涉及到如何看待古代中国儿童接受文学的途径，如何认识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的关系，如何梳理中国儿童文学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则是如何评判外来文化对本土儿童文学的影响及其民族特色问题，如何看待中国人“儿童观”的转变与儿童文学的转型，如何探求现代中国社会革命、救亡对儿童文学的时代规范与现实要求，如何评价现代语文教学对儿童文学的促进作用，等等。

    在“历史卷”部分，我提出了考察中国古代儿童文学传统资源的观点与方法，并据此第一次提出 了下列看法：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是中国第一部童话，明代吕坤的《演小儿语》是中国第一部儿歌，明代熊大木的《日记故事》是中国第一种儿童图画故事书；又提出了中国古代“圣人皆孩子”与“缩小的成人”两种矛盾的儿童观，梁启超发表振聋发聩的“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的全新儿童观开启 了晚清儿童文学开放、刚健的格局，鲁迅在“五四”前夕进一步提出的“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的科学儿童观的划时代意义，二十年代以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发起的“儿童文学运动”的巨大成就，抗战时期不同区域儿童文学的特色与影响，等等。这些都是我花力气较多的方面，而其中心论点则是中国人儿童观的转变带给儿童文学的转型与变革。

    “当代卷”由于是对一种正在变化运动着的文学与文化现象的研究，面对的是“当代”问题，因而写作的难度似是高于“历史卷”。在“当代卷”的“十七年”这一阶段，我根据史料，提出并梳理了1 955年由于毛主席重要批示直接促成了五十年代儿童文学的跨越式发展；又以编年的形式梳证了“文革”时期儿童文学的方方面面。对于距今越近的时段，即改革开放以来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尤其是进入新世纪，由于市场经济与互联网的双重入侵，整个文学正遭受以市场化为主的制度性冲击、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性冲击，进入重组和再生的艰难过程，致使儿童文学呈现出特别丰富驳杂以致使人眼花瞭乱的格局，既有上千万册发行量的畅销书，而又“有高原无高峰”，因之使人最难把握。对于当代问题究竟应如何入史？ 这是书写当代文学史学者的普遍困惑，也是本书的困惑。因而对于距今越近的这些时段儿童文学的书写，不免就带有更多的评论与批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