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宽和”：孟德斯鸠眼中的“江南”

    18世纪，法国思想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这场启蒙运动涉及的思想范围很广，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容就是对于中国的理解和认知，在思想谱系上，这批思想家对中国的理解和思考已经成为了法国启蒙运动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内容。以往，一谈到法国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认知，立刻就会想到以伏尔泰为代表的褒华派和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贬华派，不过今天学界不再仅仅只用这样单一性的两分法来进行分类，而是看到了这些思想家对中国的认知充满了更为复杂和丰富的内容。正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我选择以孟德斯鸠为个案来重新理解他对中国的认知与思考。

    和很多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不同，孟德斯鸠不是把中国作为一种异域想象，满足对异域的好奇，或要借助对异域的描叙来达到展现自身思想指向这一目的，他是将中国作为一种类型，一种可资比较的对象来进行认真严谨的考察。为此，孟德斯鸠阅读了很多关于中国的著作，例如杜赫德的《中华帝国通论》与其他传教士的一些书籍。1713年，孟德斯鸠在三个月时间当中，和生活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黄加略见了七次面，请教与讨论关于中国的一些知识。因此，他在《论法的精神》等书中对中国的系统性论述可以视作他多年的知识积累与深思熟虑的结果。

    那么，孟德斯鸠是如何理解和认知中国的？ 以前很多学人都认为，孟德斯鸠将当时的中国整体上定性为一个专制的国家，并作出了尖锐犀利的批评，当然这样的概括也多少符合孟德斯鸠的原意。对此，他作过很多表述，如：“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东方的历史始终透露着奴役的气息。”“在网里来回游动的鱼儿们自认为很自由，其实是被囚禁的。”但如果细读孟德斯鸠的著作，还可以发现另外一个维度，那就是孟德斯鸠认识到了中国内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他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的整体。例如他在《随想录》当中明确指出，中国属于混合性的政治体制。他说：

    中国的政体是一个混合政体，因其君主的广泛权力而具有许多专制主义因素，因其监察制度和建立在父爱和敬老基础之上的美德而具有一些共和政体因素，因其固定不变的法律和规范有序的法庭，视坚韧不拔和冒险说真话的精神为荣耀，而具有一些君主政体因素。这三种因素都不占强势地位，源自气候条件的某些具体原因使中国得以长期存在。如果说，疆域之大使中国是一个专制政体的国家，那么，它或许就是所有专制政体国家中之最佳者。

    从这段话中可以明晓，孟德斯鸠对历史上的中国政治体制与特性作了整体性与多样性的双重概括，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对中国作出了深入的思考，避免了单一化的片面。对此，我们需要用心体会孟德斯鸠这一思考的内在含义与价值，它为理解我们自身提供了另一种视角。更值得重视的是，孟德斯鸠在研究中国时，多次提到了“江南”这一区域。这实际上更为细致深入地指出了中国内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看似整体性的“专制”之下，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的表现样式，展现了内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这里以孟德斯鸠论“江南”为例来细化其对中国的理解。在孟德斯鸠那里，他把古代的埃及、18世纪的荷兰以及18世纪的中国江南，这样三个具有相似地域特点的地方放在一起比较。除了地理环境和农业特征之外，作为研究法学和政治学的思想家，他当然也会侧重于此进行论述，他看到了区域性的中国的江南和整体性的中国，以及江南与其他区域之间的差异。他认为，如果把那个时期的整个中国定性为君主专制统治的话，那江南则有些差异，政治体制相对宽和，没有暴君的专制统治，比法国的专制统治更为温和。他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有的地方需要人类的勤劳才得以生存。这类国家需要宽和的政体。主要有三个地方是属于这一类的，就是中国的江南和浙江这两个美丽的省份、埃及和荷兰。”在这里，我们需要关注与分析孟德斯鸠所说的江南政治宽和的内涵是什么，它指向着什么呢？

