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与《大公报》

    1902年创刊于天津的《大公报》是中国近现代最重要的传播媒介之一，后又产生了上海版、香港版、重庆版、桂林版和大公晚报等。它广涉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和文化等层面，20世纪上半叶的大小历史事件几乎都能从中寻得印迹，许多文化名人亦频现其中，如钱锺书等。

    一

    《大公报》记录了不少钱锺书的信息，如1929年8月27日他的名字首次出现在《大公报·天津版》，是年清华大学录取名单登报揭晓，录入包括钱锺书、王竹溪、乔冠华、谷霁光等一年级新生192名。1935年4月24日，他的名字再次出现在第三届留英公费生考试录取的24人名单之中，“钱锺书（英国文学）”排在第一位，其余多为数学、化学等专业学生，文史类仅有他与“朱延丰（西洋史）”。大体上，《大公报》的涉及钱锺书信息主要包括文学活动和社会活动两类。

    在文学活动上，一是参与编辑刊物，如1933年10月16日《大公报·天津版》“文艺界消息”报导文艺界酝酿刊行《文学季刊》，辟有书报副刊以发表文艺界中西新旧材料及珍奇消息，编辑人为郭绍虞、郑振铎、容庚、赵万里、钱锺书、顾颉刚、李健吾等。1946年夏，蒋复璁所创英文版《书林季刊》请钱锺书主事，因质量上乘，国际学术研究机构竞相前来交换。杂志所刊文章论证博雅、考订精确，英文词意之美当世无两，实由钱氏润色翻译而成。《大公报》“期刊简介”谈到了杂志前两期刊载的钱锺书书评信息，又在“人与书”栏目评价杂志第三期的内容十分精彩，如牛津学者史博汀论中国古代哲学精神，钱锺书评英译陆游诗选等文披理成章，颇多真知灼见。二是钱著的出版，如“人与书”栏目提到《围城》“印行后销路极畅，再版即可出书”，又《围城》（晨光版）“将由日译本问世。上月由内山完造来函与原作者商洽，已得同意。日译本正由冈崎俊夫翻译中。按《围城》一书出版后，颇引起文坛注意，毁誉不一。”而“出版界杂讯”栏目论及《谈艺录》，“钱锺书先生是一位学问极渊博的大作家，他对于中西文艺均有很深的造诣。所著《谈艺录》就是记录他研究心得的一本笔记。爱好文艺者，都将以先睹为快。此书即将在上海出版”。

    1947年12月，上海《大公报》“出版界”栏目为作家们作了一次调查，问及三个问题：“我的第一本书是什么？ 它是怎样出版的？我的下一本书将是什么？”11日，报纸刊出18位作家提供的信息，钱锺书答到：“一部五七言旧诗集，在民国二十三年印的。几个同做旧诗的朋友怂恿我印的，真是大胆胡闹。内容甚糟，所幸没有流传。《谈艺录》，用文言写的，已在开明书店排印中。正计划跟杨绛合写喜剧一种，不知成否？”多数作家刊出了照片，钱锺书未提供，理由是“外面寒风苦雨，也实在怕上照相馆”。

    在社会活动上，一是参会，如1936年9月7日国联同志会总会举办了世界青年大会，聘定权威学者莅临演讲指导，留学欧洲的钱锺书等30人代表中国与会。如联合国文教组织远东区基本教育研究会议定于1947年9月1日在南京开幕，代表团名单拟定，黎锦熙、查良钊、钱锺书等为专门委员。二是参与集体签名，如1945年9月23日夏衍给上海文艺界带去“文协”主张检举文化汉奸之函，后沪上作家集体函复正设法进行，并在刊物发表言论，严正检举，杨绛、钱锺书、师陀、许广平、夏丏尊等24人签名，此函刊于10月26日《大公晚报》。1945年11月22日《大公报·上海版》刊布上海新闻界文化界联合发表宣言要求言论、出版自由，签名者包括周瘦鹃、钱锺书、杨绛、郑振铎、曹聚仁等103人。因生活清苦，物价波动大，1948年秋上海国立各专科以上学校教授188人联名致电教育部长朱家骅要求调整待遇，增加学术研究补助费，其中有李健吾、钱锺书、施蛰存、陈铨、穆木天等，9月13日《大公报·上海版》刊载该电。

