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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延安的第一个早晨，访问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这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斗争的主要机构。
在途中，我们的照相机抓拍到了一支正在行进中的红军队伍。
进入抗大之后，便再次遇到了一个惊喜。朱德正在那里给一个班的学员们做报告。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位红军司令员。他体魄强壮结实、五官轮廓鲜明，与我们心目中的想象十分吻合。
这是美国汉学家托马斯·亚瑟·毕森1937年6月22日的记录。在延安短短四天四夜的停留中，毕森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进行了采访，同时被他们的崇高理念与精神力量所感召。
84年后，毕森的采访被重新发现并翻译出版。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岩在《1937，延安对话》发布会中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1937，延安对话》是中国出版集团、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建党百年献上的一份珍贵的礼物。这是一本极具党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好书，是我党在延安时期革命实践和思想理论的重要见证，是一部新发现的《红星照耀中国》。”
除文字外，书中还收录了大量珍贵照片，不仅有1937年从西安到延安的沿途景象，还有当年延安根据地的实际面貌，尤其难得的是捕捉下了当时正值盛年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面容与身姿。这本书的出版，充满了传奇色彩。
待发现的另一部《红星照耀中国》
2019年1月，《当代》杂志主编孔令燕看到朋友推荐的一篇散文，是居住在加拿大的中国作家李彦写的《校园里那株美洲蕾》，讲述了一位命运与中国息息相关的美国学者的跌宕人生。这位学者就是托马斯·亚瑟·毕森。
《校园》一文介绍了毕森在抗战前夕的延安之行和后来的命运辗转。1937年6月，卢沟桥事变之前，在斯诺的帮助下，毕森和其他几位美国同行一起到访延安，亲眼见证了当年中国社会的现实和革命圣地的烽火岁月，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袖，并将这些见闻与采访用铅笔记在两个笔记本上，真实记录了延安时期的革命实践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这些特殊的经历使毕森在思想上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
读完这篇文章，孔令燕除了心生对早期革命者的感佩、对学者命运的感怀之外，更对文章中反复提及的、毕森用铅笔写的两本笔记本产生了兴趣，因为与延安、与斯诺等有关系，直觉这是一部极具史料价值的笔记。她想，这也许是一部有待发现的《红星照耀中国》。
但是，还有一些问题有待确认：不知道这本笔记是否已经在美国出版？如果已经出版，是否曾经引进到中国？如果已在中国出版，因为时隔八十多年，是否已经超过版权期？如果超过版权期，是否可以再引进出版？所有疑问归根到底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延安笔记”中文版。
孔令燕在网上搜索关于毕森以及他访问延安之行的信息，除了一些记录当年他们到达延安时的信息，没有更为详尽的记录。如此看来，李彦文中提到的这本“延安笔记”将更加珍贵。
于是，孔令燕立即与李彦联系，询问之后发现，“延安笔记”自写作以来，除毕森在他的一些专著中引用过外，只有在1972年中美关系迈上新台阶后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出版过一次，至今再未出版，而且没有授权中国的任何一家出版社出版过中文版。
孔令燕感觉收获了一个惊喜！她立即向出版社申报了选题，并得到从社里到集团的高度关注和重视。经过漫长、曲折的编辑过程，包括确认版权、购买版权、翻译和史实审定等等环节，才最终成书。八十多年前的那本铅笔记录的“延安笔记”，经过多次讨论，最后定名为《1937，延安对话》，在建党百年之际推出。
“美洲蕾”引起的故事
《1937，延安对话》中文版发布会，远在加拿大的李彦未能参加，虽深感遗憾却无比欣慰，这部作品的出版与李彦不屈不挠的追问和调查有直接关系。
某个春日里匆匆穿行于校园时，李彦发现，小花园的砖石甬道旁，突然出现了一棵风姿绰约的小树。打听之下，原来是生长于美国南方的树种“美洲蕾”。它是何时跻身此地的？李彦发现树下的野草莓丛中，立着一块浅灰色金属铭牌，上面镌刻着几行英文字：“此树献给著名亚洲研究学者托马斯·亚瑟·毕森(ThomasArthurBisson)博士。他于1969年起在滑铁卢大学瑞纳森学院执教并创立了中国语言和文化课程。”
她猛然间想起，大约在十几年前，图书馆长露易丝女士退休前夕，曾郑重其事地送给她一本薄薄的小书，作者好像便是毕森。李彦匆匆返回办公室，在书架上找到那本《一九三七年六月在延安：与共产党领袖们的会谈》，作者正是托马斯·亚瑟·毕森。这本仅仅70多页的旧书，是1973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的，里面附有几十幅照片，包括作者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延安的合影。
李彦没想到，自己在滑铁卢大学瑞纳森学院任教二十几年，如果不是偶然注意到校园里那株美丽的树，根本不知道中文教研室的开创者竟然是一位拥有如此非凡人生经历的学者。可是这株美洲蕾又是谁献给毕森的？围绕美洲蕾的出现，李彦展开了调查。
毕森是在什么情况下来到中国，又是如何采访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他的笔记又是如何保存下来，他的子女、他当年同行的伙伴后来如何？李彦一一走访，终于使一切真相水落石出。毕森留下的笔记对了解研究中国革命的艰辛历程，可谓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而李彦对于这一事件原委的调查，也可谓一波三折。
