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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爱亦不善杯中物，只叶公好龙式的追慕着与酒有关的周边，人物、话题、原理以及各种怪力乱神的酒徒酒鬼酒仙酒神故事。我甚至不自量力地在《六人晚餐》里塑造过一个无权无势的酒鬼。他不够有钱，但经年累月中，他尽一切可能地，集邮一般，在他的床底下，收藏各种名贵好酒，每晚在浓郁的酒香中沉沉睡去，并做起他的黄粱美梦。他有一个对酒的执着理解，功能式的，也是功利性的：酒乃万能万有之物，可以表达至高无上的情谊，故而可以所向无敌地，达成他想托人帮忙的升官发财……小说里，各种阴差阳错之下，他所珍藏多年的美酒，一瓶也没能送出去，诸种功利想法也一样未能达成。这可怎么办呢，巨大的同情之下，我摇动笔杆，行使我作为一个写作者的权力，让他把床下的所有藏酒全都拿出来自己喝了，愤懑地喝，勇猛地喝，不要好的喝。苦涩而嚣张的酒香中，他头一次像个真正的酒鬼那样烂醉如泥，肉身轰然倒地，而他那些世俗之想也终于在混沌中飘浮起来，越飘越高。
当然不能以虚构来混谈酒事，讲两个非虚构的小故事吧。
一是苏童老师的。应当是2010年下半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在绍兴颁奖，仪式结束后，我跟苏童老师同一趟火车回宁。我心中暗暗地美着，座位挨着，岂不是可以聊上一路，他可是我的大前辈啊，虽然同在一市，讲话机会也少得很，我比他们都晚太多，觉得够不上。不过坐下之后，交换了一些有关火车或旅程的信息之后，他很快掏出了一本书，印象中是《嫌疑人X的献身》，释放出不倾向于聊天的信号，于是我也讷讷地掏出了我带的书。我们像是无意中跑到同一间自习教室，同窗共读起来。窗外景色奔涌而过，售卖汽水饮料的列车员来来回回，或者也会向我们这也算娴雅的角落投来尊敬的目光吧，我瞎想着。
不久，我用余光发现，苏童老师似乎有点不安或不适，身体挪动了好几下，终于，他站起来，勾下行李架上的包，从里面取出两样东西：一小袋带壳原味花生，一小瓶浅棕色XO酒。然后他不紧不慢地，以一种长居久安，仿佛在自家客厅的那种从容，拧开瓶盖，撕开包装，剥出一小撮花生米，讲究地搓净上面的粉红色花生皮，扔到嘴里，然后下一口XO。他没有跟我让酒或花生，也没有过渡性或延伸性地阐释什么。他表情安详、自然，实在太平常了。平常得让我觉得，我也应当从什么地方掏出酒和花生来吃一吃才对。有食品车推过，我问，要再买点别的什么吗。他摇摇手里的花生，说够了足够了。被他的日常性所感染，我于是默然地继续看书，听他轻微的咀嚼声。心里稍微感到纳闷的是，明明只是很小一袋花生，差不多一个巴掌大，而那一小瓶XO干邑，更是只有半个巴掌大，他可真是喝得蛮久的，剥几粒，啜半口，停上很久，好像沉入一种遥远且回味深长的思索。
不知何时，发现我们在聊天。我向他表达最近的苦恼，手中的一个长篇，已经写了7万字，还是觉得不对头，整天背着电脑四处走，徒劳地企图挽救，真挺绝望。他点点头，也讲了他手中的一个长篇，光是开头那2万字，就改了无数稿，简直要了老命。都一样，开头总是最难的，解决好了，后面就全好了。当时我想，可能是他随口说说以示劝慰吧，现在看来，也可能是实情——过了两年多，《黄雀记》出来了，再过两年，此书获得茅奖。不管怎么说，将信将疑中，我吁了一口，心中居然觉得安慰多了。当时的交谈风格就是这样的，温和但曲折。比如我们聊到他手中的东野圭吾，我表达了对此书的喜欢，还有同名电影，拍得挺不错。电影好就对了，他附和了一下，但差不多是相反的意思，其实最好的小说改不了好电影，这书他也就是火车上看看的，完了也许就扔在车上不带走了。紧接着，他兴致颇高地跟我推荐了好几本“值得一看但不必收藏”的悬疑小说，我向来有书单之癖，马上高高兴兴地记录下来……挺感谢那半个巴掌大的一瓶酒，它使我们都随意多啦。到南京了，下车前，我跟他说，把那空瓶子给我可以吗？ 干什么？ 觉得好玩呗，想留着。其实那瓶子再普通不过，但我至今还留在家里呢。写到这里，我去看了一下容量：50毫升。这恐怕得算这个专栏里单位规模最小的酒事吧。