    二

    钱锺书分两阶段在《大公报》刊过十数种诗文，第一个阶段为就学清华至出国求学期间，共计八篇书评，署名“中书君”，分别是《为什么人要穿衣》（1932年10月1日），《大卫·休谟》（1932年10月15日），《休谟的哲学》（1932年11月 5日），《英译千家诗》（1932年11月14日），《约德的自传》（1932年12月22日），《旁观者》（1933年3月16日），《论俗气》（1933年11月 4日），《论复古》（1934年10月17日）。这批文章所涉博广、评骘精当，如剖析大卫·休谟及其学说，他指出休谟的学说风行一时，近年再度兴起，可见其学说的价值。休谟多才多艺，不以哲学自限，还是史家、文家、政治家、经济家、卖空买空的商人，生活经历极丰富。J.Y.T.Greig所著休谟传详录其行事，专记生平而不批评学理，叙述生动而实有根据，如此本书形成了两大特点：不踵事增华和不卖弄才情，貌似欠“刺激性”，但趣味不亚于小说。作者一反过去批评休谟名利心太重的观点，指明他是讲实际而不重虚想的人，尤其是中年后的讲史学，讲政治，讲经济，改《人性论》为《人知探究》等并非想曲学阿世、哗众取宠而是出于求实用。莱尔德的《休谟的哲学》被钱锺书称为讲述休谟哲学最详备之作，对学说的来源“有极繁博的考订”，对其症结“有极慎密的分析”，不过“太琐碎了”，提挈不起纲领，导致读者形成不好的印象，以为休谟并非理想中的戛戛独造，前无古人，而且书中援据、引证过多过广，读起来费力，又咬文嚼字，读后终觉不痛快。钱锺书尤其赞许莱尔德的评价姿态，即置于历史现场作价值估定，即能看到他怎样赶在同时代人之先，而不求全责备于他落后于我们的时代；莱尔德总结了休谟哲学的基本原则是一切知识和信仰始于现象而终于现象，一切现象皆由于感觉，却未对休谟应用该原则解决各种问题方面作出有条理的叙述，是该书最大的缺陷。

    在书评中，钱锺书除了对作品评头论足，或称扬其长处，或揭露出其缺陷，他也或隐或显地表达自己的认知，如在评价西班牙哲学家加赛德的历史观时，他就指出史学的难关不在将来而在过去，我们往往理想化了过去以满足现在的需要，因此历史事实可分为两类：野蛮的事实和史家的事实，一切历史上的事实拆开了单独看都是野蛮的，而称之“史家的事实”而非“史的事实”即在于同一事实，从不同的角度或观点返视，会生发出两种意义，或得出截然不同的判断，却又可能都言之成理，可见他注重一种回归历史现场的评骘标准。

    第二个阶段为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以本名刊发作品，如演讲词《谈中国诗》分别登于1945年12月 10日、14日《大公报·上海版》的《文艺》沪新第十九期，注明“十二月六日在美军俱乐部讲稿 节译”；1945年12月26日、27日《大公报·天津版》的《综合》第十九期，注明“十二月六日在上海美军俱乐部讲稿 节译”；1946年1月1日《大公报·重庆版》的《文艺》周刊第九十一号，注明“在上海美军俱乐部讲稿的节译”，上海版、天津版分两次刊出，重庆版一次刊完。他论及以下问题：1、中国诗与西洋文学早有关联，1589年出版的泼德能所选《诗学》讨论过中国诗，庞德融贯翻译和创作以中国诗为蓝本写出佳作，而第一首译成中文的外国近代诗是朗费罗的《人生颂》，先由英国公使威妥玛译为中国散文，再由清廷尚书董恂写成七绝，可见文艺女神早借一首小诗把中美英三国联在一起了。2、各国诗歌都有特殊、独个的美，要避免泛论化、概论化的说明。中国诗是早熟的，早熟的代价是早衰，它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之后就缺乏变化，逐渐腐化。3、中国诗以短诗为主，却有悠远的意味，能让读者从“易尽”里望见“无垠”，中国诗富于暗示，有一种“怀孕的静默”，“说出来的话比不上不说出来的话，只影射着说不出来的话”。4、“中国诗跟西洋诗在内容上无甚差异”，在古罗马诗集里能找到与被视为中国特色诗的田园诗“型式”相同的作品，口吻、情景和陶渊明、李白酷似，因此孤立地谈各国文学没有意义，中国诗有“西洋的”品质，西洋诗也有“中国的”成分。读外国诗有种他乡忽遇故知的喜悦，会引领人回到本国诗，生出更高的领会。论者许飏质疑了他的演讲效果，“在美军俱乐部用英文讲中国诗，妙语解颐，但恐一批兵老爷不克了解”。

