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一大南湖续会共有十位代表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前夕，浙江省文史馆等单位举办的“恰是风华正茂”为主题的书画特展，在浙江展览馆开展那天，第一展厅最显眼位置的《日出东方》和《红船起航》两幅大型人物画深深吸引了我。我分别凝视着这两幅画。《日出东方》这幅210×165cm的大幅画，是画作者给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13位代表塑造的全身画像。但193×220cm的《红船起航》这幅画上站在南湖画舫船头的怎么只有李达、张国焘、刘仁静、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王尽美、邓恩铭、包惠僧、周佛海，而没有李汉俊、何叔衡、陈公博以及马林、尼克尔斯基呢？ 难道党的一大在嘉兴南湖画舫上的最后大会就是这10位代表吗？ 其他代表都没有赶赴嘉兴？ 为解开这个疑团，笔者特意赶赴嘉兴参观学习了刚重新布展开馆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并采访这两幅画的作者张谷良。

    张谷良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现为中国美术学院），国家一级美术师，是现代浙派第二代优秀画家。2000年，他从海宁文联专职副主席、文化局副局长的岗位上调任嘉兴画院担任院长，2012年被聘为浙江省文史馆馆员。

    下面记述的是笔者与画作者的采访对话。

    童禅福：《红船起航》这样重大的主题画是怎么下决心去创作的？

    张谷良：我出身农家，入党已55年了，没有党的培育，我不可能有今天，我对党十分有感情。我绘画创作主要是中国人物画，我要用这支画笔去歌颂党，歌颂改革开放，歌颂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路英雄人物。作为生活在嘉兴市的画家，我应该去画党的一大题材，1996年，我引进写意画的皴擦肌理，去追求进入历史时空的朦胧感。我画了一幅党的一大13位代表的全身人像图，并刻了“历史一页”印章压角，取名《历史一页》，但画好之后，我自己不满意，没有参加1996年建党75周年画展。后经过多次修改，《历史一页》在1999年浙江省庆祝国庆50周年大展中被评为三等奖。我调入嘉兴上班的第二天，就再次去了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学习。从此萌生了画一幅特大的南湖红船题材画的想法，当然《红船起航》这幅画是经历了20多年才画成的。

    童禅福：怎么要经历20多年呢？

    张谷良：这里有几个阶段，首先，当时的背景要搞清楚，二是党的一大最后为什么选在嘉兴南湖开？ 三是哪些人到会，哪些人又为什么不到会？

    童禅福：党的一大，全党全国人民关注，全世界各国专家学者都在研究，要画准这幅画也等于还原了一段历史真貌。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大事，也是一件非常艰难的苦事。

    张谷良：的确很艰难，不仅画得苦，素材搜集更苦。但我生活在南湖边上，人熟，情况熟，南湖革命纪念馆和嘉兴党史研究室有一批研究党史的专家。一次，南湖革命纪念馆重新布展，纪念馆把拆下的一批老资料全部送给了我们画院，比如党的一大13位代表及马林、尼克尔斯基的头像，这些珍贵的资料对我创作这幅画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我看了很多书，也去上海图书馆，上海的党的一大会址参观学习了多次。反映党的一大题材的画作不计其数，党的一大题材的影视剧也很多，但究竟几位代表去南湖画舫开会各说不一，全国不少画展公开展出的南湖续会画上有12位代表的，有13位代表的，甚至有一幅画把李汉俊画在了南湖画舫船头的显著位置。刚播出的电视剧《中流击水》中南湖船上开会的片段里，毛泽东与何叔衡在船头上还有一段对话。虽然艺术可以高于生活，但不符合历史事实，显然是不妥的。我认为历史画必须真实可信，真实可信是历史画创作的基本原则。我画党的一大题材画，是一次深入的党史学习过程。

    童禅福：你现在创作展出的《红船起航》，画的是10位代表在南湖画舫船头上。

    张谷良：共有10位代表参加党的一大南湖续会，我是查阅了很多资料，才敢下决心下笔创作的。

    党的一大1921年7月23日、24日在上海当时的博文女校开会之外，25日、26日休会两天，7月27日至30日一连四天都在李汉俊宿处召开，7月30日晚，法租界巡捕侵扰中共一大会场后，当晚包惠僧返回李家打听情况时，李汉俊明确告诉包惠僧：“不过明天的会，不能在这里开了。”张国焘、李达等人开会商议续会地点，作出了到杭州西湖开会的决定，散会之后到第二天上午期间，李达等人又发现即使乘早班火车，也要12点40分才能到杭州，不能“尽一日之长来结束这个会”，而且西湖人多眼杂，“怕别人认出来”，因而觉得去杭州西湖续会不适合了。这时，李达夫人王会悟“就建议到南湖包一个画舫，在湖中开会”。（新布展的南湖革命纪念馆中有一段王会悟回忆录音：“我是在嘉兴读过书的，我想还是到嘉兴叫只船开会，嘉兴么至少有熟人，嘉兴么至少有朋友，假设真正出危险么，我还可以通过熟人朋友找嘉兴几个有名望的社会贤达，把他们请来帮忙。”）

    但一大代表到嘉兴南湖究竟几个人？ 我查阅了很多资料，特别是细读了嘉兴市委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课题组编著的《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专著，认为李汉俊、陈公博、何叔衡及马林、尼克尔斯基5人没去南湖。

