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的《遗信》是写给“高某”的吗？

    笔者近期在搜集方志敏的相关研究资料时，偶然在网络中看到一组关于方志敏的文档名称：“方志敏为将在狱中写的文稿交党中央给高某的信”；“方志敏写的《清贫》《可爱的中国》手稿”。但是据笔者所知，《方志敏文集》和《方志敏全集》中有以《遗信》为题名收录的方志敏给某位狱友的信，并没有收录题名为“方志敏为将在狱中写的文稿交党中央给高某的信”，那么网络中出现的这封题名为“方志敏为将在狱中写的文稿交党中央给高某的信”真的是写给“高某”吗？

    需要说明的是，网络中出现的这封题名为“方志敏为将在狱中写的文稿交党中央给高某的信”和“方志敏写的《清贫》《可爱的中国》手稿”，都是方志敏烈士在1935年1月27日被捕入狱之后在南昌的监狱中所写的，后来通过狱友的帮助送到上海地下党手中。时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副主任的冯雪峰按照办事处主任潘汉年的指示把收到的方志敏的两封书信（即方志敏给负责送信的一位狱友的信和方志敏给党中央的一封信的抄件。因为方志敏给党中央的一封信是密写的，冯雪峰洗出后抄写了一份）和两篇文稿（即《清贫》和《可爱的中国》）交给友人谢澹如（亦名谢旦如，后来曾任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保管。上海解放后，谢澹如把冯雪峰委托他保管的瞿秋白、方志敏的书信和文稿交还给冯雪峰。冯雪峰在请示中央宣传部之后，决定从历经艰险保存下来的方志敏的两封书信和两篇文稿中选择方志敏给一位狱友的书信以《遗信》为题（按：方志敏给党中央的信没有编入，这封信在2012年收入《方志敏全集》之中才正式公开。不过，一些党史界和鲁迅研究界的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在中央档案馆看到过这封信的内容）和两篇文稿合编为《可爱的中国》一书交给上海出版公司在1951年影印出版，从而使广大读者通过这本书了解到方志敏烈士的革命事迹。冯雪峰在完成了影印出版《可爱的中国》一书之后，才把上述方志敏的两封书信和两篇文稿交给中央。中央办公厅在1953年把《清贫》《可爱的中国》这两篇文稿和方志敏给一位狱友的书信移交给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收藏，把方志敏给中央的信交给中央档案馆收藏。中央革命博物馆在1960年更名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在2003年与中国历史博物馆合并组建中国国家博物馆，《清贫》《可爱的中国》这两篇文稿和方志敏给一位狱友的书信一直收藏在该馆之中，均为国家一级文物。

    冯雪峰在为《可爱的中国》一书所写的“说明”中特地感谢了从狱中带出方志敏书信和文稿的朋友，但没有写明这位狱中朋友的姓名。方志敏的夫人缪敏按照冯雪峰为《可爱的中国》一书所写的“说明”中提到的信息，在访问过许广平确认鲁迅曾经收到过方志敏的文稿之后，又通过公安部门查找到了为方志敏传送书信到上海的高家骏和程全昭，并在1961年邀请两人到南昌做客时告诉两人他们当年为方志敏传送的文稿中有《清贫》和《可爱的中国》这两篇文稿。高家骏和程全昭两人这时才知道他们当年为方志敏从狱中传送到上海的书信和文稿中有《清贫》和《可爱的中国》，所以他们在此后直至1970年代接受研究者和媒体采访时都说他们当时传送的文稿中有《清贫》和《可爱的中国》这两篇文稿。如高家骏在1977年8月25日写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负责人的信中说：“方志敏烈士生前，在狱中所写的《清贫》和《可爱的中国》文稿是在1935年7月初，南昌大水后的第五天，由我从狱中携出，交给程全昭（当时化名李贞的）转送到上海，在宝隆医院前，面交许广平同志收的。”（转引自叶淑穗《方志敏〈可爱的中国〉手稿确经鲁迅转送》，载《从鲁迅遗物认识鲁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557页）