    1947年，他有两篇书评刊出：一是为George Orwell（乔治·奥威尔）所著《英国人民》所作，登在1947年11月14日《大公报·上海版》的《文艺》“书评特辑”和1947年12月6日《大公报·天津版》，这可能是中国学者为奥威尔专门撰写的第一篇专业书评，他首先声明讨论民族品性的书往往只是艺术作品，不过显示了作者识见的广狭或深浅，是否能自圆其说或对该民族的了解未必准确、客观。渥惠尔（即奥威尔）的作品久负盛名，“议论和意见并不很新颖，但不用说是明通清晰。至于文笔，有光芒，又有锋芒，举的例子都极巧妙，令人读之惟恐易尽”。但此书并不客观，他的目的是“要使‘外国人’了解英国，至少消除他们的误解，所以处处为‘外国人’说法”。他看到了外国人对英国人的“误解”，却无视大家对英国人的“了解”；他不讳言英国人的短处，又在坦白中加以袒护；他既批评英国人的缺点，又希望外国人不要“误解”。另一篇是关于白朗《咬文嚼字》的书评，在1947年10月17日《大公报·上海版》“西书评介”和1947年11月12日《大公报·天津版》的《文艺》第九十五期“西书评介特辑”登载。IvorBrown与中国关系密切，从1928年至1951年他在《字林西报》刊过十余篇英语文章。作为文字类著作，《咬文嚼字》罗列了从A到Z的字汇百余个，谈及对该字的感想，它在形体和意义上的沿革，在诗文里的用法等，却非文字学的路子，而是寻章摘句、咬文嚼字式的文学批评；他的征引丰富却不搜奇爱僻；他对文字感觉敏锐，有普通常识的读者就能体会；词条大半精辟，引人入胜。钱锺书特别拈出几条白朗对萨福的误读又称无关宏旨，他对白朗的评价很高，称其文“写得真好，称心而道，涉笔成趣，差不多每条都是一条好散文”。

    他有诗刊于《大公晚报》，依次是1945年12月7日的《夜坐》、《重来昆明感念亡友滕若渠（固）》和1946年12月19日的《重阳口号》，《小说识小》五则分三期刊出（1945年12月15日、17日、18日），其中关于《笑林广记》一则尤有趣味，他指出“大穷宝殿”“大雌宝殿”，或取其音同，或取其义反，“皆合弗罗依特（Freud）《论俳谐》（Wit and the Unconscious）所谓‘代换’（substitutive formation）一原则”。

    《广记》卷四一则略谓：南北两人，均惯说谎，彼此钦慕，不辞远道相访，恰遇中途，各叙寒温；南人谓北人曰：“闻得贵处极冷，不知其冷如何？”北人曰：“北方冷时，道中小遗者须带棒，随溺随冻，随冻随击，不然人与墙冻在一处。闻尊处极热，不知其热何如？”南人曰：“南方热时，有赶猪道行者，行稍迟，猪成烧烤，人化灰尘。”按此则情事口吻，入诸《孟巧生奇遇记》（Adventures of Baron Münchau-sen），可乱楮叶。《奇遇记》第六章写旅行俄国时，天寒吹角，声冻角中，以角 悬灶畔，得热而融，Tereng！ tereng！ teng！ teng！自 出角中；盖袭取拉伯莱（Rabe-lais）《巨灵世家》(Gargantua et Pantagruel)卷四第五十五章而稍加改易。英诗人罗杰士《语录》(Table-talk of Samuel Rogers，ed.by A.Dyce)第一百三十五页则记印度天热而人化灰尘之事(pul-verised by a coup desoleil)，略谓一印度人请客，骄阳如灼，主妇渴甚，中席忽化为焦灰一堆；主人司空见惯，声色不动，呼侍者曰：“取箕 帚来，将太太扫去(Sweep up the mistress)。”较之《广记》云云，似更诙谐。

    从中可见出钱锺书博闻强记、视野广阔的优长，他采取文化比较的模式展示了世界各国文化的可通约性。赵景深笃爱《小说识小》这类文章，他在为《大晚报》编《通俗文学周刊》时曾向钱氏索文，并有评价：“他把中外文学治于一炉，取其极相似者合并来谈，使我极感兴味。”

