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解忧？

    《忧虑》一书，引我入胜。它打破了我素常的阅读习惯和节奏，让我将最近一直交替在读的两种古籍，抛到一边，接连三晚，一口气读完——它挠中了我深藏内心、搅扰了我半辈子、不可与人言的秘密。更主要的，它从一个异常宏观的视角，远到荷马，近到眼前，取材文学、哲学、病理学、医学、政治学、摄影、音乐等多个领域重要作品，论证了忧虑与理性一体两面无可分离的关系，如此一来，个人的些微悲欢，不过是泯然众人的沧海一粟。明乎此，就大可以如曳尾于涂的庄子那般，“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是书所述诸种日常“忧虑”之象，在我身上，多有体现，像门有没有关锁插头是否断开是否会迟到是不是会误了火车之类，不过其中小焉者也。作者叙述自己作为一位“忧虑者”的准确起点，是17岁时，课堂上讨论莎剧所诱发。仅论年龄，我的忧虑比作者可是早太多了，尽管不能标明准确的时间点。

    那是我12岁之前的一两年，小学高年级初中低年级之时，懵懵懂懂，开始有了忧虑。其时，我父亲的年龄接近36岁这个“坎”。乡下人传言，每个人遭逢自己属相的年份，都会遇到一些麻烦，大的麻烦可能就过不去了——半个世纪之前的中国，在缺医少药只能听天由命的乡下，总会耳闻目睹不少“过不去”的实例，实例中，甚至不乏少年玩伴。伟人说过，“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信然。后来我知道，那个“坎”就是所谓的“本命年”。

    累积的证据在不断叠加，“父亲要是36岁过不了，我咋办？我从哪里给父亲凑出一具棺木？”这问题就逐渐盘踞内心，驱之不去。那时候，乡下是没有什么娱乐的，全公社大村轮放的电影就是最重要的消遣，轮到附近的村子，半大不小的孩子乌泱泱就成了最忠实的观众，每一部电影都会追着看上好几茬。黄梅戏电影《天仙配》我就看了不下5遍，其中一句“董永卖身曾葬父”我大概永世不忘。我反复自问：董永可以卖身？我能卖给谁？别说那个时候乡下不可能有出卖劳动力的市场，即使有，以我10来岁除了放牛砍柴别无他长的瘦弱身板，肯定卖不出一副棺材钱。

    就在这样的纠结中，父亲“闯过了”36岁。我的忧虑却并没有减轻，倒似乎与日俱增。

    不管有关疗愈忧虑的自助书是否有效，“忧虑使忧虑者变得难以相处”这句“病象”的概况，用来观察我，可谓如合符契。“内心生活的嘈杂对于他人来说也是可厌的。”谁谓不然？鲁迅先生笔下那位颠来倒去逢人念叨的祥林嫂，谁不避之唯恐不及。这么想来，我的室友、我的同学、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的同事们，他们得有多么强韧的神经和宽阔的胸怀，才能包藏下我所制造的如许不快。

    《忧虑》一书包括四章。第一章作者定义并回顾了忧虑的简史；第二章思考了刚翻页的20世纪应对忧虑的策略；第三章讨论了“宏观的忧虑史中产生的那些当代问题”。前三章剖判了“忧虑”的不同征候并无情宣判了一应预案的破产，令人叹气。倒是最后一章，胪列了“忧虑”的诸多好处，予人慰藉。譬如最细微的：“忧虑者乐于独处，不需要被取悦。古典智能认为让人独自坐在一个房间里是最困难的事之一……忧虑者的脑中总是充满了对话、分析和反思，所以静坐或独自逗留对他来说并不会有太大的空虚感。”更何况“更多的不悦、更多的不快、更多的不满、更多的忧虑——这些都有其政治作用。而且，虽然看似矛盾，他们将有助于使不安全的未来变得更加安全”。在这个意义上，“忧虑者”简直可以比喻为健康社会肌体亟需的疫苗。

    18世纪弥漫欧洲的启蒙运动，伴随者工业革命对自然的“征服”，“科学”奏凯，“理性”高张，成为评判和验证个人、企业、团体乃至国家、文明合理与成功的唯一标准：“从信仰到理性的转向，是关于我们‘走向自我’的伟大西方故事，是关于个体性诞生的宏伟神话，是具有抚慰功能的叙事：关于自我的重要性以及正当的、完整的为自己着想的‘权利’。”在这个市场经济必然促成的买方市场里，个人可能也必须为自己做出选择，遗憾的是，个人极其有限的“带宽”，无从有效处理过载的信息，因此选择困难就成为普遍的忧虑缘由。更何况“我们生活在动荡、暴力和麻烦之中，其规模大得难以想象”呢。像我少年的忧虑，就肇因于58年的不熄炉火，不然，旧名柴山保的吾乡，山不高而林够密的，最不缺的就是树嘛。一句话，立足“理性”，像穆勒那样“相信由思想带来的正确观点最终占据上风”并一路促进全人类的福祉，没有那么肯定。不然，这个世界早该没有战火了不是？

    宏观的叙事，都建基于独立的个人之上，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因此，解“忧”仍得回到个人层面：“平常普通的忧虑使我们对实际上更可控的事务保持关注。它让我们重视平常普通之事”：一卷书、一炉香、一瓯热茶、一顿美食、一段旅程、一帧风景……这人间，虽然有种种不如意，依然有足够多愉悦身心的玩意儿，让我们分心，使我们“有免于陷入最糟糕的‘万一……？’境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