    在对中国的研究过程中，孟德斯鸠敏锐地发现，中国的江南土地肥沃，人民勤劳，经济繁荣，因而这一地区的经济支撑起了整个国家的财政，南方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北方。正是由于这一特点，孟德斯鸠提出了一个具有悖论性的命题，江南在经济上承受重负，但在政治上却是宽和的。正如他所说，在政治宽和的国家，有一种东西会补偿人民所负担的重税，那就是自由。在专制的国家缺少自由，相对而言，也会轻税。在一个重税的地方，其政治相对宽和，即人民的自由度相对较高。在我看来，这样的论断可以概括为，孟德斯鸠提出了经济与政治之间的补偿和交换原则。

    这个区域的自由度更高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在孟德斯鸠看来，这主要表现为如下四点：一是君主具有合法地位，要服从法律的规定，且任何一个官员在执行法律时，都不能完全按照其个人意志或仅凭个人意志来行使权力，他会遵守法令行事。孟德斯鸠指出：“在政治宽和的国家里，无论在哪里法律都是明智的，并且是家喻户晓的，所以，即使是最小的官吏也能够有所遵循法律，而非自己的意志。”以此为中心，整个社会建立起了基本的规范性，形成了一种规则意识和以此为中心的社会运转逻辑。由此，孟德斯鸠进而推导出第二点，在政治宽和的环境下，官员们的权力受到限制，这也是他所说的“君主合法权力”的含义，包括君主在内的各级权力机构和官员都在一定的权力框架下运转，保证了这些权力不能蜕变为“暴君的专制统治”。这就是说，江南的地方官员们不能够肆意妄为，为非作歹，鱼肉百姓。三是在一个政治宽和的地方，财产权相对能得到保障。孟德斯鸠说：“中国确立了土地所有权。”四是各级官员都表现出良好的品德，孟德斯鸠常将宽和的精神解释为品德。他们是“智慧的统治”，而非“暴政”，他们“节俭而非淫佚”。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说，江南这一空间治理良好，政清人和，秩序井然，宽和的政治又保证了可持续的经济繁荣。江南的经济发展特点，导致其法律、民情、政治体制的安排、政治统治和权力运作的方式和别的区域不一样，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甚至特殊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江南成为了孟德斯鸠笔下一个独特的空间。

    在此，我们可以沿着孟德斯鸠的思考大胆演绎一下，孟德斯鸠说，政治自由只在宽和的政府里存在。那么，在18世纪的江南这一区域性、地方性空间中，要是能始终保持这一“政治宽和”，并在“宽和”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的话，那么其发展的前途不可限量。如果说在孟德斯鸠这里，他对中国总体上是持批评态度，认为这个皇权统治与其说是管理民政，毋宁说是管理家政。但就“江南”来说，他还是看到了其管理方式存在着一些差异。可以说，江南用经济的重负“赎买”或交换来了一些“政治自由”，形成了“政治宽和”的独特空间。而这一“政治宽和”的独特空间形成后，又在历史的演进中变成了民风民情，支持与不断复制着“政治宽和”的存在，并在合适的条件下，借助这一“宽和”获得更大的体制性的突破。只是很遗憾，这一突破没有在近现代历史上得到验证。尽管如此，孟德斯鸠通过对区域空间的经济分析，还是实质上道明了经济与政治、法律关系之间的奥秘，透过中国的整体性来思考江南区域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将江南看作整体性当中的差异和分殊。这一考察似乎也内含着，在同一个政治体制之下也可以有着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政治和法律安排，形成独特的政治与社会空间，造就不同的民风民情。这种多样性不仅激发起了地方的活力，而且在不同区域空间的创造性实践当中，也为选择未来的行进方向提供了多种可能性。我想孟德斯鸠的这一观点对于我们思考历史与当下具有重要的启发，其中之一可能便是，今天的江南仍是中国经济最为自由、活跃与繁荣的地区之一。这不单是历史传统的延续，实在因为它曾经是一个“政治宽和”的空间。沿着这一逻辑，似乎能够窥知未来的江南将会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