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1922年回国原因新考

    1922年徐志摩在英国留学。前一年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旁听。这年春天才正式成为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特别生。按说该静下心来，好好学习了，料不到的是，这年8月，突然起意要回国。事前几乎没有任何征兆，说动身就动身。9月中旬到马赛登船，10月中旬抵上海，在南方稍作勾留，12月初便匆匆北上去了北京。

    好多书上，都说是为了追求林徽因，才有此猛浪行为。电影《人间四月天》，也是拿这个说事的。确实有料。我的《徐志摩传》（2001年出版），亦持此说。后来有些怀疑，是为什么，又不敢确定。2005年出的《徐志摩图传》上改为：“有人说是为了追求林徽因，怕不会这么简单。我们现在能说的只是，他要回国，就回国了。”

    现在可以肯定地说，他所以匆匆为回国，是为了参与梁启超发起的“文艺复兴运动”。

    这事，先要从徐志摩与梁启超的关系说起。1918年春夏间，志摩还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由内兄张君劢介绍，成为梁启超的入室弟子。1918年夏秋间，梁启超将率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等赴欧洲考察时，也正是徐志摩将赴美留学之际，行前在北京，曾去看望蒋百里。蒋正在帮梁启超筹备赴欧察考事宜。蒋问志摩去了学什么，志摩说学银行。“胡说，”蒋大不以为然。志摩问：“那么，我应该学什么？”“当然学文学。”蒋肯定地说。实则此时，蒋已视徐为同志，为可用之才了。

    梁启超、蒋百里等人，1918年12月离开中国，在欧洲考察了10个月，回来已是1919年秋天，国内局势，非同以前。梁启超因时度势，决计仿照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在中国发起一个新的文艺复兴运动。先作舆论宣传，同时设立组织机构，以便切实推行。

    具体到徐志摩的回国，事见丁文江、赵丰田编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内中录有两信，一封是舒新城给梁启超的，一封是梁启超回复蒋百里、张东荪、舒新城的。舒给梁的信，写于1921年12月11日，信上说：“在外面考察教育、物色人物，在开学前将一切应办之事概行办妥，先期通告学生……则可以中国公学委城、南陔、东荪办理，君劢则分在南开讲演，公则在南京讲演（最好请百里在东南大学设自由讲座），如此鼎足而三，举足可以左右中国文化，五年后吾党将遍中国，岂再如今日之长此无人也。”梁回三位的信没有时间，只会是在接到舒信，又接到蒋百里、张东荪的信，一并作复。信上说：“志摩大约（公权言）不能速归，博生、为蕃、品今三人不审有能归者否？”括号里的公权，是张幼仪的另一个哥哥，人在国内，跟志摩一直有联系。不能速归，可见是要回来的。

    叫志摩回来做什么呢，很明确，就是叫他回来，参与正在推进的文艺复兴运动。具体是1923年春天，泰戈尔访华时，担任泰氏的陪同与翻译。此事在陶菊隐《蒋百里传》中有记述：

    梁在北京建立了三个推进新文化的机构，一是“读书俱乐部”，后与松坡图书馆合并；二是在北京在石达子庙欧美同学会内设立“共学社”，收集政治、经济、军事、文艺多种书书稿，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丛书；三是与蔡元培、汪大燮三人共同发起“讲学社”，预计每年请一位驰名国际的学者来华举行讲演会，推汪为招待会的主持人。一、二两者都由蒋百里主持，讲学社也由百里担任总干事。所延国际名人有杜威（由北大邀请而由讲学会转请的），胡适之担任翻译；罗素，赵元任担任翻译；泰戈尔，徐志摩担任翻译；杜里舒，张君劢担任翻译。同一时期，百里所主编的 《改造》杂志，就是张东荪、蓝公武合办的《改造与解放》的后身。

    上文中杜里舒访华，事在泰戈尔访华之前，陶菊隐先生误记了。

    有人会说，泰戈尔访华是1924年4月的事，志摩1922年底回到北京，不是太早了吗？ 须知，泰氏1924年到访，是一拖再拖的结果，而准备工作，只能是在一朝确定之后，便须着手进行。

    如此说来，徐志摩1922年突然回国一事，该是清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