毕森先生的儿子、九十高龄的汤姆得知李彦在调查关于父亲的事情，曾经对她说：“我父亲终其一生，都坚信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尽管他受到了那么多的迫害，尽管后来世说纷纭，他也从未放弃过对毛泽东、周恩来的信念。如果你的研究能够发表出来，也就对得起我父亲对中国一生的热爱了。”
他们在延安做了什么
真相在调查中逐一展现。
在延安短短几天的访问，毕森一行被中国工农红军和共产党人的精神魅力和坚定信念所折服，发自内心地认为这是一个能带领中国走向光明未来的领袖集体。毕森在笔记上写道：
延安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胸中，充满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在那个环境里，个人私欲必须向崇高的理念折腰。为了共同的事业，人人平等，官兵一致，齐心协力，顽强奋斗，大家分享着这种精神追求所带来的充实感……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会顽强不屈地奋斗着、坚持着，要把这种精神推广到整个中国。
毕森一行从延安返回之后仅五天，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不久，毕森回到美国。
时势推动之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CenterforChinese Studies .China ResearchMonographs,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出版了这本珍贵的笔记，Yenan inJune 1937:TalkswiththeCommunistLeaders，直译为“1937年6月，与共产党领袖们的对话”，成为毕森访问延安36年之后，第一次出版的英文版。
同往延安、并曾担任过国民党的高级顾问的欧文·拉铁摩尔，在1973年英文首版的序言中写到：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所以毫无顾忌地透露出这些讯息，是因为他们无比坚定地相信，自己此刻正站立在历史转折点的紧要关头上，并能清晰地展望到前景和未来。
毕森记录下来的在延安那一场场谈话中，最为突出的特色，便是中国革命领袖们令人震撼的清晰思维和先见之明。
但是英文版在美国出版之后未引起关注，后来石沉大海。
为什么这本笔记的出版会拖延了这么久呢？
在《校园里那株美洲蕾》里，李彦揭开故事的原委：原来，20世纪50年代初，在美国发生的白色恐怖风暴中，人人过关，层层筛检。不仅是在陕北停留过数月之久的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就连毕森和欧文·拉铁摩尔这样仅仅是去延安逗留过短短四天的美国公民，也被扣上了“中国共产党的同情者”这顶帽子，遭到压制。当年，由于《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畅销而誉满全球的埃德加·斯诺，竟不得不告别祖国，将妻携子，远赴瑞士定居。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调查清楚“美洲蕾"已是几年之后。李彦注视着铭牌上镌刻的字迹，眼前浮现出一张又一张既陌生又熟悉的面庞。她想，那些名字，也许本就鲜为人知，也许已逐渐被今人遗忘。好在这一方花园里将长久地留存下他们的痕迹，并帮助后人解开人类历史上一个个心结。
李彦在“美洲蕾”里，在毕森这本薄薄的小书里，发现了秘密。在接到孔令燕翻译出版的邀请后，她放下手头工作，全心投入了《1937，延安对话》的翻译。
孔令燕说，这是自己从事编辑工作二十多年以来用时最长、投入情感最多的一本书。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她被中国革命者的忘我和奋斗精神所感动，被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和众多革命者的精神信念和理想光芒所震撼。毕森记录的时代正是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夜，身居延安的中国革命队伍刚刚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长征。这些领袖们虽然衣食简陋、身居陕北山区，但是他们眼中的光芒、心中的信念让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他们所坚持的纲领、号召和治国理念，是站在全民族的立场上，以全球化视野号召全国人民抵御外侮，坚决抗战。所有政策都是以人民为中心，解决根据地百姓的实际生活问题。
“我能切实感受到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正义性，能证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这本书，用鲜活生动、确证的事实，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孔令燕说，通过一本西方学者写于八十年前的笔记，看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成立28年的时候取得胜利，胜利后能用70多年的奋斗把中国带到今天，能让我们的生活和平、富足、安宁，不再有动荡、贫困和战火。
作家王树增说：“《1937，延安对话》以最详实的纪实样式，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在我们民族最危机的时刻，共产党人是用怎样的胸怀来倡导和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以说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就没有抗战的胜利。”评论家、《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认为，人文社能够把这本书出来，在出版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在历史事实里面，中国人讲的故事很多，但是从国际的角度、从讲中国故事的角度上，《1937，延安对话》更具备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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