    三

    《大公报》刊过部分论及钱锺书及其作品的文章，称许、批判之言兼有，如1932年2月15日登出的《苏文选译》谈到先有翟理斯的评论文章纠正了英人克拉克所选苏东坡之文在翻译上的某些错误，“最近《清华周刊》第五百二十六期有钱锺书君（英文）评文，所论殊切当”。毕树棠介绍了英文杂志《天下月刊》，认为其价值在于向外国人解释在中国本位文化上有分量的、真正的生活思想和艺术，外人往往不得真解，非得明理的中国学者自己道出，“林语堂钱锺书诸公是可以胜任的”。戈绍龙在介绍加拿大籍医学教授屋斯楼（Sir William Osler）的演讲文集时说到：“友人钱锺书兄最近买到此书转赠，并且极其称赞屋教授文章的优美，以后翻阅，果然思想卓越，文章精炼，可以值得再三咏诵。”辛笛在《夜读书记》指出如果想知道英国文学中以中国为题的作品梗概可以读钱锺书著《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之中国》和萧乾的《千弦之琴》，“畏友默存兄博学多才，古今中西图籍，无不通览旁窥，前年在牛津时，攻研中英文化交流专题，兀兀经年，得成上书，初载于英文《中国目录学季刊》一卷四期（1941），最近在美国由A.Knop书店出版。其中材料极为丰富精审，如英伊丽莎白时代诗歌中已可寻到中国旧宝塔体诗之翻译，即为一例”。

    许飏在《钱锺书与杨绛》中谈到《围城》发表后钱氏颇得社会关注，其小说以灵巧著称，如天衣无缝的百衲衣，补缀若干小机智在一起，使人笑不可仰。这合乎一般少爷小姐的口味，却限制了作品的流通，必须通晓上等社会即准洋人阶级的生活才能欣赏。作者认为称钱锺书为鬼才是合适的，李贺即因造语奇突获称鬼才，钱氏也有该特点。但不少前辈批评他只是卖弄小聪明，有时过于雕镂反失之生硬，不自然，创作内容也局限于小圈子。作者认为杨绛亦是鬼才，其小说的写法与钱氏相同，时时处处见出小聪明，不过更为浑厚。

    1947年8月19日，上海《大公报》刊出屏奚（沈立人）的《〈围城〉读后》，谈到小说“故事极平淡”，但“人物性格的深画，一般讲来是成功的”，作家笔下的种种角色“都被心理地描写出了他们或她们潜意识领域的秘密，写出了他或她的长处及瑕疵。从这些人物的活动上，一副现社会某个隅落的世态也给发掘了，如同他们的欢乐、希望和悲哀”。小说的文字技巧值得鼓掌，“每一对话，每一况喻，都如珠玑似地射着晶莹的光芒，使读者不敢逼视而又不得不睟上去，不相干的引典，砌在棱刺毕备的岩石缝里，则又不觉得勉强。”作家有丰富的想象力，“丰富得不暇采撷，于是在庸凡的尘寰剪影里挤满了拊掇不尽的花果，随意地熟堕在每一行，每一章”。但他批评作者并未着重故事，“他的故事只是一种纾延文字的手段，牧童吹着狡滑的竹笛，只使得韵律生动、可人，对于唱的内容可并未介意”，终而表示了失望，以为在小说中“固然作者也给我们窥睨到了片面的现实，但这些已褪了彩的霞霭实不必留恋，作者用在这方面的讽语未免慷慨得有些浪费了”。

    有评论者批判了钱锺书的写作姿态，如黄贤俊《谈机智》表示最近“机智”，俏皮或美丽的语句受到赞赏，即便有人对其空虚的内容不满，“机智”的有用和可贵却被珍视，“被具体的指示出来的作家，是钱锺书先生。他的文字俏皮，而且有许多美丽的描写，据说钱先生也颇得意。从某些先生的称道看来，那得意的滋味，虽是和钱先生陌生的人如我，也约略能够领受得到”。作者批评某些作家仅在文字上用功夫，表现闲情逸致，这些作品没有人生，即便有人生也只是塞饱了肚子的人生，或一面流口涎，一面羡慕别人塞饱了肚子的人生，只有麻醉的意义。“机智”也是如此，一切有害的内容包藏在“机智”之下，靠了“机智”不胫而走，帮闲者却盛赞它，“那种鼓励被麻醉的喝采，是颇不‘机智’的”。

    无疑，解读钱锺书及其作品的视角须是多元化的，探究它与现代媒介的关系也是重要的一维，而以上的梳理对拓展和深化钱锺书研究必然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