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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1年07月07日 星期三

    用四十年的时间,重读马克思

    杨耕 《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07月07日   10 版)

        《思考的痕迹——重读马克思的记忆和思考》,杨耕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即出

        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即《思考的痕迹——重读马克思的记忆与思考》,是从我的260余篇论文中挑选出来汇集而成的。与我的其他论文集不同,这本论文集是按照时间顺序编排的,时间跨度为36年,即1984-2020年,反映了我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心路历程及思想演变。

        如果把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概括成一句话,那就是,重读马克思。历史常常出现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即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某个理论以至整个学说往往在其身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运动和巨大的社会变革之后,才真正显示出它的本质特征、理论价值、理论局限,从而引起人们“重读”。马克思哲学的命运也是如此。20世纪的历史运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苏联的衰败解体、资本的全球化以及哲学本身的发展困境,使得哲学家们不由自主地把目光再次转向马克思,重读马克思。

        就我个人而言,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深重的历史灾难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的历史成就促使我重读马克思的。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经历了从马克思的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哲学史,从西方哲学史拓展到现代西方哲学,从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延伸到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深化到苏联马克思主义,然后,再回到马克思的哲学这一“原点”这样一个不断深化的求索过程。其意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到一个广阔的理论空间中去研究。

        在我看来,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只有把握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把握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变过程,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和本真精神,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在何处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被发展了,在何处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被误读甚至曲解了;只有把马克思的哲学放到西方哲学史中去研究,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对西方传统哲学变革的实质,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划时代的贡献;只有把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局限和伟大所在,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哲学为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萨特)。

        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又进行了社会主义思想史、政治经济学的“补课”。之所以进行社会主义思想史、政治经济学“补课”,是因为马克思的哲学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政治经济学批判密切相关。

        从马克思哲学的创立过程看,马克思对社会主义思想史、政治经济学以及历史学都进行过批判性研究和哲学反思,不仅德国古典经济学,而且英国古典经济学、“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以及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都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来源。

        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内涵看,马克思的哲学是在探讨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生成的,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既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主题,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命题;确立“有个性的个人”,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既是马克思哲学的终极目标,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原则。同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是经济理论,而且是资本批判理论,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马克思以商品为起点范畴,以资本为核心范畴而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本质上是一种存在论或本体论意义上的批判。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哲学批判不仅与意识形态批判密切相关、融为一体,而且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即资本批判密切相关、融为一体。

        精神生产不同于肉体的物质生产。以基因为遗传物质的生物延续是同种相生,而哲学思维则可以通过对不同学科成果的吸收、消化和再创造,形成新的哲学思想、新的哲学形态。正像亲缘繁殖不利于种的发育一样,一种创造性哲学一定会突破从哲学到哲学的局限。马克思的哲学就是这样一种创造性哲学。

        就马克思哲学理论本身的研究而言,我经历了从历史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再到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到唯物主义辩证法,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构,然后,再回到历史唯物主义这样一个不断拓展的思维进程。在这个不断拓展的思维进程中,我逐步认识到并最终得出一个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的总体认识,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而且是“唯物主义世界观”。我得出这样一个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的总体认识,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20世纪80年代,我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不是一个完整的哲学形态,而仅仅是马克思的历史观,即唯物主义历史观。1984年,我在《安徽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论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进程和思维逻辑》,在《江淮论坛》第2期发表《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结构和历史规律的学说,是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实际上,这只是重申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定义,只不过初步理清了“历史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两个概念的由来,只不过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中的“历史”包含着“社会”的内涵,只不过凸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包括社会结构,只不过从一个新的视角探讨了马克思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历史进程和思维逻辑而已。

        二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我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相统一的历史哲学。1988年,我在《社会科学》第7期发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现代发展的再思考》,提出了这一观点;1989年,我在《学术月刊》第11期发表《历史唯物主义现代形态的建构原则》,明确指出:历史认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生长点,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职能,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相统一的现代历史哲学。1990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2期发表《历史哲学:在哲学和历史学的交叉点上——兼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形式》,重申并深化了这一观点。但是,在这一时期,我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的关系这两个重大问题。