    此外，缪敏在《鲁迅与方志敏的一段往事》（《星火》1961年第10期）中写道：《清贫》和《可爱的中国》这两篇文稿是由当年关押方志敏的看守所的“姓高的文书”托他的“未婚妻”送到上海交给鲁迅的（参见黄中海《鲁迅与方志敏》，中华书局，2001年出版，第3页）。大约就是因为上述缪敏的文章以及高家骏和程全昭的说法，某机构才把这封方志敏给一位狱友的信定名为“方志敏为将在狱中写的文稿交党中央给高某的信”，而不是像冯雪峰那样把这封方志敏给一位狱友的信定名为《遗信》。附带指出，1985年10月，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方志敏文集》编辑组编辑、邓小平题写书名的《方志敏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遗信》的题名收录了这封方志敏给某位狱友的信。另外，还以《给某夫妇的信》的题名收录了方志敏给某位狱友夫妇的一封信。《方志敏文集》编辑组在该书附录的文章《关于方志敏狱中文稿的几个问题》中通过研读《遗信》《给某夫妇的信》和《给党中央的信》（当时尚未公开发表）这三封信的内容，并采访方志敏的狱友胡逸民，指出：“《给某夫妇的信》和《遗信》都是给当时狱中的胡逸民和他的夫人向影心的。”（《方志敏文集》第422页）2012年，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江西省方志敏研究会编辑的《方志敏全集》作为《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之一，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方志敏全集》不仅收录了《遗信》和《给某夫妇的信》，还首次收录了《给党中央的信》。《方志敏全集》的编辑者给《遗信》做了注释：“原信无对象，无写作日期。此信应是写给胡逸民。”（《方志敏全集》第214页）另外，还给该信中最后的一句话“高的二十元，想不到办法给他吗？”进行注释：“高，指高家骏，即高易鹏。他曾任职国民党委员长行营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文书，一度担任方志敏囚禁监狱的看守。高通过其女友程全昭于1935年7月初将方志敏狱中文稿传送上海，后几经辗转至中共地下组织。”（《方志敏全集》第215页）由这一句话也可以看出，方志敏的这封《遗信》不是写给高家骏的，否则方志敏也不会在这封信中写到这一句话。另外，《方志敏全集》的编辑者在对高家骏的注释中只提到高家骏和程全昭传送过方志敏的文稿，没有采纳高家骏和程全昭传送的文稿中有《清贫》和《可爱的中国》这两篇文稿的说法。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党史研究学者和鲁迅研究学者早在1980年代就已经考证出方志敏在狱中写的这封信是给胡逸民的。如赖世鹤和范垂学两人于1951年在中共中央秘书处整理党中央的历史档案时发现了一个用桐油油过的纸包，其中就有方志敏写给党中央的信，以及《清贫》《可爱的中国》等文稿。赖世鹤在《档案的凭证作用——〈可爱的中国〉中的两封信是给谁的？》（《档案学通讯》1986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中央档案馆有一份冯雪峰同志在一张长纸条上用铅笔抄写的抄件。抄件抄录了方志敏烈士的两封信，一封是给党中央的，一封是没有收信人姓名的。在这两封信的后面是小K（小K即小开的谐音，上海话是小老板的意思，是潘汉年同志的化名）用钢笔写的附信。没有收信人姓名的信的内容和《遗信》的内容完全一样。但不同的只是，在抄件上有小K注上‘方给胡某的信’六个字。这就是说，这封信的收信人是姓胡，而不是姓高。这是勿庸怀疑的。因为潘汉年同志当时是中央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冯雪峰同志是副主任，他们是不会不知道这封信的来历和收信人的姓名的。”“这胡某是谁？ 我们只要把《遗信》和方志敏烈士《给党中央的信》对照一下就清楚了……胡罟人乃胡逸民耳。这封《遗信》是方志敏烈士写给胡逸民的……《给某夫妇的信》仍然是写给胡逸民的。”另外，上海鲁迅纪念馆的研究人员周国伟和史伯英通过查阅中央档案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所收藏的有关方志敏的档案资料，并访问高家骏、程全昭和胡逸民之后，撰写了《鲁迅与方志敏狱中文稿新探》一文，指出：“现已知的有《遗信》和《给某夫妇的信》。这两信均无受信人的名字，但实际上皆是给胡逸民及其夫人的……从信的内容看和胡逸民及其夫人的情况相一致。高家骏也说‘方志敏《给某夫妇的信》，是给胡逸民的，是我拿去的’。（《访问高家骏记录》）”（《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3期）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网络中出现的这封“方志敏为将在狱中写的文稿交党中央给高某的信”的题名是错误的。这封信应当是方志敏写给狱友胡逸民的。目前尚不知道，方志敏给狱友胡逸民的这封信是在何时被某机构确定为这一名称的。考虑到冯雪峰在1951年编印《可爱的中国》一书时把方志敏给狱友胡逸民的这封信定名为《遗信》，《方志敏文集》和《方志敏全集》也是以《遗信》为题名收录这封信，因此笔者建议某机构把“方志敏为将在狱中写的文稿交党中央给高某的信”的题名修改为《遗信》，一方面是因为这封信不是写给“高某”的，是方志敏给狱友胡逸民的，这样才能较为准确地命名这封信的题名；另一方面是因为把这封信的题名修改为《遗信》也是延续了冯雪峰以及《方志敏文集》和《方志敏全集》对这封信的命名，从而也有助于后人准确地阅读、理解这封信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