2020年疫情期间，我一边读伯格曼极为精彩的自传《魔灯》，一边顺着拍摄时间挨个儿看他的代表作，那个过程简洁而漫长、劲道无穷，完了写了一篇长文，谈伯格曼自传读法，篇名即是《就花生米下酒》。对，这可能是我喝酒的方式。而真正的酒席我没有发言权，为了表示一点参与和存在感，我比较热衷于替左右夹菜或添酒，在他们满场奔走之时，与另外几位真正“吃菜”的人士，本着不要太浪费的原则，互相劝说着，多吃一些，再多吃一些。
但好歹算是见过一些稍大阵仗的酒事，算是流水席。也得是十来年前了，可能是在鲁院读书期间，也可能有什么大活动，或者是杂志或行业上的笔会，总之记不清具体背景了，或者当时在我们这样的外省人看来，那就是一种京城范儿的聚会常态？ 不要多问，免得露怯，只管装着非常习惯就是。
而今只模模糊糊记得，大冷的冬天，有相熟者扯着，一路走，还一路打电话往房间叫人，凑到三四个，挤挤挨挨塞满到车上，有人报出一个陌生地址给司机。摇摇晃晃一路开到地头，进去一看，两三桌均已是人仰马翻、杯盘藉然，浓烈的烟酒气、蒸热气和喧哗声，直叫人碰一个大跟头。
但新来者必得到极真诚的欢迎，并激起新一轮热情，有人唤来店小二添菜添茶添杯盏，有人到酒箱子里又开出新的一瓶，咕咚咚倒起，然后大家都举起杯来，以N*（N-1）的数列集合有来有往地彼此招呼。久慕大名。好久不见。哥儿们你头发哪儿去了。寄你的书收到没。一一辨认与介绍中，写诗的，写小说的，搞翻译的，做出版的，编剧的。老前辈，小青年，飘荡者，极亲昵的老友面孔，极出名但初见的面孔。室内也穿着厚毛衣的南方人，热腾腾一件短衫的北京地主佬儿。不管，只要一碰杯，大家好像就全熟了。
这种席面有几个特点：一是其实并没有人在意你到底喝了多少或者喝不喝，但总也有人非常实在地迅速高了，摇摆着高声嘶吼起老摇滚，或一言不发找个角落呼呼睡去，或者被架到车上不知所往。也有不少人大体保持清醒，一会儿跟这个递名片，一会儿跟那个讲其酝酿中的写作计划，或是谈起什么伟大的电影项目。二是总体人数保持着一种神秘且自然的恒定总量，新来的一拨夹带着寒风刚坐下不久，吆喝没几圈，就有一拨子老客，脸色红红地穿起外套来，有事要“先走一步”，而这边厢又有人想起某几个朋友，正把手机传来传去的，一连声威逼着对方“叫个车！ 马上过来！ 我们等你！”反正三桌两桌的，总归满席，总归热闹，像是永远不可能散似的。于是这流水席便继续以一种混沌、粗放的方式漫长而稳妥地运转着，可能是从下午四五点开始（一说，打上午就开始了），直延展到凌晨一两点，这也是它的第三个奇异点，无所谓始，无所谓终，亦无所谓主客，无所谓亲疏，先来的人，喝了几杯，就成了半个主人，招呼新来的客人，而新客人不久就会熟门熟路地招呼起更新的客人，如此接引迢递，连主人也被当成客人招呼了也未可知。
常常的，在出发前或告辞后，为着承情，我问扯着同去的人，哪位做东啊今天？ 酒谁带的呀，好几大箱子就那么虎头虎脑地堆着？ 不知道哇，是某某吗。不对，好像是某某某。身边人轻微争论着，似乎也都是不明所以的情形。但开心吗痛快吗，是真的，仿佛有一种天下已然大同，往来皆是兄弟的豪迈，更不要讲文学大业与酒事盛名了，俨然功成，千古壮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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