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的一封辩诬函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次年5月，戴望舒由上海到香港，任中国文化协进会理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留港会员通讯处干事等，主编《星岛日报》副刊《星座》、诗刊《顶点》，编辑英文版《中国作家》等。1941年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1942年3月，日本宪兵以从事抗日活动的罪名，将戴望舒拘捕。戴望舒备受酷刑，但始终坚持民族气节、宁死不屈，并写下《狱中题壁》等充满爱国情怀的诗篇。同年5月，戴望舒被保释出狱，但仍受到“不得离港”等限制。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他才获得人身自由。1946年春，返回上海。

    抗战胜利以后，全国兴起检举汉奸运动，文艺界也不例外。

    1945年9月11日，戴望舒致信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后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报告自己从港战发生以来的情况。9月24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复函戴望舒，委托其负责“调查附逆文化人”（《文协函慰上海作家并请调查附逆文化人》，重庆《大公报》1945年9月25日第1张第3版）。可是不久，戴望舒本人却被检举为汉奸。1946年2月1日，桂林《文艺生活》光复版第2号发表《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对于惩治附逆文化人的决定》，同时刊发21位“留港粤文艺作家”联合署名的《留港粤文艺作家为检举戴望舒附逆向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重庆总会建议书》。《建议书》指控戴望舒在香港沦陷期间，“与敌伪往来，已证据确凿”，并附证据三件。针对指控，戴望舒写了一封真切沉痛、感人肺腑的“辩白书”(冯亦代曾保存着这份未刊手稿，几十年后转送给了李辉。参见李辉《难以走出的雨巷——关于戴望舒的辩白书》，《收获》1999年第6期）。他说：“我曾经在这里坐过七星期的地牢，挨毒打，受饥饿，受尽残酷的苦刑(然而我并没有供出任何一个人)。我是到垂死的时候才被保释出来抬回家中的。”还说他拒绝参加敌伪组织及其活动，“没有写过一句危害国家民族的文字”。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重庆总会大概收到了戴望舒的“辩白书”，最终未采信那些“留港粤文艺作家”的建议，没有认定戴望舒为“附逆文化人”

    风波本已平息，没想到两年之后，又有人说戴望舒是被通缉的汉奸。

    1948年3月22日，上海《东南日报》第1张第4版刊登消息《粤高院通缉汉奸三百余名传叶灵凤戴望舒匿居本市》，内中称：“广东高等法院最近通缉汉奸一批计三百余名，文化汉奸叶灵凤，戴望舒亦在其内。传叶戴二逆，改姓更名，潜居沪市。”3月24日，重庆《大公晚报》也发表了题名《粤高院通缉汉奸传戴望舒叶灵凤匿居沪市》的消息，其电讯头为“广州二十三日电”。

    戴望舒看到《东南日报》上的消息后，“不胜骇异”，遂于3月24日致信《东南日报》，请予更正。全文如下：

    迳启者，本月二十二日贵报第一张第四版，载有粤高等法院通缉汉奸三百余名消息一则，独举出叶灵凤及鄙人姓名，并称叶君与鄙人均改姓更名，潜居沪市等语，阅之不胜骇异。按鄙人在港，身陷日寇牢狱，受尽虐刑，始终不屈，事实俱在，人所共知。（忆贵报长春副刊亦曾刊出短文一篇，记鄙人在港时编制民谣打击日寇事。）胜利后复员来沪，先后在国立暨南大学、国立音专及市立市专等校任教，得暇并为各报章杂志撰文，现寓本市其美路新绿村，从未改姓移名，更无所谓潜居，贵报所载种种，想必出于别有用心者之恶意毁谤，用特奉函，请予更正。是所至感！此上

    东南日报

    戴望舒顿首三月廿四日

    3月26日，这封信刊发在上海《东南日报》第1张第4版“来函照登”栏。戴望舒认为，他在香港“身陷日寇牢狱，受尽虐刑，始终不屈，事实俱在，人所共知”，而《东南日报》所载的不实消息，是别有用心者对他的“恶意毁谤”。

    信中，戴望舒提到“贵报长春副刊亦曾刊出短文一篇，记鄙人在港时编制民谣打击日寇事”。“短文一篇”即指马凡陀所写的《戴望舒所作的民谣》，发表在《东南日报》1946年11月9日第2张第7版《长春》。文中说，香港被日寇入侵后，民间广为流传一首讽刺日本侵略者为祀奉所谓“阵亡英灵”而建造“忠灵塔”的民谣——“忠灵塔，忠灵塔，今年造，明年拆”，是戴望舒写的。当时，戴望舒所编制的民谣共有十几首，其中一首诅咒日本“神风飞机”的民谣是这样写的：“神风，神风，只只拨空，落水送终。”在马凡陀看来，以《雨巷》等抒情诗闻名的戴望舒“忽然写出这种朴实的作品来”，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任何认真地生活在这个时代中的人没有不受时代的波动的，何况一个敏感的诗人呢？”他还说：“戴先生曾被捕下狱，受尽苦楚，虽然生还，身体大受影响。”此后，汉口《大刚报》（11月12日）、重庆《大公晚报》（11月14日）、贵阳《中央日报》（11月27日）等报纸纷纷转载了这篇文章，在文末署有“文联”字样。11月18日，香港《华商报·热风》第229期转发时，改题《香港的战时民谣》，文末标示“文联社特稿”。马凡陀的这篇文章为戴望舒洗清冤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所以戴望舒在信中特别提到两年前的这篇短文，以正视听。

    1948年4月11日，《青岛晚报》上有一则简讯，题为《戴望舒不白之冤》，对《东南日报》所载消息及戴望舒信作了比较客观的报道：“日前上海某报记戴望舒附逆嫌疑，与叶灵凤之名并列。此讯刊出后，载（戴）立函该报更正……上海某报以戴行踪秘密，实误传，戴寓于上海江湾其美路，且常在各种文艺集会中漏（露）脸焉。”

    戴望舒写给《东南日报》的这封辩诬函，未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月版《戴望舒全集》，也不见有论者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