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土重来的尘暴

    2020年秋，《尘暴》中文版在首版十七年之后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再版。今年三月，沙尘暴“消失”多年后再度肆虐，席卷北京等地，《尘暴》迎来又一波阅读热潮。

    在书中，唐纳德·沃斯特先生描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大平原地区持续发生的大尘暴。大尘暴不仅发生在大平原南方数州，后来更一直刮到北方芝加哥、威斯康星，甚至刮到纽约。幅度之广，从南到北；时间之长，持续了四十年。沃斯特先生不但宏观性地描述了尘暴发生的气候、土壤、政治、经济等诸多原因，还将大尘暴发生时所有的细节，包括对人们生活、生产、交通以及对人精神状态的影响，都做了非常细致的讲述。

    贯穿全书的一个观点是，大尘暴的发生与资本主义文化有关。在今年三月清华大学与江苏人民出版社举办的本书出版网络学术座谈会上，沃斯特先生在演讲中再次确认这个观点。

    “资本主义”这个词在沃斯特先生的话语体系里不完全是一个贬义词，更是一个中性词。他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精神要求规模生产，要求以较小的投入来获得最大的产出，持续地向自然禀赋要效益，充分发挥所有的生产要素的作用。他认为，向earth不断地要效益，就产生了大市场，效益越来越好，尘土就越高越大。当尘土积聚成足够大规模的时候，就变成了尘暴（Dust）。资本主义不断挖掘财富的精神，导致了大尘暴产生。

    令人遗憾的是，1979年本书问世到现在40余年，不仅是资本主义及其文化产生了尘暴，其他的地区和体制，别的国家和文化也产生了尘暴。

    当年大尘暴到达芝加哥地区的时候总共一千两百万吨，市区平均每人平均承载了四磅。每人四磅与总共一千两百万吨这个数字令人震惊。华北地区森林砍伐和土地的过度使用，导致上世纪70、80年代以及本世纪初北方地区产生沙尘暴，其程度不一定比美国大平原30年代的沙尘暴更轻。近十年来华北春天很少见到沙尘暴，这可能与中国北部地区的土地修复有关，包括塞罕坝等地大规模的森林种植。可正当我们准备欢呼胜利的时候，今年的沙尘暴成为不速之客，迅速把我们拉回到过往岁月。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院教授夏明方在《尘暴》座谈会上说：不断有专家说，《尘暴》在中国出版后中国沙尘暴就消失了；但话音未落，遮天蔽日的沙尘暴就扑面而来。

    尘暴不是近几十年来才有，也不是一个世纪以来才有。人类诞生以来就不断出现这样的环境事件。沃斯特先生把大平原的大尘暴看作是有史以来三大自然灾害事件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三四千年之前中国大规模的砍伐引起洪水泛滥，以及地中海地区植被的普遍消亡带来的自然灾害。

    梅雪芹老师翻译的《大象的退却》告诉我们，在三四千年之前，中国北方地区不但有大象而且还很多。那个时候北方地区以及包括河南在内的中原地区气候温暖。后来因为环境变化，气候变冷而不是变暖，加上北方地区战争连绵，大象被用作战争和运输工具而生存困难，于是大象一路“退却”到西南和华南地区。从四千年中国环境史看，环境变坏也不完全是资本主义产生之后的悲剧。

    由于人们对自然和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认识不清，一些国家在特定阶段，对自己能力的高估导致对环境的伤害。人们总认为能够胜天。《尘暴》译者侯文蕙老师通过生物学和生态学的研究，认为人定胜天的命题需要重新考虑，对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也要进行反思。

    长期以来，人们对自身能力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经过了倒抛物型的形态：早期人类对自然与自身能力的认识是清醒的，认为自己能力有所不足，因而敬畏自然。随着生产力即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人类对自身能力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能力开始下降到一个低点。今天，我们正从这个低点走出。

    在我们对作者沃斯特先生表达敬意的同时，也必须对《尘暴》所属的“同一颗星球”书系主编刘东先生表达敬意。巧合的是，刘东先生在总序和沃斯特先生在自己作品的序言里都提到了一个问题：科技发达是否给人类带来了福音？ 刘东先生中文版总序说：“几乎全世界的环境主义者都属于人文类型的学者，而唯独中国本身的环保专家却基本上是属于科学主义者。正因为这样，这些人总是误认为只要能用上更先进的科技手段，就准能改变当前的被动局面。殊不知这种局面本身就是科技‘进步’造成的。问题的真正解决要从生活方式的改变入手，可那方面又谈不上什么进步，只有思想观念的幡然改变。”沃斯特先生殊途同归地表达这个观点。《尘暴》序言的最后一句话说：“我们仍然天真地确认科学和技术会治愈留给我们地球上的创伤和痛苦。可是此刻那些创伤事实上比以前更多了，也更恶化了。”

    沙尘暴没有成为历史，今年春天又再来了；我们感觉雾霾好像在逐步消失，但它仍可能反复出现。见证过这段环境灾变的中国学人很多，希望他们今后能够研究像大尘暴这样的灾难，写出像沃斯特先生《尘暴》这样的著作，警醒地球上所有的人，推动大家共同关注我们所居住的星球、解决我们不断遇到的环境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