        三是从21世纪初开始,我对历史唯物主义有了新的总体认识。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世界观,其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哲学形态,马克思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2000年,我在《安徽大学学报》第5期发表《法国唯物主义的两个派别及其启示——兼论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意义》,提出从理论主题的历史转换这一根本点上看,唯物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形成三种历史形态,即自然唯物主义、人本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唯物主义世界观。2001年,我在《学术研究》第10期发表《重新审视唯物主义的历史形态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2003年,我在《河北学刊》第6期发表《历史唯物主义:一个再思考》;2008年,我在日本一桥大学发表演讲《哲学理论主题的根本转换和理论空间的重新建构》,详细论证并深化了这一观点。

        2016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第11期发表《重新理解唯物主义的历史形态及其革命性变革》,明确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所关注、所要解答的基本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以实践为出发点范畴去探讨人与世界的关系,必然使历史唯物主义展现出一个新的理论空间,一个自足而又完整、唯物而又辩证的世界图景。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而且是“唯物主义世界观”;由于历史唯物主义内含着“否定的辩证法”,因而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重新理解唯物主义的历史形态及其革命性变革》实际上是对我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总结、概括和升华,深入而全面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意义。

        这一时期,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总的结论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是同一概念,是对马克思哲学的不同称谓:把马克思的哲学称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为了凸显新唯物主义的历史维度及其彻底性、完备性;把马克思的哲学称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为了凸显新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维度及其批判性、革命性;把马克思的哲学称为“实践唯物主义”,是为了凸显新唯物主义的实践维度及其首要性、根本性。

        在我看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不是三个“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是“自然进化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实践唯物主义是“唯实践主义”,而是同一个“主义”,即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不同表述,从三个维度标示新唯物主义的“新”之所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不是三个“观”,即辩证唯物主义是自然观,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观,实践唯物主义是实践观,而是同一个“观”,即马克思的世界观的不同表述。在马克思的哲学中,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仅仅作为自然观和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仅仅作为实践观和理论基础的实践唯物主义,也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仅仅具有应用性质的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是高度统一、融为一体的。一言以蔽之,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历史、辩证、实践的唯物主义。

        这就是我重读马克思的心路历程及其结论。在这个过程中,我所追求的理论目标,就是求新与求真的统一;我所追求的理论形式,就是铁一般的逻辑,诗一般的语言;我所追求的理论境界,就是重构哲学空间,雕塑思维个性。这部著作所选的论文实际上记录了我重读马克思的心路历程,反映了我在不同时期思考的不同问题及其观点,展示了我所追求的理论目标、理论形式和理论境界,体现了我的哲学研究水平的过去与现在。

        无论哲学在形式上多么抽象,我们都可以从中捕捉到现实问题。所谓哲学的超前性或超越性,实际上是对现实中可能性的充分揭示和高度抽象。哲学史表明,任何一种有成就的哲学,无论从其产生的原因来看,还是就其提出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而言,都是非常现实的,都或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地解决了现实问题。马克思的哲学更是如此。重读马克思应该也必须与现实“对话”。否则,就会成为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

        作为一个中国学者,重读马克思不能忘记同中国现实“对话”。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我重读马克思以至全部哲学研究的目标,就是期望能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一块希望的田野,能为中华民族理论思维水平的提升做出应有的贡献。正因为如此,我深切地关注着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并撰写了一系列研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论文。从中,我挑选了《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国现代化历史中的两个里程碑》等6篇文章作为这部著作的“附录”,以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我重读马克思的维度。

        我的职业、专业和事业都是哲学,尤其是马克思的哲学。从1977年考入安徽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到今天,时间已经过去了40多年,自不量力地借用毛泽东的一句诗,那就是,“一篇读罢头飞雪”。40多年来,尽管我的思想处于剧烈的变化中,尽管我的“身份”处于不断的变化中,但我一直没有放弃哲学,一直在哲学这个荆棘丛生的领域艰难跋涉、艰辛探索。如果说当初我选择了哲学,那么,后来就是哲学选择了我。哲学教会了我如何实现自我发展,懂得我们都是“社会个人”,因而力图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求得个人的自我发展;哲学教会了我如何面对“过五关”与“走麦城”,哲学已经融入我的生命活动之中,成为我书写生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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