    据《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考证，7月30日晚，法租界巡捕侵扰中共一大会场，当晚的搜查情况陈公博在《十月旅行中的春申浦》中作了记载。但当晚法租界巡捕走了，包惠僧返回李家打探消息之后，李汉俊的情况如何，就很少有资料提到。只有李汉俊的嫂子薛文淑回忆：“我只是记得有一天，我回到家，一进门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厨师老廖告诉我说，有法国巡捕来搜查过二先生（指汉俊）的房间，并说没有抓人。这时汉俊已不在家，我上楼到他房间看了一下，除了书架上的书比较零乱以外，没有别的迹象，其他房间据老廖说连进都没有进去。”这是在巡捕走了以后唯一对李汉俊家中的情况的回忆。

    李汉俊有没有参加嘉兴南湖会议呢？ 对此有不同的说法。陈潭秋回忆：“这是大会的最后一天。李汉俊和陈公博没有出席，因为在搜查后，在他们后面有人盯梢。”刘仁静也回忆：“第二天我们就到了嘉兴南湖。李汉俊没有去，陈公博因为那天晚上出事害怕了，就没有敢到南湖去开会，所以一大的那些会，也不是每个人都参加了的。”张国焘的回忆有所不同：“代表中只有陈公博未来，他早一天坦率的向我和李达表示请假不出席，因为他太太对在李家所发生的事尤有余悸。其他的代表却不将这件事放在心上，首当其冲的李汉俊也满不在乎，大家仍然兴高采烈地继续工作，并笑陈公博是个弱不禁风的花花公子。”

    如果说马林、尼克尔斯基因为是外国人，目标太大，容易引起密探的注意，不能参加嘉兴南湖会议，那么，李汉俊同样也有影响会议安全的问题，因为代表中只有陈公博和李汉俊两人与法租界巡捕照过面，在一起接受盘查两个多小时，其他代表担心李汉俊仍然在法租界巡捕的跟踪监视之中。为安全起见，李汉俊被劝阻参加嘉兴南湖会议是可能的。所以，陈潭秋、刘仁静的回忆比较符合常理，我就没有采信张国焘的回忆。

    何叔衡是否参加嘉兴南湖会议的考证，《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一书中记载：“周佛海的回忆可以证实，何叔衡在7月30日之前已返回长沙。7月30日晚，法租界巡捕侵扰中共一大会场，周佛海回忆到了半夜12点时左右，毛泽东一个人回到博文女校，而没有提到还有何叔衡一起回来。如果何叔衡也参加了7月30日晚的会议，他怎么可能让毛泽东一个人在外面转了4个小时。反过来，毛泽东怎么可以丢下何叔衡一个人不管，自己一人回到博文女校呢？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何叔衡没有参加7月30日的会议，其原因只能是他已动身回长沙了。”萧瑜在《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一文中记叙说：“刘仁静回忆参加‘一大’后，我和高尚德二人去游西湖，在西湖碰到了毛主席。他当时穿着长衫，拿把雨伞，看见我们时，向我们点头。”上海泰东图书局经理赵南公在《赵南公日记》第三册1921年8月11日日记中记载：“毛泽东（长沙文化书社）来小叙即去，据云来已月余，客博文女学，病多日矣。湘局如靖，将扩弃文化书社于各县，湘人真勇于运动。”这个短短的记载有很多信息：“来已月余”表明毛泽东是在7月11日前已到达上海，8月11日毛泽东还在上海，而且仍住在博文女校。尔后，毛泽东也没有从上海直接回长沙，而是去了南京，这样他回到长沙要在8月下旬了。综合这些有关记载，都没有提到何叔衡，只能说明此前何叔衡没有参加嘉兴南湖会议，已经提前回长沙了。

    童禅福：你对党的这段历史的研究，确实下了大功夫，而且又有那么多资料，这一切为你创作《红船起航》奠定了坚实基础。身为嘉兴画家，你可谓是占了“地利”。

    张谷良：是的，这得天独厚的条件，我是很珍惜的。我为党的一大创作，可说是呕心沥血。草图也不知画了多少，晚上睡下又起床或是早上一起床就画上几笔是常有的事。

    《红船起航》大型画创作的主要原则是首先突出成为我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与董必武。在革命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邓恩铭、陈潭秋、王尽美放在显赫位置。李达是一大会议转移嘉兴南湖船上召开的主要功臣，又是新当选的宣传主任，安排坐在船头的墩上，人物比较突出。张国焘虽然后来分裂党，另立中央走向反面，但当时是会议的主持人，又当选组织主任，也不能小觑，所以安排在构图比较中间的位置。受陈独秀指派出席党的一大会议的包惠僧，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国务院参事，放在毛泽东右边也相对合理。刘仁静是会上最年轻的，又是最后去世的一大代表，虽曾因托派开除党籍，但后来悔过，成为国务院参事。周佛海在会议后追随汪精卫成为中国第三号大汉奸，就把这两个人放在次要的位置上。我对10位代表的形象和气质的表述也下了苦功。即按照南湖革命纪念馆陈列的照片为准，中国画最初是以“酷肖”，也就是画得象为上，后来提出了“形神兼备”，又有“看画只形似，见与儿童临”之说。在代表们的人物塑造中，我以画象和画气质摆到同样重要的位置上，对不同立场的人物形象塑造留有不同的神情。有的因为一大胜利闭幕充满希望的喜悦，有的握着拳头，要好好干的样子，有的比较木然，也有的情绪沮丧。我现在创作展出的这幅画幅193×220cm的《红船起航》，我认为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一幅作品。

    张谷良画家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翰墨写春秋，他那种求真务实，一丝不苟的真诚和追求，值得赞颂和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